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一分殊”在朱熹伦理学体系建构中的核心作用

<正> 一、“理一分殊”的内在涵义“理一分殊”在宋代新儒家思想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程颐首先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他认为这是张载《西铭》的核心。因为“西铭明理一分殊”,从而得到了程颐的极力推     

船山于杨时、程朱体用视域下《西铭》主旨争讼之辨正

学界关于《西铭》主旨的探讨争讼已久,以"理一分殊"说为主流观点."理一分殊"首现于杨时、程颐关于《西铭》主旨之争辩中,学界对此更多赞扬程颐而批评杨时未真正理解《西铭》意旨,对杨时真正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切缺乏深入考察与同情之理解.杨时与程朱关于《西铭》主旨之分歧主要表现在:杨时侧重于道德践履和工夫论层面考察分殊之维;程朱...     

杨时的仁学思想及其理论问题

仁学问题的思考是早期道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本文以二程高足杨时的仁学思想为核心,分析杨时提出的"求仁之方"的工夫论思想,及其背后蕴含的仁之体用的理论问题。杨时对仁之体用的思考,引发了其与程颐论《西铭》,程颐以"理一分殊"诠释体用关系。另外,杨时"求仁之方"的思想与程颢"识仁"工夫之间的紧张,南宋时期以朱熹、张栻等人察识、涵养的仁说之辨再次提出,成为理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何以在道德普遍性中实现差等?——论东亚儒者的《西铭》诠说

杨时与程颐关于《西铭》的讨论在经过“体”与“用”、“理一”与“分殊”两层概念诠释上的演进之后,最终指向了何以在道德普遍性中实现差等这一问题。儒学东传之后,此问题得到了东亚儒者的关注与回应。韩国儒者李退溪把《西铭》视为“求仁”之学,并提出“求仁”的实践必须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差等关系中展开,并由此形成了“亲切求仁”的主张。日本儒者山崎闇斋受容了李退溪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了“求仁”过程中发挥道德主体自觉的重要性,提出“仁之意思滋味”只能在“亲切处”得以体认的看法。在李退溪和山崎闇斋的这种回应下,东亚儒学之主体性亦随之凝塑。     

从洛学到闽学——以“南剑三先生”与朱熹为考察对象

二程洛学经“南剑三先生”的续传和阐发，形成了早期福建理学，为朱熹的闽学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洛学闽化中，朱熹与“南剑三先生”开展学术创造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发展了周敦颐“太极”和二程“理”本论思想，二是丰富了程颐提出的“理一分殊”说，三是发展了二程“格物致知”思想，四是丰富了“默坐澄心”的修养论。此外，“南剑三先生”重视“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理论思想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标志着闽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学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杨时、罗从彦和李侗为此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     

道义政治的公利重塑 ——陈亮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新论

陈亮的政治思想并不是对儒家传统道德哲学的背叛,而是通过思维起点反思和思维方式跃迁,使天理的必然性在思维的逻辑中得以继续,让政治生活的道德法则在功利的追求中得以保留。陈亮批判朱熹理学"不免于二"的命定分裂,揭露出"理一"和"气异"的逻辑矛盾,展示出形上天理作为至善尺度的消极边界;用"体一"代替"理一",使有限绝对的天理获得了整体性超越,实现了道学逻辑起点的更替;以"定"为中介将分殊组织为"体一",达成了思维方式从两极向中介的转变。陈亮重新发现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自我规定,使道德和功利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和解,在公利中使道义政治得以重塑。     

“家国一理”与“家国殊等”——王船山“理一分殊”视域下的家国关系重构

王船山以“理一分殊”说作为处理家国关系问题的基本视域,对朱子“家国一理”说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并进而提出“家国殊等”说以驳斥阳明学。在船山看来,“理一”仅仅是人道“继善”的倾向性,“分殊”则是抽象的继善倾向的差异化人道实践,“家国殊等”就意味着国-天下层面的政治实践有其独立性,政治秩序的形成需要以“絜矩之道”为原则实现制度构建。船山在继承理学传统强调天人相继的连续性的基础上,申明“君子之道非天地自然之道”,更为着眼于人作为一个群类整体的“人道”秩序的真实。     

