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意志到伦理秩序——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价值

墨子的政治伦理是先秦思想界的一种独特存在。他从自然哲学入手,最后又回到自然哲学。这是先秦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天志"和"明鬼"为自然哲学基础;以泛道德主义"兼爱"和"非攻"为社会道德规范;以"尚贤"和"尚同"为政治伦理制度保障原则。墨子的政治伦理一直强调无差别、无等级的功利主义,没有实现个体道德价值的突破,也没有实现政治伦理的超越,最终走向了式微和衰落。     

先秦儒家礼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传承周礼并加以改良和创新,对"礼"作出了新的解释,将人性作为礼制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礼制伦理。"援仁入礼"、"为政以德"、和"隆礼重法"是先秦礼制伦理的三方面特征。先秦儒家礼制伦理中蕴含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亲民政治伦理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李春秋儒家伦理,是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土地上,在先秦时期形成、发展起来,以汉民族为主要载体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它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产生了伟大作用,对东方乃至人类文明...     

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论孝为八德之首CSSCI

作为诸德之本,多种德行皆由孝生;作为八德之首,孝又与悌、忠、信、礼、义、廉、耻七种德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孝与悌、忠、信、礼、义、廉、耻七德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兄友弟悌、移孝作忠、诚孝为信、敬孝合礼、诤孝谓义、以孝养廉、孝则知耻。由此可见,孝从家庭伦理出发,中至社会,终至国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公民、社会和国家的三个层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弘扬孝文化,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传统家礼文化:载体、地位与价值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文化源远流长。传统家礼是礼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狭义的"家礼"指家庭、家族或宗族用以维护内部秩序的礼仪规范和伦理观念。家礼文化指广义的"家礼",涵盖制度、器物、实践、观念等多个层面。家礼文化借助家礼典籍、私塾社学、家训规诫、家谱族谱、礼器服饰、传统建筑、家风传承等载体,实现其教化功能。传统家礼体现了中华民族家文化的独特气质与精神,是"礼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价值。借鉴传统家礼教化方式、路径,可以增进角色认知,涵养个人德性;吸收传统家礼伦理内涵有助于我们营造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称情立文"的制礼原则有助于促进社会礼仪文明进步。     

当代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持续深刻的变化。这些深刻变化引发了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的诸多变迁,这包括家庭伦理观念由"简单化一"向"多元共存"转变,家庭伦理关系由"政治本位"向"经济本位"转变,家庭伦理责任由"严格责任"向"宽容责任"转变,家庭道德调控由"行政调控"向"德法兼控"转变等。文章对中国乡村家庭伦理变迁的轨迹和其中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深入剖析,探析了引发变迁的深层社会原因。     

论孝为八德之首

作为诸德之本,多种德行皆由孝生;作为八德之首,孝又与悌、忠、信、礼、义、廉、耻七种德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孝与悌、忠、信、礼、义、廉、耻七德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兄友弟悌、移孝作忠、诚孝为信、敬孝合礼、诤孝谓义、以孝养廉、孝则知耻。由此可见,孝从家庭伦理出发,中至社会,终至国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公民、社会和国家的三个层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弘扬孝文化,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及其现代置换

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研究,学界多纠结于其"德治主义"抑或"德治道统"的演绎上,对其惰性因素及其负面效应却少有问津。诚然,传统政治伦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但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如专制道统、礼仪制度、宗法等级观念等,以其既有的社会传导功能阻滞着人之现代化实现。它消解着人们的法治意识,破坏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应然秩序和价值期待,并造就了当今政治道德生态的多种症候。在现代化的追梦中,必须摒弃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实现政治伦理文化的现代置换,真正构建一种以人民利益至上,平等精神、责任意识、公正意识和服务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政治伦理文化。     

略论孔子“仁”“礼”“政”思想

本文用“仁”、“礼”、“政”概括孔子的伦理和政治思想。“仁”,“礼”、“政”的基本精神是以“贵和”为指导,通过“仁”以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以和谐个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政”以和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一种熔伦理、宗法、政治为一炉的思想理论,对春秋末年的尖锐的社会矛盾起着缓和作用。“仁”、“礼”、“政”思想还以强大的感染力渗透到古代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养成了统治者因循守成和小生产者求稳怕乱的心理状态,并增强着统治者进行自我调节和政治调节的应变能力,延缓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     

管子社会控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齐国法家及其代表论著《管子》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控制思想。《管子》一书在顺民心的前提下,主张运用法治制衡,培养民众礼节来进行社会的合理控制。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管子》所倡导的礼法结合的社会控制手段是最为有效完善的。《管子》从治国实践的角度认为,要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对国家和百姓进行合理的控制安排,实现百姓安居,国家长治,在治国方略上就必须礼法并用,德法并举:一方面以法来维护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以"礼"来维护社会秩序。《管子》礼法并举的社会控制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减少社会道德失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及意义。     

