论胡瑗对《中庸》的诠释

胡瑗是北宋最早有专著对《中庸》进行诠释的儒士。从思想内容上说,胡瑗把《中庸》之"性"作"性善"解,并提出了"明心复性"、"节情"、"防邪"、"积善"、"博通物理"等修养工夫。这为后来的儒士,尤其是理学家重视心性之学的建构开启了先河。从诠释方法上说,虽然胡瑗对《中庸》的解释与郑玄、孔颖达有一致之处,但与郑注孔疏的不同之处甚多,这一不同引领了诠释新方向。从目的上说,胡瑗与范仲淹一致表彰与诠释《中庸》的根本目的是建构一套与佛老根本不同的价值观,进而复兴儒学。     

范仲淹的《中庸》诠释及其影响

进入北宋后,面对佛教的挑战,宋儒提出了多种应对措施。柳开、种放等士人继承韩愈的路线,欧阳修则从"礼义"上辟佛。与之不同,范仲淹继承了李翱的思路,通过发挥《中庸》的"内圣外王"思想对佛教加以批判。更进一步,范仲淹以此建构了以"道"为核心的儒学理论,并要求士人把此"道"内化为意识。这一思想的实质在于"内圣外王"既是行为,更是理念,这就为士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价值规范。在范仲淹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士人对《中庸》进行诠释,进而逐渐形成了《四书》学。     

吕大临的《大学》诠释——兼论其与张载、二程思想的关联

异于汉唐儒者偏重从治国角度对《大学》主旨进行概括,吕大临从道德修养角度将之归结为"大人之学"。在诠释架构上,他以《中庸》统摄《大学》。关于"格物""致知"的阐发,他则以声训方式继承二程训"格"为"至"的观念,并主张"致知,穷理"的新说,进而认为"穷理"乃致力于体会"万物一体"之境。综观其理论体系可知,吕大临对《大学》的创造性阐发与其重视道德修养工夫紧密相关。     

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传统经学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北宋二程的经学转向进一步揭示出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内涵。二程经学思想不啻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它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就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这又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注重德性实践,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论蔡清的四书学诠释

蔡清是明代理学四书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四书蒙引》对朱子的《四书集注》多有补充和阐发,以弥补《四书大全》作为明朝官学课本的不足。他在四书学诠释方面既注重训诂,也辨析义理,并且精细笃实,不仅继承了宋以来理学四书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还以"从道不从贤"的治学态度将其进一步向前推进,对后来理学四书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庸》仁学四境论——基于《中庸》文本解读的孔子仁学体系新诠释

孔子仁学即是儒学成德之教,其为学次第及境界内容以《中庸》论述最为完备,《中庸》可作为儒学成德之教的摄义,及诠释孔子仁学体系的恰当文本。抉择《中庸》宗要为"性道不二",以"性"、"道"两个概念展开阐释道之共相的体性义和道之殊相的差别事理义。《中庸》文本结构编排蕴含着孔子仁学的为学境界次第,可概括为"仁学四境"——性理境、仁爱境、智用境和不测境。性理境是成德之教的哲学基础;仁爱境是尽性成己的仁德之道;智用境是在礼义事理中开大成物的智德之道;不测境是诚通大化的中道圆融境界。《中庸》文本之谨严,义理之缜密,足以代表孔子仁学体系之纲领文献。     

《二程集》易说初探

《二程集》易说虽不全是程颐之语,但仍是研究程氏易学的重要资料．其中不仅记录了《程氏易传》撰作与传习之情况,而且畅论读《易》之方,推重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易学,要求学《易》先识卦义卦体,并对《周易》经传之义理多作发明,堪与《程传》推阐相发．且《二程集》易亦颇有可以雠校《程传》者,亦颇有可增补《程传》对《易传》未加阐述之内容．     