《西铭》现代诠释的三个面向

本文以冯友兰、张岱年、蒙培元为例,初步探讨了《西铭》现代诠释中所包含的三个面向:其一,冯友兰所展开的精神境界面向指涉个体生命对宇宙人生的觉解和意义,并从其境界说诠释了《西铭》的天地境界内涵;其二,张岱年所展开的人道主义面向突出了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分析了古代人道主义的博爱、平等、生死等观念,提倡建构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哲学体系;其三,蒙培元所展开的生态伦理面向则彰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中国哲学基于价值理性在人与自然之间搭建起伦理关系,因而是一种深层生态学。作为哲学家的个性化研究可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哲学史的发展进程看,《西铭》文本的时代诠释却带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对于张载哲学思想的深度解读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体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王夫之的理势观

王夫之为学,通贯六经,尤擅长发挥经中义理.借经阐发己义,是他独特的经学诠释模式.其理势观则是这一思想模式的范例.一王夫之论理势首先重视对理势的界定.他论“理”,指出:“理者,固有也.”(《春秋家说》上卷)“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张子正蒙注》)卷五)“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乃此理也,唯人之所可必知,所可必行,非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而别有理也.”(《四书训义》卷八》)“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势之顺以趋者,理也.”(《尚书引义》卷四)“顺必然之势者理也.”(《宋论》卷七)“天者,理而已矣;理     

朱熹的“理一分殊”与和谐构建理念

基于理本论的思路和理念,为了强调理的独一无二、不可分割,朱熹对“理一分殊”展开了系统而全面的哲学阐述和理论说明。其实,在朱熹的哲学中,“理一分殊”的理念和思路并不局限于本体领域,而是始于本体领域,贯彻到人性、认识和伦理等诸多方面。正是在各个领域之间层层推进、重重叠叠的相互印证中,朱熹的哲学散发出浓郁的道德哲学旨趣和意蕴。同时,朱熹之所以对“理一分殊”津津乐道,不仅出于夯实理本论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理一分殊”传递并浓缩着朱熹的和谐理念和等级秩序的构建。伴随着“理一分殊”从本体领域向其他领域的渗透,朱熹…     

论朱子哲学中的“太极”与“理一分殊”

朱子的"太极"概念静态地说,有造化大源、理之极至、极好至善的含义;动态地说,"太极"概念又呈现为:开始只是一生理本体,即"月印万川",中间"太极"又演化为"类极",即"一实万分",最后,太极又成为"总天地万物之理"的表德或总名。"理一分殊"命题既表现为本体(理体)与现象(气化)之间的"月印万川";又表现为"类极"的"一实万分",即太极本体到宇宙万物之间各种"类极",也就是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一类事物之"类理"和其所包括的所有个体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表现为太极全体和宇宙万物的气质之性的关系,即"理同气异"。"月印万川"、"一实万分"、"理同气异"等"理一分殊"命题,其中所蕴含的"理一",既是本体、类理,即"形上之理",还是"生理"。因此,"理一分殊"既是作为"形上之理"意义上的"理一分殊",同时也是在具体事物中所呈现的生生而条理的过程。     

周敦颐与道教

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 ,所以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把他排在首位 ,认为他继承儒家绝学 ,孔孟之道。朱熹说 :“濂溪周公先生 ,奋乎百世之下 ,乃深探圣贤之奥 ,疏观造化之原 ,而独心得之。”① 朱熹说圣人之道从周代开始就衰落 ,孟子以后就没有人传播了 ,到了宋代 ,周子出来 ,无师自通 ,继承孔孟之道 ,发扬了道学。这在史学上也是有记载的 ,《宋史·道学传》中说 :“至宋中叶 ,周敦颐出于舂陵 ,乃得圣贤不传之学 ,作《太极图说》、《通书》 ,推明阴阳之理 ,命于天而性于人者 ,了若指掌。”② 但他是否真的像朱子说的那样 ,他的思想是“独得于心…     

