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研究三十年

<正>世纪之交,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出千年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及中外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国人有4人,其中利玛窦名列其中①。现今利玛窦对中国人来说,再也不是一位陌生的和有争议的反面人物。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给学术界带来宽松气氛的结果。     

浅谈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

新世纪新时代,中国天主教会面临新思索,过去五十多年经过努力探索,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实行在政治上、经济上、在教会事务上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这是国情教情的需要,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是办教的成功。当今社会变化万千,只有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原神学理论体系上再深入探索教会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礼仪之争——儒、耶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与融合

17—18世纪,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围绕中国礼仪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内部分裂产生了两个派别。一派追随利玛窦的观点。利玛窦,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利玛窦来华传教,为了能够在中国打开传教局面,利玛窦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媒介,以天主教教义     

冯琦与利玛窦的一段友好交往

天主教来华传教活动的主要奠基人是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 ＭａｔｔｏＲｉｃｃｉ）,他制定了一套“合儒”、“补儒”和“超儒”的传教政策。他本人儒冠儒服,利用科学知识,博得许多中国士大夫的信任和好感,并努力打入宫庭,获得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的支持。他曾说过：“传道必须先获得华人之尊重,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既服,他们必定随之。”（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年版）万历二十八年底（１６０１年１月）,利玛窦与另一个耶稣会士庞迪我（Ｄｅ Ｐａｎｆｏｊａ）“赍方物进朝神…     

挽救并发展中国天主教会的历史抉择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主内兄弟姊妹们：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神长教友欢聚一堂,举行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50周年纪念活动。面对当前我国天主教会的繁荣景象,回顾50年前中国天主教的风风雨雨,不由人感慨万千!在此,我是有感而发。     

利玛窦对儒学的态度

利玛窦是用中国文化阐释基督教神学非常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他所取得的成功,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密切相关,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主要就是对中国儒学的认识。他将中国儒家分为宋明儒家和古代儒家,指出宋明儒家已经不是古代儒家了。     

世俗化——中国天主教会的头号敌人

进入现代化时期,中国大陆天主教会既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机遇,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不是无神论,而是后现代化思潮、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对教会的侵蚀——严重的世俗化。因此,就目前形势看,世俗化才是天主教会的头号敌人。一、它使神职界组织涣散,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圣统制是教会的生命线,是当年耶稣基督通过以伯多禄为首的十二宗徒团建立起来的。其目的,     

利玛窦的“友道”与“天道”

前言在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的纪念日,当我们再一次回首1600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在南京洪武岗西面的明户部旧址教堂里相见时的情景,不由得感慨万千。当时的利玛窦身着儒服,只身居住在南京,以日渐熟稔的中国语言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来往相交于中国的儒家士大夫中间,并与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利玛窦不但以自己丰富、饱满的学识吸引着中国人,更是以谦虚好学的态度,常常向中国士大夫讨教儒家学说。试图用温和的文化力量来打动遥远的中     

论利玛窦的智慧与勇气

正1552年12月,圣方济各·沙勿略虽然身染重疾,但依旧满怀着福音必胜的信念和希望,在中国南部边陲的上川岛眺望着这片神秘的东方国度回归父家。一些人评论圣方济各·沙勿略对中国的传教事业,之所以没有打开中国的大门,一方面因为中国奉行的闭关索国的政策;另一方面认为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敲门砖。这些评论多出于信仰之外的反省,如果以信仰的层面进行分析与反省,则可获得更多的思考。     

天主教在中国的三次传播

天主教在中国的三次传播□向杨●天主教是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传教士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在１３世纪的元朝。１２８８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继位,他原是方济各会的总会长。他获知元朝有来自欧亚的基督教各派的教徒,于是就派遣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若望·孟德高维诺作为...     

