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传播的情境、内容、传播者与受众特征及相关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什么样的谣言更容易获取信任、得到传播？面对谣言,为何有人理性批判,有人则毫不犹豫地点“赞”、转发？这是大众和研究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主要从情境、内容特征、传播者与受众特征这三个维度论述了影响谣言传播的因素。从情境特征来看,谣言在模糊且具有潜在威胁的情境中更易传播,封闭的舆论场也助长了谣言传播;从内容特征来看,包含适当情绪内容、针对特定对象的谣言更易得到传播;从传播者与受众特征来看,一方面,可靠消息源会增强人们的传播意愿;另一方面,受众的认知局限、人格特质、动机、价值观等,均可能造成认知偏差或歪曲,助长谣言传播。以往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法,今后需要更多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研究,从行为和神经层面深入探讨谣言传播的机制。最后,社交媒体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计算传播学等交叉学科的发展,为谣言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基于不公平感的谣言对转基因风险评价的影响

谣言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但其传播过程的"心理黑箱"还是缺乏探索的问题。在情绪评价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对照实验,通过转基因食品情景模拟来考察不公平谣言及辟谣行为对风险认知评价及情绪的影响。结果表明:(1)转基因风险评价产生的情绪可分为后果型和伦理型;(2)不公平感会导致更强烈的伦理型及后果型情绪,并使得被试倾向于高估转基因风险;(3)辟谣对转基因风险评价能起到一定干预作用,但不能完全抵消谣言对情绪的影响。     

谣言传播的影响因素及动机机制研究述评

谣言是指一种据称真实但未经证实的普遍流传的说法。谣言会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而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行为。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既受到个体水平上的认知和情绪变量的影响,也受到群体变量及情境变量的影响。个体传播谣言的心理动机包括寻求事实、关系提升和自我提升。谣言在突发公共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中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在群体性事件中谣言的传播、扩散会使矛盾更加激化,冲突进一步升级。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查影响谣言传播的群体因素,从群体动力学的角度探究谣言传播的心理机制,并考虑谣言在突发社会事件中传播的特征。     

重大疫情中网络舆论公信力及其伦理构建——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研究

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暴发对网络舆论的公信力带来了巨大挑战,以实证调查和伦理思辨的方式探究并反思重大疫情中网络舆论的公信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流媒体、政府发布和自媒体是此次网络舆论传播的三类核心媒介,三类媒介在信用水平上呈现出集体性的信用焦虑,其根源在于"永远有待完成"的道德本性以及传播语境变革下诸媒介道德准则践行的不足,在信任度上则表现出差异性的信任困局,其症结在于诸媒介伦理信念在场状态的不同,"信用—信任"机制的生态失衡最终加剧了网络舆论的公信力风险."理念—行动"方案路径的提出将有助于重大疫情中网络舆论公信力的伦理构建.     

大学生的社交网络行为及其与人际信任的关系

采用自编社交网络使用情况调查问卷和人际信任量表(ITS)对在杭高校35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大学生社交网络行为的卷入程度分为网络功能、网络卷入、网络表现和网络动机四个维度;(2)女生在社交网络行为及其各子维度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3)网络卷入程度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大三得分最高;(4)人际信任与网络动机及社交网络行为总分显著负相关,熟人信任能负向预测大学生的社交网络行为。     

网络谣言刑法治理的反思

网络谣言本质在于其信息内容是未经证实的似是而非而绝不是虚假。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别是恶意的网络诽谤等相关行为,客观上给公民个人、社会秩序甚至是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具有刑罚的当罚性。我国的现有刑事立法客观上存在治理网络谣言的漏洞,而司法机关在应对网络谣言过程中,对刑法进行了补漏性的创设性司法解释,破坏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这种状况暴露了当前对网络谣言零容忍态度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网络谣言正作用的视而不见,并进一步导致盲目动用刑法手段治理网络谣言的错位并进而产生刑法的结构性危机。实际上,在所谓的"不当"行使言论的自由与犯罪之间应当留下合理的缓冲空间,使得某些即使是"不当"行使自由的行为也不用面对承受刑事责任的危险。     

