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1922-1927)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基运动发生后,作为基督教徒知识分子,马相伯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他站在护教的立场,从学理的角度以及历史的事实,对当时反教一方所持的宗教与科学进步不相容的理论观点以及"科学万能"、"宗教是束缚自由的"、"宗教是麻醉民众的鸦片"等论调一一进行了驳斥;他又从政治的角度对反基督教运动的动机予以揭示,指出当时非基运动的政治实质是一些反教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把反基督教作为宣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的符号对象。在回应过程中,马相伯所发表的见解、思想观点以及所表现出的理性态度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思想政治分歧。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

在"五四"反传统的背景中,基督教文化成为西方精神资源的一部分。基督教知识分子也深入思考基督教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甚至形成了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问题的论争,可以看作非基督教非宗教的先声。风起云涌的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生命社的《生命月刊》、真理社的《真理周刊》和《真光》杂志刊登了大量"护教"文章,成为中国教会人士反击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的言论阵地。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深化了基督教、宗教问题的研究,基督教文化思潮促进了人道主义在"五四"时期发展。     

宗教、科学与教育——解析近代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

近代中国曾经发生过两次规模巨大的反基督教运动:一次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次是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审视,非基督教运动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众对列强侵略的激愤抗争,带有浓重的盲目排外色彩。而非基督教运动则是中国知识阶层对宗教文化的理性批判。     

论“教会再合一运动”与基督教的现代转型

教会再合一运动是现代基督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是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现代性变革的回应。从排斥非基督宗教到与各种社会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对话，基督教通过教会再合一运动完成了以人性和理性为核心的神学思想重构，实现了基督教的现代转型。     

非基督教运动背景下的科学与宗教之争(1920-1929)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科学史中很有争议的主题。非基督教运动期间,反基督教思潮和科学思潮促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科学与宗教论战。在论战中,"非基督教"学者与"护基督教"学者围绕"宗教是否违背科学精神""宗教是否阻碍科学发展"和"宗教是否阻碍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进步"三个主题展开激烈争论。论战加速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促进了教会教育的世俗化,强化了"科学"在中国的地位,其影响一直至今。     

“回儒”与“西儒”之比较

明末清初,曾活跃着两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回儒”和“西儒”。他们分别致力于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思想文化的融合,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中国化,而且以和平对话的方式促进了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分析比较“回儒”和“西儒”在思想、活动、贡献等方面的异同,对现在及将来宗教自身尤其是外来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如何更好地引导宗教尤其是外来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不同宗教、文化、文明之间如何和谐相处,对建设和谐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将会产生诸多有益的启迪。     

慎言“宗教改革”

(一)近日拜读了张永庆同志的《改革为了适应,适应必须改革——浅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宗教改革》1一文(以下简称《宗教改革》),文中仅“宗教改革”及有关宗教方面的“改革”出现了近50次之多。对其他宗教,笔者不甚了了,但就基督教而言,“宗教改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使用的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词汇,即指16世纪欧洲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theReforma-tion),由是产生了脱离天主教教会的新教教会(即中国所称的基督教)。此后,基督教内部虽然有过种种探索或突破,变革或更新,但均不再被称为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在中央19号文件2中…     

“科学与宗教”问题研讨会综述

最近，一些专家学者注意到，当前有种种迹象表明，基督教渗入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已经产生相当的影响。在海外某些组织出资支持的研究与出版物中，以扭曲历史事实而为基督教说好话、寻找理论根据居多。其显著特点之一是将科学与宗教拉上特殊关系，从学术上为基督教的扩张制造舆论，进而影响青年学子。搅乱视听。较为典型的观点是“宗教是科学之母”；“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还有试图在神学与科学之间架起桥梁的，如“智能设计论”；更理论性一点的观点是认为“西方对神（真理）信仰与追求的土壤使得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Logos）精神得以自由展现，从而形成了西方所特有的反思精神，成为中世纪西方科学发展的动力”等等，不一而足。现在我国正在高举科学发展观的旗帜，“科教兴国”成为基本国策之一，崇尚科学成为社会共识．广大民众对科学充满了信任。因此，现代西方某些基督教势力颠倒科学与宗教的正确关系，混淆是非，特别需要澄清。到底科学与宗教之间是什么关系，宗教在科学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确实需要在事实上和理论上加以讨论。为此，中国无神论学会继2006年年会后再次召开了“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小型研讨会。     

从“呼喊派”到“全能神”：论当前“类基督教”的邪教蜕变现象（下）

从“呼喊派”蜕变而成的“全能神”,是当前大肆冒用基督教的名义、以“类基督教”面目出现的极端邪教组织。本文结合当前“呼喊派”、“全能神”活动及其防范处置,对这两大“类基督教”的组织、教义、变异、危害等进行全面辨析,明确提出必须政治、宗教与社会三大稳定一体推进,加强防范“类基督教”邪教蜕变的严峻挑战。     

杜威、罗素宗教观在“五四”时期的影响

"五四"时期,杜威和罗素的学说风靡一时,对当时文化思潮有重要影响。他们在宗教方面的言论,特别是针对基督教的看法产生了一些明显的效果。杜威与罗素都是无神论者,与杜威相比,罗素的反基督教立场更为鲜明。他们的宗教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者对宗教的看法,同时,也受到了赵紫宸、徐宝谦等基督教学者的批评。杜威和罗素的宗教观引起那个时代与今天的学者们思考和争论这样几个问题:"信仰"的内涵应如何界定;宗教活动与政治运动在性质上有无相关性;怎样评价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历史上的作用等。     

