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智的目的性——亚里士多德论营养与生殖

当代生命哲学要求重新理解生命自身的目的性与统一性,它们都指向了亚里士多德这一共同源头。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营养灵魂是一种基础性的灵魂能力,它又有（狭义的）营养灵魂和生殖灵魂之分。理解它的关键在于论证两种能力的统一性并揭示其形而上学意蕴。（狭义的）营养灵魂和生殖灵魂之间构成了一种“不一不异”的关系,二者形成一种闭合循环,保证了生命体的“生生不息”。同时,对于今天的生命哲学而言,亚里士多德营养灵魂学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无心智的目的性,这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把握身心关系与生命的完整性。     

技术、空间与生命伦理场

技术在空间之中的构境,深刻影响着空间的在世形态和表征方式。空间与技术之间的重要关系,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改变,对其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正确审视各类空间问题,同时亦是反思时代伦理症候的重要切口。伴随着技术文明的阶段性演变,技术之于空间经历了改造、生产、控制直至渐趋失控的过程。当空间由技术所掌控,其所过度追求的机器化、功能化和程式化,将会逐步吞噬"人在其中"的生命情境,从而使得空间成为"非人化"的存在。为此,有必要在空间的"技术"之外,适时注入"人性"这一维度,其指代以充满生命关怀的德性意识来反观人之存在的空间,是一种融合了良善意志的生命伦理场。     

灵魂作为内在形式：亚里士多德对灵魂与身体的质形论理解

亚里士多德对灵魂与身体关系的理解模式是质形论的(hylomorphic),灵魂作为形式是潜在地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现实性。但是,有学者指出这会导致潜在地有生命的身体就是现实地有生命的身体的矛盾,这也就是阿克瑞尔难题(Ackrill’s Problem)。本文通过对《论灵魂》和《形而上学》中一些核心文本的分析,尝试证明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发明两种质形论来解释人造物和生命体,而是认为生命体是在一种完美的意义上展现出质料和形式的必然结合,而人造物是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展现出质料和形式的偶有性结合。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人造物的形式是外在于自身的,来自于有此技艺的专家心灵,而生命体的灵魂作为形式是内在于身体之内的;因而,与之相应的质料的潜在性也就有所不同,人造物的质料是适合于实现其功能的切近质料,而生命体的质料则是潜在地能够进行生命活动的自然躯体,灵魂作为自然躯体的内在形式就是现实活动,是其生命活动的原因与本原。     

生命的叩问

人的生命既然是上主赋予灵魂之后显示其生命的真，那么对于生命的思考就不会仅仅局限于肉体，若追问生命的价值何在，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大概不会回答为肉身享受之事，那么，对于生命的真正内核的叩问，那就是只有叩问灵魂更为上策了。 灵魂是看不的，如何去叩问？然而，灵魂却被更多的人们赋于美好、高尚的赞誉之词更是证明灵魂的价值所在，当然龌龊灵魂者与小人出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中，人是所有动物中更具理性思维的生命之物，是群居动物。甘居寂寞还是走向欢悦，无非是因人而异罢了，但有一点，无论你是前呼后…     

希腊悲剧的无憾与和谐之美——浅析温克尔曼之“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在古希腊人的文艺观中,真正的美来自于生命的无憾与和谐,伟大的灵魂应当与既定的清晰的人生轨迹相契合。雕像《拉奥孔》所表现出来的庄严与静穆的力量和深刻的人性之美,不仅体现了温克尔曼的那句"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而且体现了一种由无憾而生的和谐之美,暗合了希腊悲剧的真正精神。     

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及其意义

一、政治哲学的衰落与复兴肇始自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政治哲学不仅追求知识而且追求德性,不仅追求德性而且追问德性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是一种关于人类应当怎样生活的智慧。它的目标是对政治事物进行善恶之别、好坏之分的价值判断,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可是,19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日益突出的成就,其方法论原则也日益渗透到各个知识领域并逐步占据统治的地位。这就使以探讨政治事物的价值和意义、追问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为目标的政治哲学陷入了知识合法性的危机。科学主义的知识论原则不承认…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哲学研究的三重启示