朱熹的易学思想

“理”是宋代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学之得名即因这个范畴而来。“理”也叫做“道”，故理学亦名为道学。此道即《周易》所说的包括天地人在内的三才之道，此三才之道统称为性命之理。北宋五子作为理学的代表人物，同被列入道学传之中，皆以《易》为宗，致力于对此三才之道、性命之理的研究，因而就他们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而言，也就具有理学的共同的特色。但是，在北宋五子中，周敦颐、邵雍的易学属于象数派，张载、二程的易学属于义理派，由于象数与义理判为两途，尽管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相互之间过从甚密，在易学思想上却是无法交流，不…     

论张载“民胞物与”的泛爱思想

北宋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留下了他的伦理思想的代表作《西铭》。该书的主旨在于开发尽忠尽孝的封建道德和“民胞物与”的泛爱思想,因此,封建性的糟粕与民主性的精华混杂于一身。解放以来我国学术界一直没能给予公正的历史主义的评价,不少文章甚至对其全盘否定。笔者认为,对张载的《西铭》一书,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在扬弃其中的封建性的糟粕的同时,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民主性的精华,即“民胞物与”思想中的平等观念,应该给予肯定。     

试论元代理学中“太极”之究竟义——吴澄理气论探析

"太极"是中国哲学理气论的重要范畴。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认为,太极即道。他以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来区分太极与太一。在对太极的本体性作了初步阐发之后,吴澄又赋予太极以道德属性。吴澄以"理一分殊"的思想为太极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太极与理、道、诚、天、帝、神、命、性、德、仁这些范畴都是同等意义的本体范畴。     

王弼易老学中宇宙论和本体论的结合

宇宙构成论、宇宙发生论和本体论是三种相互不同的学问,应注意加以甄别。王弼哲学的特点是不讲宇宙发生论,继承前人的宇宙构成论和本体论,实现了两者的融合。而王弼易老两注对宇宙构成论和本体论的融合又有不同,其《老子注》成书在先,可能受了何晏的影响,持“圣人无情”说,在继承汉代宇宙构成论的基础上追、究其构成的终极原因,把这原因归结为“道”或“无”。其《周易注》成书在后,持“圣人有情”说,在讲宇宙构成论的基础上探索不同时世分殊的形式,将这形式称为“义”或“理”。他的老学与何晏哲学的共同点较多,同属于正始玄学的初创期;他的易学对唐代理事说和宋代理一分殊说影响颇大,属于正始玄学的成熟期。     

紫柏真可对儒学义理的佛教化诠释

紫柏真可法师对《四书》“中”“诚”“求放心”等思想精神,朱熹“心统性情”说均进行佛教化诠释,以儒家理念充实、丰富佛教义学;同时,真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等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诠释,以佛教义理统摄儒家理念,突显佛教义学的内涵及意义。分析真可著述中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与论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真可佛学的理念和精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末佛教普遍以儒学经典诠释佛典、佛理的趋向,突显明末儒佛的交融关系。     

真可论《易》--《易经》"佛经化"的一个实例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不断地中国化,至宋明以后,中国化的佛教便完全成熟。作为成熟的中国化佛教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佛教僧人将中国本土经典“佛经化”,以佛教的道理来诠释中国本土经典,形成了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个新运动,作为这一新运动的一个典型实例,晚明时期的高僧真可将《易经》“佛经化”,用佛理来诠释《易经》。通过这种诠释,真可不但从总的方面论述了《易经》中所蕴含的佛理,更是深入到《易经》六十四卦的具体卦例中去探索佛理,向人们昭示了《易经》的卦爻逻辑在表达佛理方面所具的特有功能,并使人们得以借助易理来通晓佛理。     

道学视野下的船山心性学--以《读四书大全说》的大学部分为中心

本文力图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看船山的《四书》诠释。作者认为:船山读《大学》说,其中以正心说和诚意说为其核心,呈现出其独特的心性-工夫论。船山有关《大学》的讲法,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诺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但顺承程朱《大学》解说的脉络,延续程朱大学诠释的问题性,吸取程朱许多的诠释学资源,同时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提出广泛的批评,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大学》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的一部分,其心性-工夫论虽未及开展到清代儒学以接受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但在儒学思想史上确有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