从“呼喊派”到“全能神”：论当前“类基督教”的邪教蜕变现象（上）

从“呼喊派”蜕变而成的“全能神”,是当前大肆冒用基督教的名义、以“类基督教”面目出现的极端邪教组织。本文结合当前“呼喊派”、“全能神”活动及其防范处置,对这二大“类基督教”的组织、教义、变异、危害等进行全面辨析,明确提出必须政治、宗教与社会三大稳定一体推进,加强防范“类基督教”邪教蜕变的严峻挑战。     

基督教与人道主义

宗教是一种历史久远的文化现象,几乎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宗教相伴。人道主义思想也不例外。这方面史料丰厚、内容广博,非一文所能尽言。本文仅涉猎其小小的一个方面,谈一谈不同时期基督教人道思想的特点。 原始基督教 原始基督教产生于古罗马后期,它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这些人深     

“同志社风波”与近代日本基督教学校的本土化

“同志社风波”是同志社董事会与美部会之间为是否继续保有学校的基督教性质而展开的激烈争论,反映了近代日本基督教学校在经历排外运动冲击时,更加本土化的努力.而同期的中国基督教学校却有着浓厚的“洋化”色彩.“洋化”与“本土化”体现了在近代普世宣教运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基督教教育在两地植根及生长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地域特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在华新教运动的权势转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基督教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它影响了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权势转移,但这个问题很少有学者论及。本文分三部分探讨这一问题。文章首先叙述了大战之前在华基督教运动中的中西权力关系格局,指出长期以来西方传教士掌控在华基督教运动的局面自爱丁堡会议以来已受到批评,但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建立仅仅是个中国人进入新教领导机构的开端,远未改变支配运动的权力关系。其次论述了大战爆发使得美国基督教普世基督教运动思想在华影响急剧上升,强调教会合作和培养中国基督徒领袖的做法为中国精英分享权力提供空间。同时大战损害了西方文明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声誉,增强了中国基督教精英的自信,他们在基督教青年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地位上升。第三分析了大战结束以后中西合作下的权势转移仍在进行,但国内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压力使得这一过程节奏加快,五四运动、1922年兴起的非基运动及北伐战争中暴力反教事件都导致了中国基督教精英在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和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中分享更多的权力。文章最后认为尽管战后中西合作建制仍在继续运行,但一次大战导致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权力结构。     

走向空与光明的道路——评唐·库比特《空与光明》

唐·库比特的《空与光明》(2001)是他最新三部曲的第三本书,最近已经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此前两本分别是《哲学自己的宗教》(2000年)和《改革基督教》(2001年)。这三部曲,按照唐·库比特自己的说法,是致力于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以柏拉图哲学体系为理论起点的“反实在”类型的宗教观。唐·库比特是近年来西方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和基督教神学家之一,也是欧美宗教哲学界代表反实在宗教哲学的领袖人物。他一生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在《空与光明》出版之前,他已经做了大量的思考,在这两方面最有成效的代表性著作分别是《告…     

谢扶雅:中华基督教的建立及其神学构想

<正>谢扶雅自幼受中国传统启蒙教育;后辗转东瀛求学,其间皈依基督教;回国后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从事文字工作;赴美进修时,他专攻宗教哲学和比较宗教学。谢扶雅接受中西式教育的经历,成为他日后思考基督教与中华文化会通的基础。非基督教运动、“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促使谢扶雅思考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倡导基督教的中国化,¹提出建立“中华基督教”及其神学的构想。     

搭建新的交流平台——“宗教的社会功能”研讨会在香港召开

2003年10月28日至29日,由香港基督教文化学会主办,国家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宗教文化出版社和香港何世明基金有限公司、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香港信义宗神学院、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协办的“宗教的社会功能”研讨会,在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九龙国际宾馆举行。国家宗教局副局长王作安,国家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安保枝,宗教文化出版社、中国宗教杂志社社长兼总编陈红星等12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主题为“宗教的社会功能”,来自内地和香港的22位讲者做了演讲。一、酝酿良久各方关注由国家宗教局所属的宗教研究中心和宗教文化出版社与香港基…     

简论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历程（一）

在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命题,主要是针对西方来华传教势力兴办的基督教大学。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因素,更多地来自社会变革运动的冲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基督教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现代教育法规,国立大学的竞争,特别是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动了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进程。     

新时期基督教要做到“三个和谐”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丁光训主教提出,新时期基督教要做到“三个和谐”。首先是基督教要和国家利益和谐。实践证明,爱国与基督教信仰并不矛盾,独立办教是中国基督教安身立命之本。现在境外敌对势力企图恢复他们的势力,甚至挑唆基督教反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越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越要高举“三自”旗帜,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使基督教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完全和谐起来。其次是基督教要与法治社会和谐。宗教事务是一项社会事务,必须与法治和谐起来,在法制框架内开展宗教活动。《宗教…     

增进中马教会情,搭建“海丝”彩虹桥——记福建省基督教两会组团访问马来西亚

短短四天的行程,收获满满的感动。以福建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岳清华牧师为团长的福建省基督教访问团一行六人,为了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同沿线国家基督教会的交流交往,增进中马两国的了解和友谊,应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曼绒教区的邀请,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于4月16日至20日来到马来西亚进行宗教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