唐宋孟子诠释之演进与孟子升格运动

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主要是在古文运动的思想脉络中不断展开并最终获得朝廷肯定的,而其间士人对于孟子的解读也在不断转变。早期古文运动虽然认定孟子传道,但诸人实际上仍将《孟子》看作羽翼六经之作,并因古文运动的文学写作需求而重视孟子之"文",而古文运动对孟子最看重的一点,也是孟子升格运动获得朝廷肯定的主要原因,是孟子的排辟异端之功。随着庆历之后新儒学的不断发展,其对于孟子之"道"的探讨日益深入,孟子在"治道"上的贡献和在性命之学上的巨大诠释潜能都不断得以凸显,孟子精于治道和善说性命的两面在庆历以至于宋神宗的这段时期内呈现出一段时间的分裂,直到王安石新学和理学都努力连接"内圣"和"外王",孟子的这两面形象才逐渐绾合。此时,孟子之于"文"的启发性、《孟子》乃六经之羽翼的看法逐渐淡出士人的视野,且士人对孟子排辟异端之功的评价也有所转变,孟子逐步趋于全面圣人化,并最终取代颜子成为"亚圣"。     

“性无善恶”与“穷理尽性”——苏轼的《中庸》诠释解析

"中庸"是儒家哲学的基本概念,苏轼的诠释则是对以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发展之处为从本体论的高度来诠解《中庸》。他认为舜、禹、皋陶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庸"的境界,是因为他们能够"穷理尽性"。所谓"穷理尽性",就是认识、体察"道"之大全,而此"道"是宇宙之本原、本体。若能体道,就能"道济天下"。由此,苏轼既论证了达到"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又论证了"内圣"与"外王"的合一。当然,因苏轼理论自身的不足,其《中庸》诠释被理学家所超越是必然的。     

唐宋孟子诠释之演进与孟子升格运动CSSCI

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主要是在古文运动的思想脉络中不断展开并最终获得朝廷肯定的,而其间士人对于孟子的解读也在不断转变。早期古文运动虽然认定孟子传道,但诸人实际上仍将《孟子》看作羽翼六经之作,并因古文运动的文学写作需求而重视孟子之"文",而古文运动对孟子最看重的一点,也是孟子升格运动获得朝廷肯定的主要原因,是孟子的排辟异端之功。随着庆历之后新儒学的不断发展,其对于孟子之"道"的探讨日益深入,孟子在"治道"上的贡献和在性命之学上的巨大诠释潜能都不断得以凸显,孟子精于治道和善说性命的两面在庆历以至于宋神宗的这段时期内呈现出一段时间的分裂,直到王安石新学和理学都努力连接"内圣"和"外王",孟子的这两面形象才逐渐绾合。此时,孟子之于"文"的启发性、《孟子》乃六经之羽翼的看法逐渐淡出士人的视野,且士人对孟子排辟异端之功的评价也有所转变,孟子逐步趋于全面圣人化,并最终取代颜子成为"亚圣"。     

以政教为本:论北宋《洪范》学的义理化转向

在北宋《洪范》学上,张景、廖偁、胡瑗、苏洵、王安石、曾巩等诸儒,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以政教论取代汉唐的五行灾异论,将《洪范》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阶段。这种义理化的《洪范》学的兴起,既形成了宋代《洪范》学以义理解经的基本诠释方式,同时也为南宋《洪范》学奠定了以"皇极"为中心的诠释结构。     

《中庸》对孔门仁学的新诠释

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最为根本的实践工夫和最为核心的诠释原则。《中庸》本忠恕之道将孔子仁学做了新的诠释。其中,"中庸"含两义,即对中和之情的运用和中和之情的效用。就前者说,中庸就是忠恕;就后者说,中庸就是由忠恕而达到的仁境。中和之情乃是人情本然之规律,但必须以慎独工夫来维持。由慎独而至中和的工夫,即同于由忠而恕的方法。"诚"是子思从慎独工夫中自然转出来的观念。诚强调成己成物的统一,即体现了忠恕一体而仁的精神。《中庸》的主旨与孔门仁学一脉相承。     

释“忠恕”与“一贯”

《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临川学的性命之理及后期衍化

前期王安石之学被称之为"临川之学",建构性命之理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主题.临川之学注意将《周易》的天道论与《论语》《孟子》《礼记》的人道论结合起来,以建构新儒学的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此时王安石赞同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源于他对儒家内圣之学的追求.尤其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崛起,内圣之学有利于提升士人的人格自觉,推动士大夫主体性精...     

