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缘构境:中国医疗伦理生活的空间构型

中国传统医疗生活中,具有一种"随缘构境"的现象学处境或机制,医学道德紧密整合于社会伦理秩序之中,医病双方既因应于特定的医疗专业规范与社会文化规定灵活选择活动模式,又随着医疗进程的演变而不断修正自己的生命体验和道德观念。今天中国人的医疗生活仍然延续着这一传统特征,对其进行认真的梳理和研究,是重建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关键环节之一。     

老子“德”的内在意蕴及其现代阐释

在老子那里,"德"的含义不只是停留在伦理范畴之中,而且是通达道的一种途径。老子在阐释"德"的意蕴的论述中包含三个不同的向度,简单来说,就是从"有"而至"无有",进而达到"无无",也就是道的本来样态。这是"德"的形上层面的路径。落实在实践层面,则由初始的"有言之教"到"无言之教",最高的德要引发个体自身的创造性,这是老子对至德的独到理解。这三层思想是由老子对"德"的层层上升的理解所构成的。如此把握老子"德"的含义,才能将其道德观念落实到当前时代背景下的伦理生活之中,使人们能够实现自我栽培,觉察自己的本心,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老子道德观念的根本要义。     

“羞恶之心”与道德之源——兼论孟子人性善的自我捍卫机制

"羞恶之心"在孟子思想中同"恻隐之心"一道,构成着人之道德情感的本源根据,乃本心之一体两面。儒家的羞耻心并非植根于"同情",而是一种"通情",因而,"羞恶之心"的立足点既非利他主义,亦非利己主义,而是一种建立在"通感"基础上的、非对象性的"痛感"体验感受。"羞恶之心"作为人的道德本源性力量,本具先天性与固有性的特点,后天的礼乐教化在本质上乃是先天"羞恶之心"的外化显现形式。"羞恶之心"的这些特征为儒学中的德性自足论与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构成了人性本善的自我捍卫机制。     

伦理叙事激发情感共鸣的机理探究

通过伦理叙事实现情感共鸣,是古今中外普遍认同的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伦理叙事发挥德育功能的根本原因在于,言说者以经验世界的范例激发了听讲者的情感共鸣。但是,伦理叙事激发情感共鸣的机理需要科学的揭示:为什么事实叙述可以激起主体之间的情感性反应和价值性回应。伦理叙事是在情景创设这一场域下,对受教育者进行价值引导,促进生命主体形成内在的伦理体验。伦理叙事产生情感共鸣的机理是:"塑形""传神""会意"的三维联动,即由情景创设形成情感共鸣之场域共振,叙事者的价值引导回应主体情感共鸣的内隐诉求,主体间隙的内在伦理体验形成情感共鸣的主观检视。     

翻译伦理的多元论与一元论

翻译伦理有"多元论"和"一元论"之分。"多元论"从文化间性理论出发,将翻译伦理当作动态的,情景性的概念,认为翻译事件的意义取决于翻译的处境、功能以及翻译与其接受者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却混淆了翻译伦理和一般的实践伦理之间的区别,忽视了翻译伦理的普遍性和恒常性。与此相反,"一元论"以"再现伦理"为代表,强调翻译的"语言性"本质,主张译者行为回归翻译本体和翻译对象(源语文本)的语义范围,却忽视了翻译事件的历史性与情境性,以及由此衍生的翻译伦理的多元和动态。多元论和一元论因视角不同,方法互异,而各显利弊,共同构成了翻译伦理的整体景观。     

