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的“评价”问题——从“塔克-伍德命题”谈起

“塔克-伍德命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评价”问题,即“马克思是否对资本主义作道德评价;是否有非道德评价方式;这些评价方式的地位与关系”。经典理论在资本主义道德评价上呈现出矛盾态度,这应从“唯物史观内部本质与非本质层次划分”角度解释。按此,道德评价的可能是在一个特定意义上被承认。但通过对经典理论中具体价值评价的性质甄别表明,其中的价值评价主要是历史评价,道德评价既不占数量上的主导,其功能也主要是服务于历史观的巩固。故总体意义上,“不作道德评价”是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解。这一评价状况的深层原因是经典理论中“科学与道德”两种基本思维关系问题即两种思维是分开的,且科学思维是主视野。就此而言,以往反驳“塔克-伍德命题”的道德主义立场,其论证走向了另一极端,导致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的遮蔽。     

析“马克思与正义”论题的伍德式阐释及其缺陷

"马克思与正义"论题源于罗伯特·塔克的"马克思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论断,经艾伦·伍德的进一步阐释,被学界合称为"塔克-伍德论题"。伍德的阐释虽是对塔克论证的完善,却未能克服其内在紧张:一方面指认正义的意识形态特性,论辩马克思对其拒斥与批判;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性解释诠释马克思的正义标准,并以之论辩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伍德阐释的不足在于抽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辩证法精神。它反映了英美激进左翼学者在马克思文本理解上的教条主义倾向。这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要警惕的。     

艾伦·伍德阐释“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论证逻辑及其反思

艾伦·伍德在“马克思与正义”问题上所持有的否定性立场，是当今学界尝试建构马克思规范性政治哲学必然要面对的一个挑战。这种阐释的论证逻辑是：以对道德的特定解读为中间环节，从人的本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矛盾这一前提推出作为描述性和依附性的法权正义之结论。在这种论证中，作为描述性的正义与还原性的道德观，在作为经验假设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得到定位，并共同指向对规范性道德及正义的否定。这种论证逻辑得以成立的原因在于伍德遵循“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谱系，并秉持一种理性的、社会性的人性概念为社会历史以及价值提供解释基础的主张。如果将这种论证逻辑以倒推的方式呈现出来，人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伍德的观点及其意图。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反思伍德的结论，更在于反思伍德否定性阐释的论证逻辑之有效性。     

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批判正义的阐释

艾伦·布坎南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既有基于法权的内在批判,又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批判.他以此反驳了伍德一方断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观点,又批驳了胡萨米一方辩称马克思以外在于资本主义的正义原则去批判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正义、权利等法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是一种缺陷性的、补救性的价值,是一种意识形态,且不起主要的革命动机的作用.应该说,布坎南的诠释在融通、综合双方的理论优长上是较为成功的,他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上,虽不如伍德的立论激进,但在理论旨趣上却表现出“既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也拯救正义”的理论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公平正义问题研究新进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研究处于"隐蔽"状态;改革开放影响下有关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我国正义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由此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研究的帷幕。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义观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并形成了哲学反思正义问题、回应西方正义理论及发展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研究格局。近年来,学界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探究正义问题,梳理、廓清西方正义理论,积极回应"塔克—伍德命题"引发的关于马克思与正义关系问题的争论,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进行多元化阐释与解读,以期推进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建构。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正义观释解

正义问题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学界围绕"塔克—伍德命题"而展开的讨论貌似呈现了一个矛盾着的马克思和矛盾着的马克思正义论的形象。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调语境"中,马克思正义观的本真面貌得以呈显。具体说来,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根基于生产领域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质正义。马克思不仅完成了对正义问题的哲学省思,还从经济学的视角展开了对正义问题的批判性阐发。他通过对工资问题的经济学解释而揭开了平等交易的"幻象",通过对剩余价值率的公式化呈现而交出了劳动力受剥削的"铁证",通过对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深层解剖而洞悉了资本主义虚假正义的"根由"。正基于此,马克思完成了对超越性、批判性的"高阶正义"的理论期许和擘画。总之,《资本论》及其手稿呈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正义观,它堪称马克思的"正义论"。     