深切缅怀中国福传的先驱利玛窦神父——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研讨会在京举行

五月的北京,阳光和曦,花红树绿。由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举办的纪念利玛窦神父逝世400周年神学研讨会于5月10—11日在北京＂一会一团＂驻地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教区30多位主教、     

利玛窦对西方古典作家作品的使用及其人文主义思想渊源——以《畸人十篇》为例

本文试图通过对利玛窦的最后一部道德伦理著作《畸人十篇》的介绍与分析,揭示其中蕴含的西方人文主义精神渊源,并探讨400年前利氏等西方传教士如何以人文主义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并以西学比附儒学,通过他们的中文作品将西方古典文化和人文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客观上开创了中西两大异质文化深层交流之先河。     

论明末天主教在湖北的开教情况

明朝末年,在耶稣会士的先导下,天主教再一次传入中国,开启了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的接触。也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西方传教士方开始踏入湖广地区境内。本文在收集大量中西文档案材料的基础上,拟对早期入鄂境内的传教士作一细微考察,以期重现这一时期湖北开教的历史。     

利玛窦《天主实义》对于宗教中国化的启示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既需要结合时代的需要、文化传统的阐释,也需要对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的坚守,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在这方面可以被看作一个成功的范例。他用中国古籍中的"上帝"翻译天主教的"Deus",但是坚持上帝的唯一性;用儒家的"仁"解释天主教的"爱",但是提倡上帝的"博爱";政治上认同"三纲五常",但是又强调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对儒家祭祖、祭孔进行世俗性解释,避免了与本土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利玛窦的方法对于我们在当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科学创新是管理中国天主教会的根本——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科学创新管理天主教会是当前提出的我们教会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之一,广大信徒也强调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创新教会管理。事实上,加强教会建设、创新教会管理已成为当前各界层教会内部十分迫切的重要任务。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利玛窦《天主实义》及其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神学发展之影响——为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而作

引言 《天主实义》是明末来华意大利耶稣会利玛窦神父一部杰出的神哲学著作。初稿撰于1595—1596年间。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传统时代的士大夫们介绍了西方天主教的神哲学思想,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与冲撞具有重要意义。这部著作版本极多,     

云南天主教会健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昆明教区马英林主教祝圣侧记

“五一”前夕,云南十个民族的神长教友欢天喜地地迎来了自己的盛大喜事:事隔13年后,昆明教区迎来了第三位正权主教马英林!祝圣当天,昆明普降大雨一扫长时间的干旱,似乎象征着久旱逢甘露必将蒸蒸日上的中国教会的福传事业。4月30日适逢复活期的第三主日,上午8点30分“,云南天主教昆明教区马英林主教祝圣庆典”在昆明北京路耶稣圣心天主堂隆重举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有关负责人,来自全国12省、市的9位主教和国内外的50余名神父、修女为马英林主教举行了祝圣仪式。由于昆明教区主教多年空缺,云南省各堂区的1000多名汉、苗、…     

双重身份的画家——郎世宁

正明清以来神秘而古老的中国吸引着西方传教士,许多人渴望前往中国,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中国热"。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仅26岁的郎世宁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远渡重洋前往中国传教,因绘画特长被康熙召入宫中,做了宫廷画师。从此,这个具有双重身份的洋人艺术家成为中国"西画东渐"艺术的传播者和开拓者,开创了中西绘画交流与融合的新纪元,谱写了中华美术史的新篇章。     

天主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现实意义与未来展望北大核心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来华天主教会大致经历过4个阶段:元代的有限适应化,明末清初以耶稣会为代表的与中国主流文化的深层适应,清末民初的殖民化,民国的本地化等。除却清末民初的殖民化这一天主教虽快速传播但却有失健康的特殊阶段,来华天主教会在历史上的中国化大致可以说经历过如上三个阶段,若论其鲜明特征和成就,则可以孟高维诺(Giovannida Montecovino,1247-1328)、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1876-1958)等人所推行的传教路线为代表,其中,尤以民国时期由刚恒毅所主导推动的“本地化”运动最为影响深远,影响了今日中国天主教的面貌。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教堂之一——大秦寺

大秦寺位于中国西安周至县城东南20公里的秦岭北麓,距离西安1.5小时车程。它是历史上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寺院之一。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罗马天主教（聂斯托利）传入中国内地,时称景教。因唐时称罗马为大秦,所以该教寺院称为大秦寺。景教传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召见。遂颁诏准许（阿罗本）建寺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