自主的能力与“人成”的困难——荀子人性论探赜

荀子人性论不仅是目的论,更因主体择善的偶然性与习善的过程性,成为一理想。人性中无先天之善,却先天禀有为善之能。通过积习礼法,善性由外到内的化成,此即"内化的生成、生成的内化"。善不积不成,性不为不化。善性乃"性伪合"之再生,因与初性或"朴"性内容相异,我们称之为"第二性"。荀子之性非静态的善恶规定,而是动态的过程。由"朴"性到"第二性"依赖"化性起伪"。此工夫必然经由人心的先天结构,通过外在礼法对人的规范与指导而最终实现"性伪合"的善性。善性乃被构造或综合的再生,而非当下的直接呈显。善性的形成过程有两个困难:圣王与礼法制度何者在先、人在当下不能必然选择善。     

“德”“性”之辨——《庄子》内篇不言“性”释义

《庄子》内七篇本不言"性",但学者普遍认为内篇之"德"即"性"。然而,庄子在诸子竞相言"性"的思想氛围中不言之,更应被解读为学理上的自觉选择。"德"与"性"在庄子那里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并呈现为三个维度的"德""性"之辨:第一,在内涵上,"性"指向的是"善恶"之道德思考与伦理界定,"德"则试图超越"善恶之性"所导致的虚伪之弊与是非之争,而以"真伪"分辨存在方式的本真与非本真;第二,在性质上,"性"意味着人之"同然"与"实理",指向着对群体道德的肯认,"德"则意味着独与、虚灵、自适的存在原则,呈现为对个体之殊异存在方式的追求;第三,在政治视域之中,同然之"性"构成了圣王展开"仁政"或"礼治"的现实基础与价值归宿,多元之"德"则是统治者应该尊重并涵蕴的生命本质,而非被教化或同化的对象。     

工程伦理生成的道德哲学分析

当今,工程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工程运用中出现的具体道德困境,一些为职业工程师制定的"行为伦理准则"也倾向于针对工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开药方。工程伦理在现实中常以一种"道德陌生人"状况思考道德可能性,"何以有善"的贫弱现状下必须转变传统工程伦理的单向度思维"我们应该服从什么样的规则"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做得好"更要"活得好"。"善如何可能"赋予工程伦理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的道德哲学涵义,指出工程实践应然的伦理价值关切。"善之必然"深刻关注我们重塑工程对人之向往的"好的生活"的伦理期待,并关涉工程伦理的价值指向。"何以有善"→"善如何可能"→"善之必然",三者构成了工程伦理生成的存在论框架。     

“本心之明”的遮蔽与唤醒——夷子在“亲亲”等问题上“逃墨归儒”的伦理学解读

"本心之明"有助于我们深入解读孟夷之辩的丰富内涵。夷子施由亲始、厚葬父母,但在与孟子辩论之前,其本心之明处于遮蔽状态,性善的普遍性受到挑战。经过与孟子的辩论,夷子的本心之明被唤醒,亲亲的特殊性得以证成。厚葬胜过薄葬,仁爱高于兼爱,经由亲亲的特殊性推扩并充实性善的普遍性,这是夷子在"亲亲"等问题上"逃墨归儒"最重大的思想史价值;爱父母、尽孝道的本心之明是我们过一种道德人生的必由之路,这是夷子在"亲亲"等问题上"逃墨归儒"最切要的伦理学意义。     

佛法与众生法的协和:从佛教中国化论人间佛教及其价值取向

本文从三个维度来对"人间佛教"进行观照,试图由此而切入关于"人间佛教"之概念及其意义与价值的理解。(1)从历史维度来看,"人间佛教"是对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根本精神的继承,是针对中国佛教之衰落形态的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改革运动,体现为中国化佛教发展的一个新阶段;(2)从现实维度来看,"人间佛教"是在现代生活场域之中,以"契机"为方便而实现的关于佛陀教义的化仪更新,体现为佛教的一种新实践;(3)从理论维度来看,"人间佛教"是对佛教之根本义理及其价值的重新拣择,基于化仪更新而实现了佛教价值之实现境域的转移,而体现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一种新形态。     