呼吸道传染病疫情背景下的民众社交距离保持行为

自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疫情背景下的社交距离保持行为成为了一个受到关注的新兴问题。民众遵守社交限制措施和主动扩大社交距离对遏制呼吸道传染病疫情非常重要,而这些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受到疫情情境、疫情相关认知和情绪、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个体心理特质影响。疫情情境方面,疫情严重性与民众报告的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可能受到时间进程的调节;社交距离保持行为还存在地区特异性,疫情首发地民众遵守社交距离保持意愿和行为更主动、更持久。其次,疫情相关认知和情绪方面,疫情知识,感知到的疫情风险性、严重性、可控性和主观规范,以及恐惧、担忧等负面情绪均可预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第三,作为社会文化背景的不确定性回避程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等因素,可能对民众在疫情背景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及心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最后,个体认知特征中的自我控制、认知需求水平与自我效能感可正向预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显示出社交距离保持行为中需要个体主动努力做出决策的部分;情绪动机特质中的健康风险回避倾向、厌恶敏感性、亲社会动机,社会认知视角下对科学和政府机构的信任,均可影响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并且人际信任水平对社交距离保持行为模式时间进程具有调节作用。 上述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可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保护动机理论和行为免疫系统理论进行解释。其中,计划行为理论和保护动机理论强调个体对行为情境、成本、结果、他人反应的有意识感知、计算等高认知资源需求的活动。而行为免疫系统理论主要强调在传染病威胁下自动化水平的感知和行为改变。三个理论从有意识加工和自动化加工两个层面共同支持疫情背景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存在威胁管理机制,是目前社交距离保持行为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向。其次,保护动机理论所强调的应对评估、计划行为理论中的知觉行为控制要素,以及近期研究所发现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控制、认知需求水平对社交距离保持行为的预测,均提示可能还存在独立于威胁管理机制之外的自我效能感机制影响社交距离保持行为。最后,计划行为理论所强调的主观规范要素有利于解释社会文化背景及亲社会动机、社会信任等因素的影响,结合近期有关疫情污名化和社会分类相关研究进展,我们提出,疫情背景下的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可能还受到社会认同机制的影响,整合社会认同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有助于更综合地体现个体与群体、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情绪认知过程及其与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体心理特质的交互作用,构建双系统模型,例如基于熟虑-冲动双系统模型,整合社会认同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结合追踪及实验研究,明确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疫情背景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的内在机制。     

守正修德：网络谣言的伦理焦虑及其消解机制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谣言变得俯拾皆是。作为社会转型期的一种伴生物,网络谣言在某些时候虽然有利于帮助了解舆情和表达民意,但更多时候却扰乱了社会公序良俗,不仅引发了社会信任危机,破坏了社会公德,还加剧了现代人的价值迷失与精神困顿。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网络谣言之所以如此泛滥,与社会矛盾和风险引发的心态失衡、官方信息处理机制的政治伦理缺失、网络媒体商业利益与道德责任的失衡以及网民道德主体的缺失与价值理念的偏差有着直接关联。因此,我们应该转变思路,将网络谣言纳入到伦理语境中,对其进行深刻的观照,并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建立相应的伦理机制,积极进行伦理救赎,消解网络谣言引发的伦理焦虑,从而维护我们共同的网络道德净土。     

非常时期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和应对策略

随着知识经济、信息化社会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信息呈爆炸式增长。谣言作为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对处于非常时期的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对非常时期的众多典型网络谣言案例进行剖析，透过社会心理学、管理学、传播学等视角探讨非常时期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以及应对策略。     

社交媒体中自拍相关行为对身体映像的影响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其中自拍是社交媒体上常见的以外貌为核心的信息。研究发现, 自拍相关行为与用户的身体映像密切相关。社交媒体上的自拍相关行为包括自拍投入、自拍操纵、发布自拍、浏览自拍和自拍反馈投入等。由于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兼具信息发布者和接收者的双重身份, 所以可以将自拍投入、自拍操纵和发布自拍归类为发布者的主动性自拍行为, 将浏览自拍、自拍反馈投入归类为接收者的反应性自拍行为, 同时可以从主动性和反应性两个视角分析自拍相关行为对身体映像的影响, 并将作用过程分成身体监测、标准内化、外貌比较, 然后从个人、人际、环境三个层面列举可能影响自拍相关行为和身体映像的关系及作用过程的因素。未来研究可以从丰富被试取样、优化研究设计、细究自拍行为、关注调节变量和环境因素等方面进一步探讨自拍相关行为对身体映像的影响, 并从理论层面探讨网络空间中建构自我的过程。     

网络社交媒体使用与老年人孤独感关系的元分析

已有研究从不同理论视角考察网络社交媒体使用和老年人孤独感的内在联系,但结果不尽一致。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探讨,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对检索后获得的39项研究(49个效应值)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网络社交媒体使用与老年人孤独感、情绪孤独感和社交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网络社交媒体使用与老年人孤独感的关系受到网络社交媒体测量指标和孤独感测量工具的调节作用,但不受性别和文化背景的影响。本研究为老年人网络社交媒体使用与孤独感的关系提供了较为精确的估计,也澄清了二者相关性大小和方向不一致的分歧,对于引导老年人合理使用网络社交媒体进而缓解孤独感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来探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网络社交效能的中介作用以及自尊的调节作用.采用整群抽样法对43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网龄对网络人际信任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网络社交效能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网络社会支持通过网络社交效能对网络人际信任的间接效应受到自尊的调节.对高自尊个体而言,网络社交效能起部分中介作用;对低自尊个体而言,网络社交效能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只有直接作用.     