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造成了政治哲学研究方式的窄化,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则为探索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三重启示。就关注问题而言,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延续了近代政治哲学对权利问题的关注,而生命政治学则提示了关注权力问题之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和意义。就论证方式而言,近代政治哲学和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秉持自然论证的论证方式,而生命政治学则诉诸历史论证方式。就立论基础而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作为理性主体的个人为其基本前提,而生命政治学则关注主体的生命性特征。反思生命政治学对政治哲学研究所带来的三重启示,不仅为推动政治哲学研究突破原有视域提供了理论启示,同时也为思考构建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基本范式的、合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人性结构与管理性质

<正>任何管理实践的推进与管理思想的演化都离不开对人及其本质的认识。那么,管理与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澄清这一问题必须考察管理中的人性是如何展现的,进而探讨为确保了人在管理实践中的主体性及目的性,人性对管理实践应当有哪些内在规定。一、管理中的人性考察:反思与批判现代意义的管理学诞生仅有百年,但管理活动伴随着人类同时出现。人类在探寻良好的治理之道的过程中,对人性提出了种种假设,并在以人性假设为前提的各种管理观念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活动。     

黄宗羲“君臣”观辨析

中国古代政治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与伦理的结合。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基本原则,从而使其政治思想建立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而没有简单停留在君仁父慈的伦理模式之上。在此前提下,黄宗羲对传统的君臣父子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是不同的,从而动摇了君主家天下的伦理基础,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君臣之间应该是一种由民而联结起来的师友关系。黄宗羲的思想超越了韩非的非道德政治观,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政治观转变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     

政治美学与马克思的人学重构

柏拉图政治哲学的重大创意之一,是通过最美人性去反思"存在本身的完美性",并指出最美人性不是现实的人,而是对人的概念的彻底理解;哲学是创造人性之美的方法,即创造关于人之为人的知识的方法。柏拉图以此将政治哲学变成了政治美学。马克思把"在自由联合中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当作人的更高存在的概念,从而把现代政治哲学重新带入对最美人性的思考,恢复并光大了柏拉图政治美学的原初问题。但马克思对人的思考采取了与柏拉图不同的路线,即不是悬搁现实的人去直接呈现人性之美的概念,而是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反思性规定去超越现实性。     

浅探荀子性"恶"伦理观的理论内核

荀子立足于现实的利益关系,挖掘"性"、"伪"关系矛盾展开其伦理思想。于是人性与礼义道德之间构成一对矛盾体:道德总是基于人性并不断验证人性恶的存在;人性总是背离道德又不断服从道德,实现对恶的超越。接着他提出"众人之伪"的道德层次论,实现"性"与"伪"的统一:"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而天下治";并在其中显现"恶"的自我否定性,凸显了其辩证思维和理性批判精神。可以说,这一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是弥足珍贵的。在两千多年之前,没有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致思倾向、概括能力,是无法提出如此深刻的人性思想的。     

政治的去道德化努力——韩非对政治与道德关系之思考

在战争四起、社会动荡的诸子时代,政治的正当性与有效性是诸子无可回避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与儒家对于道德在政治治理与政治行为中之价值的充分肯定而表现出的泛道德化倾向不同,也与道家因对"道"的推崇与服膺而对政治治理与社会管理的理解呈现为一种超道德化的立场不同,有鉴于对人性的不信任及道德在政治运作当中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韩非的思想彰显了一种去道德化的政治理论建构之努力。当然,关于道德、习惯与法律,我们应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它们,并让其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     

赤裸生命、例外状态与命运共同体——论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困境及其解决

阿甘本以赤裸生命和例外状态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其生命政治哲学。阿甘本认为,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是,人的生命被政治化,人变成了神圣人,人的生命变成了赤裸生命。而这种赤裸生命所存身的空间就是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现代政治治理的典范,而例外状态又以集中营为其典范。阿甘本的现代生命政治理论是对极权主义和现代政治的批判,它揭示了现代生命政治的困境,并试图用形式生命和共同体的建构来解决这一困境。面对阿甘本所提出的现代政治的困局,只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打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壁垒,才是彻底解决生命政治提出的困局之路,也是通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心灵美的哲学反思