儒家“中和”思想对“天命”的开显

在儒家思想中,"中"是万物之性得以恰当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是不同事物按照一定方式结合时所呈现出的内在精神。因此,"中和"在客观上可以看做一种标准,此标准规定万物呈现其性时不仅顺畅自然而且与他物互相协调。同时,"中和"在主观上可以看做本心的呈现方式,为本心转化为道德行为提供原则。天命内涵中不仅包括天地生生之道,也包含个体对于自我生命的感悟。对物来说,天命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定;对人来说,天命除了表现为自然禀赋之性外,还包括其内心对人生使命、生命归属等的感悟。因此,"中和"一方面会给予物以恰当发挥其性的条件,另一方面则保障人能够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中和"能够从两个方面最大程度地开显"天命"。     

儒家伦理的空壳化问题

"伦理"的本意就是指人伦之理,是一套由自发而自觉的整体性应然诉求伦理观念的高蹈固然易与实践脱节,但未必不能影响于现世,知而不行,或知而不信,才会导致空壳化,知而难行,或在实践中打了折扣,并不能等同于空壳化.在生活或叙事语境中,三纲五常,天理人情成了利益算计的说词,才是标准的空壳化.清代哲学家戴震主张顺应人欲之自然而生发出理义之必然,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性色彩的儒家伦理思想,它突出了道德的自主性、人格的自主性和人性在情欲遂达上的合理性,与当今的普世价值有更大的兼容性,也有帮助于化解儒家伦理的空壳化问题.     

历史危机、人生信念与实践抉择——儒家性善论的发生学分析

性善论是儒家人伦文明的精神标志,但它既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主张或所谓应然追求。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是殷周以来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之继起探索与人文追求的一种历史结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周公的"以德配天"并以制礼作乐的方式完成对殷商以来传统天命观的人伦落实,使中国文化彻底告别了外在信仰的形态,走上了以人伦文明落实天命信仰的道路。继起的孔子,又以个体之士的身份深叩礼乐之源,通过视听言动之内在性统一,将德性文化与礼乐文明凝结为一种君子人格及其人生信仰。到了子思与孟子,则一方面以"天命谓之性"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天命根源,同时又通过实践生活中的"大体"与"小体"之辨,将"天之所予"的道德善性直接落实于君子的日用常行之中,从而完成了对儒家人伦文明的一种信仰凝结与精神奠基。     

理解公民道德——“公民”与“道德”的对话

作为公民伦理规范的公民道德,依据公民行为的范围和性质以及来自于生活领域的分域看待,即公民道德本身的不同侧重,可以区分为"公民的道德"与"(公民)公共道德"的双重意蕴。而公共领域因其所具有的公共性、自由开放性、交往实践性和商谈伦理性等精神特质,不但成为公民公共道德的真实存在之域,更与公共道德的价值期许之间有着融洽的契合与互动。而由公民道德的形上关照到形下践行,同样需要我们在对话的场域中给出理性而合理的看待,即公民道德的践行和提升,需要制度与法律的支持和保障,需要来自公民道德教育的长期努力,需要公民在文化传统体认基础之上的道德自觉。     

论中国制度优势的政治伦理基础

为了实施中国"强起来"战略和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盘点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该制度优势符合制度的性质,包括"外在优势"和"内在优势"。"内在优势"是科学性与善性的内在结合,其中的善性表明中国制度蕴含着政治伦理。该政治伦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内生的,它以美好生活为道德理想,以秩序和发展为主要伦理价值,对于中国制度优势的发挥起着相应的作用。     

复归天地之性与太虚之善——张载“善反”的价值向度与旨归

张载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人之所以有恶行,是因其不知善反、不知存养善性,因此不能开显人生在世的价值。"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人之为人在于追寻天地之性与太虚之善,实现人生的价值。在价值实现理路中,人应该通过寡欲、为学、行实等手段去消解自身的消极因素,如是,不仅为"立心"创造条件,而且可以使自我无限地切近太虚之善,进而实现理想人格与价值超越。其中,"寡欲"是成就"善反"的道德修养工夫,"为学"是打通"善反"之路的关键,"行实"则是实现"善反"之价值目标的落脚点。     