Mere formalities: fictional normativity and normative authority

It is commonly said that some standards, such as morality, are ‘normatively authoritative’ in a way that other standards, such as etiquette, are not; standards like etiquette are said to be ‘not really normative’. Skeptics deny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normative authority, and take claims like ‘etiquette is not really normative’ to be either empty or confused. I offer a different route to defeat skeptics about authority: instead of focusing on what makes standards like morality special, we should focus on what makes standards like etiquette ‘not really normative’. I defend a fictionalist theory on which etiquette is ‘not really normative’ in roughly the same way that Sherlock is ‘not really a detective’, and show that fictionalism about some normative standards helps us explain the possibility of normative authority.     

论艺术伦理的超道德性

如何认识艺术实践的伦理之维,事关对艺术意义的准确理解和对其审美功能的深度认识。伦理关系体现着人类的最终理想,而具体的道德规范只是人类实现其最终愿望的必要手段,仅仅遵循道德规范并不能实现人类的希望。艺术的伦理价值往往落实于对既成社会规范的挑战,而并非对时代道德习俗的循规蹈矩地遵守;艺术的伦理意义常常拥有一种超道德性。     

论曾国藩家训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曾国藩家训伦理思想是中国仕宦家训的发展颠峰。其主要内容是：孝悌乃家和之方,勤俭乃兴家之本,谦敬乃交接之要,知足乃立身之术。其基本方法是：以身立范法、严爱殷责法、因材施教法。这些内容和方法对于当今家庭伦理道德、社会公德、行政道德、劳动伦理及消费伦理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A cybernetic theory of morality and moral autonomy

Human morality may be thought of as a negative feedback control system in which moral rules are reference values, and moral disapproval, blame, and punishment are forms of negative feedback given for violations of the moral rules. In such a system, if moral agents he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 moral norms would be enforced effectively. However, even a properly functioning social negative feedback system could not explain acts in which individual agents uphold moral rules in the face of contrary social pressure. Dr. Frances Kelsey, who withheld FDA approval for thalidomide against intense social pressure, is an example of the degree of individual moral autonomy possible in a hostile environment. Such extreme moral autonomy is possible only if there is internal, psychological negative feedback, in addition to external, social feedback. Such a cybernetic model of morality and moral autonomy is consistent with certain aspects of classical ethical theories.     

东西方文化的人性观差异及其对道德认知的影响

人性观,即认为人性究竟是本善的还是本恶的,不仅是哲学思辨的焦点,也是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常人理论(lay theory)。对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检视表明,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性恶论人性观,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则是性善论人性观。研究通过实证数据支持了这一结论,发现中国被试相对于美国被试,对于人性的主观评定更倾向于性善的一端(研究1)。这种人性观差异导致中国被试在道德方面,尤其是规范性道德(行善)方面,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1),并且这种因果关系得到了启动实验的支持(研究2)。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如何塑造了人们对于人性和道德的看法。     

中西方“诚信”文化的差异及其现代整合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诚信是建立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 ,属于一种由人格信任、亲缘 (熟人 )信任所构成的道德范畴 ,强调的是伦理性 ;而西方法律文化中的诚信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之上 ,它强调的是规范和监督 ,体现了平等、自由与正当权利的法治精神。当代中国社会相对传统社会而言在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诚信危机现象 ,既有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失灵问题 ,又有法律诚信的缺失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 ,实现传统伦理诚信文化的现代转型。     

反思医院泄露病人隐私现象

医院泄露病人隐私现象,是阻碍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的绊脚石,是一种医疗领域人文缺失的表现.作为医院要设身处地的多为患者考虑,把尊重病人隐私当成一种常态,作为病人、家属及探视者,要自觉形成保护他人隐私的公德意识.     

论道德的本真形态与派生形态

道德的本真形态是“天理”和“良心”,即普遍的、至高无上的实践法则及其在人心中的体现。道德要通过人的理论和实践体现出来,就需要实现道德的学理化和规范化,从而形成道德理论与社会规范两种道德的派生形态。     

肝移植的伦理学问题

肝脏移植和其它器官移植一起实现了人类长期以来渴望生命再生的梦想,并成为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器官移植也面对许多伦理道德方面的难题。供体,特别是活体器官的摘取,受体的选择等,都受到社会道德观的制约。从伦理道德角度来分析如何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从受体的利益、人体科研的道德规范以及相关制度的伦理学要求等方面,较为详细的阐述肝移植伦理学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