论王船山《老子衍》的诠释进路

王船山对老子的定位是"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而他撰写《老子衍》的根本目的则是要把他对老子之学的批评坐实到对《老子》文本的具体诠释中,以呈露其运思理据,摧破其荒诐不经。为此,他从两个进路展开对《老子》的诠释:一是"衍其意",即以解说原文含义的方式推衍文本之外老子诡深的真实思想意图;二是"求其用",即通过曝显由形上之"道"导出的功用之"术"的权谋性,反过来批驳老子之"道"乃至其全部思想的实质。船山对《老子》所作的思想意图诠释与实际功用诠释,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正学"与"异端"的视域对峙,以及诠释者与诠释对象之间的疏离和紧张,而非船山对《老子》客观、内在的理解。     

论陈景元对《老子》思想的诠释与发挥

本文从道气本体论、人性论、社会政治论等方面对北宋著名道教学者陈景元的老学思想作了简要的分析,认为陈氏老学不仅是唐代重玄学在北宋之延续,而且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对二程理学的建构起了重要的作用。     

论朱子的《尚书》学诠释思想

朱子对于《尚书》并未有专书论之,但他对这部经典却有着精深的理解,对《尚书》思想的诠释是深刻的。朱子在治《尚书》的过程中,不仅重考证,而且重义理。训诂考证方面,在朱子的《尚书》学中主要是对伪《古文尚书》及《孔传》、《书序》的考证辨伪;在义理阐发方面,朱子提出治《尚书》要"求圣人之心",并强调重在以义理解之,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可以说,重义理阐发而又不废章句训诂是朱子对《尚书》经典诠释的原则。     

论程朱之“权中”观

"权"与"中"的关系构成经权思想的关键内容,自先秦而汉唐,对"权中"关系的阐发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孔子首先将"权"与"中"并置;孟子则提出"执中而权",丰富了"执中"思想,并真正开始将"权"与"中"联系在一起;王通以权义并举而归于中;柳宗元则统一经权而归于中。但是,真正将"权"与"中"作为一对关系紧密的范畴来研究的则始于二程,并接续于朱熹,"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等提法与宋儒对《四书》(特别是《中庸》)的重视密切相关,以《中庸》之"时中"来阐释《孟子》之"执中而权"符合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契嵩的《中庸》诠释

北宋中期,《中庸》作为"性命之书"已为儒士广泛接受,并发挥《中庸》的思想以回应佛教的挑战。因此,契嵩也解《中庸》与儒士辩,一方面,援儒入释,通过对《中庸》的"性"、"中庸"等概念的分析,强调了儒释之同,以调和儒释关系;另一方面,并没有改变佛教的立场,从多个层面证明佛道高于儒(含《中庸》)道,进而以佛教统括儒、道。既然《中庸》所讲的道理都比佛教低,那么以此来治心或治身所能达到的境界自然是低层次的。     

经典诠释与秩序重建——董仲舒如何借《春秋》诠释重建政治秩序

在传统社会,政治和思想体系的构建常常要借助于经典诠释。经典的精微奥义在不断和不同的诠释中延伸、变幻,彰显出鲜活的生命力和不朽的魅力。对《春秋》的诠释,更是因为构建政治新秩序的功用和需要而被置于政治变革的理论前沿。秦汉君主政治体制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对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的诠释。公羊学大儒董仲舒在这一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首先以"《春秋》当新王"开启了"为汉制法"的制度建设路径,其后又借助对"大一统""天人感应""通三统""五行之义"和"大复仇"的创新性诠释,呼应当下社会,在贵族政治崩溃之后,参与创造性地重建新的君主政治秩序和思想体系。在需要创新的时代,很好地完成了政治和思想创新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