但向心灵觅德芳——曾钊新、李建华著《道德心理学》唱序

<正>引子:人心深处惊雷动我曾经不无自信地用"顶天立地"的隐喻式修辞来定位道德伦理,意即:道德伦理上接宗教信仰(我所谓"天"者)、下接政治法律(我所谓"地"者)而立于政治—法律与宗教—信仰(信念)之间。更确切一些说,在现实的或经验的生活世界里,政治法律的管治效力无法企及之地,当是道德伦理的游刃之域,比如,个人心性美德、家庭伦理甚或诸如乡村社区和各种形式的俱乐部、社团之类的社群契约礼仪,等等;而在理想的精神生活世界里,当道德伦理     

人格、人伦与风尚——儒家“贵”观念的伦理维度论析

儒家之"贵",不限于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权贵、贵族等范畴。"良贵"才是儒家之"贵"的精神内核,孟子将其预设为人们应该向往和追求的一种普遍、广义的"好"。由个体人格的培育而言,"贵"有趋向于美善的品质,实为理想人格的价值存在样态;从人伦关系的建构中看,"贵"以"礼"、"义"、"仁"等核心道德范畴为支撑,并涵括了以尊礼、行义、辅仁等为中心的伦理考量;就道德风尚的形成来讲,"贵"因人们的崇尚而构成积极的、美好的理想和信念,有价值引领和道德导向作用。儒家之"贵",以伦理道德为首要价值,物质利益为次要价值,其根核在于精神,且注重典范性意义。"良贵"作为儒家之"贵"的基本原则和伦理底线,与宗法社会背景下的现实之"贵"存在明显的分殊。     

“学倍程朱非是学,修兼知敬乃真修”——蕺山门弟子金铉思想撷要

蕺山门弟子、明末殉难忠臣金铉论学崇尚程朱,其学以"诚"为宗,视"诚"为安身立命之基和尽"独"之工夫法要。因有此"诚",人固可修身成圣;欲彰此"诚",则为学当"慎独"。同时,"诚"不离"性","诚"之中自然内蕴天命之"性","诚"以"性"显。人之生而有"心",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心之理;性体不睹不闻,惟默识体仁而彰明自身之存在与可能。是故,"诚"体本天,"性"体内蕴于人"心",言"诚"言"性",皆是言"本体"。不过,要申明"本体"之功用,当落实于居敬致知的"工夫"路向。金铉遵循程朱理学"下学而上达"路径,以工夫为通达本体之入手始基,言"即工夫即本体",是对业师刘宗周"即本体即工夫"理路的扬弃。终究而言,金铉为学重德性伦理,为人重忠义气节,以自己短暂的生命历程书写完美的人生精义,学问人生能圆融统合。     

“学倍程朱非是学,修兼知敬乃真修”——蕺山门弟子金铉思想撷要

蕺山门弟子、明末殉难忠臣金铉论学崇尚程朱,其学以"诚"为宗,视"诚"为安身立命之基和尽"独"之工夫法要。因有此"诚",人固可修身成圣;欲彰此"诚",则为学当"慎独"。同时,"诚"不离"性","诚"之中自然内蕴天命之"性","诚"以"性"显。人之生而有"心",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心之理;性体不睹不闻,惟默识体仁而彰明自身之存在与可能。是故,"诚"体本天,"性"体内蕴于人"心",言"诚"言"性",皆是言"本体"。不过,要申明"本体"之功用,当落实于居敬致知的"工夫"路向。金铉遵循程朱理学"下学而上达"路径,以工夫为通达本体之入手始基,言"即工夫即本体",是对业师刘宗周"即本体即工夫"理路的扬弃。终究而言,金铉为学重德性伦理,为人重忠义气节,以自己短暂的生命历程书写完美的人生精义,学问人生能圆融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