工作场所社交媒体使用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基于人际关系视角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分心冲突理论,本研究探讨了社交媒体使用对员工工作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通过“领导者-下属”配对的问卷调查法对147名员工进行调查,采用Bootstrap检验对模型中的多重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1）社交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员工工作绩效各维度间显著正相关;（2）社交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对工作绩效不同维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增加人际信任对工作奉献和任务绩效产生影响,通过缓解关系冲突对人际促进和任务绩效产生影响。     

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有关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的研究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热点。随着群体理论的发展,研究者的研究视角逐渐从个体(individual)转向群体(collective),关注层级结构的群体(hierarchical groups)中,管理者或管理机构(权威)的特征和行为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其中,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和公正感(fairness)是影响个体态度和合作行为的重要变量。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也可以看作权威信任的一种,即在社会背景下,公众对社会管理权威(政府机构)的信任。未来研究应尝试在实验室里对政治信任的作用和机制进行探究,并进一步探究公正感在政治信任对态度及合作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青少年网络行为与社会性发展的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青少年网络行为与社会性发展的关系。方法:采用网络行为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和社交焦虑量表对692名青少年进行研究。结果:(1)青少年网络行为与主观幸福感和社交焦虑相关显著;(2)主观幸福感和社交焦虑在网络成瘾与非成瘾之间差异显著;(3)网络成瘾与非成瘾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和社交焦虑的影响因素不同;(4)影响网络成瘾与非成瘾青少年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变量不同。结论:网络行为对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不同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理论, 本研究探讨了两种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对员工工作绩效影响的内部作用机制, 进而分析两种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效果。通过369份“领导者-下属”匹配数据, 研究发现：(1)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均促进员工工作绩效; (2)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均通过工作投入影响工作绩效, 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还通过关系冲突影响工作绩效; (3)社交媒体的工作使用和社交使用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存在相互替代关系。本研究结果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视角, 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同时通过比较分析为组织管理社交媒体使用提供了新思路。     

机遇与挑战:从网络争议看中医药网络舆论引导

网络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医药在享受科技红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冲击,面临严峻的舆论形势。通过列举中医药领域热点舆论事件,对比中医药网络舆论构建的场域与理想的"公共领域"之间的差距,研判当前中医药网络舆论导向存在的现实偏差,不仅没有理性民主辩论,相反,谣言和不实信息不受辩驳地存在,甚至有可能反转公众对于中医药的认识和态度,进而提出网络争论是一个有待开发和规范的传播中医药的有效途径,并从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探讨加强中医药网络舆论引导的必要性和合理的引导对策。     

认清谣言 分辨真伪

正如今,基督徒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不少弟兄姊妹都通过网络增长见识,促进了灵命的成长。但很多事物都有两面性,网络虽然丰富了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但一些不靠谱的谣言也充斥其中,影响了信徒的成长。教会内谣言的产生既有异端邪教、伪基督教公众号的蓄意造谣,也有某些信徒出于福传热情而编造故事;而谣言之所以传播,有些是因为传播者恶意为之,有些也与某些信徒的善意有关,他们是出于好心却做了坏事,转发了不靠谱的信息。     

移动社交媒介使用行为对青少年友谊质量的影响:网络自我表露和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随着移动智能设备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移动社交媒介已日益成为人们网络活动和人际交往的新平台。为考察移动社交媒介使用行为、网络自我表露、网络社会支持和友谊质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473名青少年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1)移动社交媒介使用行为会对网络自我表露和网络社会支持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网络自我表露会对网络社会支持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网络社会支持会对友谊质量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2)移动社交媒介使用行为可以通过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对友谊质量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还可以通过网络自我表露和网络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友谊质量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     

网络购物中的信任

信任是委托方基于积极期望自愿接受受托方行为的意向。网络购物中的信任可分为信任倾向、制度信任、信任信念(商家信任)和信任意向。个体经验、个性倾向和认知影响信任倾向; 网络安全机制建设和独立的第三方服务影响制度信任; 网站使用体验、商家信誉和商家规模影响信任信念; 信任倾向、制度信任、信任信念三者共同作用于信任意向, 进而影响信任行为。未来的研究应关注网络购物信任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文化对网络购物信任的影响, 消极事件后信任重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