心灵美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美,是人本质力量的彰显.作为一种永恒价值,它已不再仅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为衡量标准的传统心灵美,它更是一种生命的情怀,是一种自由的境界,是一种饱含情感的人性美.在我们物质生活愈加富足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反观自己,反省自己,反思人性,而不应在物欲中迷失自己,迷失本心,要让心灵之美引导我们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分歧者》生命政治实验的人类学意义

作为青春科幻类"反乌托邦"流派的新典范,《分歧者》系列在"反乌托邦"文学谱系中的亮点,在于其基于性格原型进行的社会分类与生命政治实验所带来的社会反思。在遥远未来的芝加哥城,人按照五种美好品质分为五类,其中不属于任何一类而又兼具多种品质的被视为危险的分歧者。但随着故事的推进,分歧者的身份是多重和变化的。从人类学视野看,"分歧者"从社会分类禁忌的"异类"、社会秩序的威胁者和任人宰割的"赤裸生命"逆转为生命政治实验的终极目的——人类的拯救者,在带来故事情节的柳暗花明之时,亦重复着人类文明故事的亘古原型:蕴藏着生命无限潜能"异类"的,既是社会秩序失范的"危险"力量,也是开创新秩序的中流砥柱。     

梵蒂冈博物馆:基督教人文精神的一种艺术表达

梵蒂冈博物馆缘起于天主教把艺术作为人类灵魂最崇高的天赋之一加以鼓励的理念,形成于天主教界与艺术家的宗教理想与艺术追求的积极交织,而其藏品内涵则体现了宗教信仰之中对人性之崇高与尊贵的回归。本文追溯其缘起,考察其形成过程,阐释其藏品内涵。笔者认为,梵蒂冈博物馆的产生与发展是基督教人文精神的一种艺术表达。     

儒家德政思想的理论逻辑

正自孔孟肇始,如何构建理想的道德化政治秩序成为儒学致力探讨的一大主题,并形成了儒家特有的"德政"思想。传统儒家德政思想内涵丰富,对"谁来执政"(君子群体与圣王)、"如何执政"(为政以德)、"执政状态"("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圣王气象)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进行了回答。"性善论"作为一种美好的"人性期待",是儒家德政思想的逻辑起点。儒学对"人性"问题的总的立场以及对"人性"发展的理想期待是"善",     

席勒的审美思想及其哲学关联

卢梭创造了自然的人性,席勒将这时代的灵魂带往世界,赋予自然以生命。自然的人性在其作用中成为人性的自然,其法度是美和崇高。在审美尺度下的世界呈现为理想,美的人格是理想世界的公民。艺术作为知的形态与哲学交相辉映,共同谱写时代的真善美的篇章。     

政治的优先性及其限度——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理论预设的反思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不仅是只在政治的范围内、而且是直接在政治的范围内运作,因而除了主张政治的独立性,它事实上还同时预设了政治的优先性。但由于政治与人性的内在关联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共识,疏离于政治与强调政治的优先性就成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思路。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政治的优先性,是要优先考虑政治的背景制度和合理的政治关系,因为由此构成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人们应当共享的、内在的政治之善。但政治的优先性被限制在正义问题的理论建构方法与思维方式上,它并不在实质性的正义原则中对公民课以积极参与政治的责任,这就使得《政治自由主义》在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思路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     

决策中的道德：神圣价值之权衡

神圣价值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是道德共同体认为具有超验意义的价值，且其他价值不可与之进行比较、权衡。人们在决策中如何感知神圣价值关乎决策结果。基于神圣价值保护模型，本文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权衡及其决策结果，探讨了禁忌权衡如何导致道德义愤和道德净化，悲剧权衡如何导致决策惰性，并对神圣价值保护模型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神圣价值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以及神圣价值与道德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