实践语境与生产力标准——对马克思主义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回应

伍德、米勒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遵循历史唯物主义 的立场,无法确立什么是“真正的道德规定”,最终必定会走向“道德相对主义”,进而否 定对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进行道德评价的合法性。实际上,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描述了 道德相对性现象,并且反对道德普遍主义,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的语境中,非常明确地 给出了各式各样的道德判断,且把生产力作为道德标准的共同尺度,并内含着一种“道德进 步”的信念。因而马克思主义既不是“规范性的道德相对主义”,也不是“元道德的相对主 义”,更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批判的合法性。     

从马克思的正义批判看资本主义的二重性——基于对“塔克尔-伍德命题”的反思

塔克尔和伍德把马克思与正义链接起来,向世人展现了“拒斥正义的马克思”的形象,从起源处论证了“剥削有理”。而马克思用理性的刀子解剖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用精神的正义能量唤醒无产阶级革命的激情,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赞成正义的革命者”的形象。实际上,马克思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剥削发起冷嘲热讽的正义批判,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给予肯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正义在历史的旋流中不断开显与实现,资本主义是暂时的历史正当性和剥削事实既定的非正义性的统一。     

马克思是否主张剥削是非正义的——对伍德重释马克思剥削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当前,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研究已成为学界热点,其中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对于深化马克思与正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关于马克思是否主张剥削是非正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伍德以“中性”立场和“脆弱性”概念为核心重释了资本主义剥削,将剥削视为无涉价值的客观事实,并据此提出“马克思不主张剥削是非正义的”。伍德错误地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内置于西方早期现代哲学传统,抽除了马克思剥削概念的价值意涵,因此既未能把握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全部意蕴,也误解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伍德摒弃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未能在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逻辑下理解马克思剥削理论与正义理论的内在统一性。     

马克思、生产方式和正义：塔克—伍德命题的批驳

塔克和伍德认为马克思主张一种功能式的正义观,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非道德主义的.事实上,马克思的批判是在道德意义上进行的,其所构建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道德实践合理性为他斥责资本主义为不正义提供了依据.     

工艺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新探

学界在以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一度忽视了工艺学的视角。通过对马克思工艺学概念、研究对象和思想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思想中有一条隐性的工艺学线索，且对工艺学与政治经济学作出了明确的界分，正是这一界分清晰地呈现了工艺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工艺学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也是理解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概念、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辩证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工艺学通过具体劳动过程的独特工艺呈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性”,以区别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具体总体”的呈现。就此而言，工艺学构成了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微观基础”和“隐性视角”,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构成了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显性视角”。工艺学在当今还呈现出重要的现实价值，尤其在智能革命时代，工艺学是切入当下时代并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生命力的重要维度。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性质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或实证与规范的两歧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假问题,因为这种两歧本来就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历史的两歧,二者统一于reality即现实、实在或真实,而现实本身就是实践活动即人类历史的产物。有一些学者误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科学性质,把对实践经验的"实证"当成了对感觉经验的"实证",从而排除了辩证法的否定维度,陷入马克思批判过的抽象经验主义。对于马克思来说,正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首先是某种"事实"即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实在或真实,其次才是某种"观念"。立足于实证和规范的对立,把"现实"即历史"事实"混同于近代自然科学的"事实",把马克思的正义观念视为超历史的价值判断,必然陷入"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从而排斥真正的"历史"即人类的实践活动。正如正义与非正义的划分标准本身就是历史地形成的从而也必然被历史地超越一样,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统一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因而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     

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范畴的“恶”的文化阐释

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范畴的“恶”的文化阐释吕方何为恶,恶的价值本质是什么,是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日常语义中,恶被视为一种行为或事件的客观事实,恶就是生活中那些诸如贪婪、残暴这类东西。伦理学则认为恶是一种进行道德判断和评价的范畴,说某种行为是一种恶,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否定性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但在我国,这类研究不够深入,许多问题未能从新角度展开。本文着重研究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基本范畴的“恶”,并通过对“恶”的价值内涵、结构形式、文化功能等问题的分析,进而对“恶”作一种文化上的解答（以下打引…     

环境正义研究述评

“环境正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当前环境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环境正义”研究主要基于各自的环境状况与发展实践围绕着“环境正义”的含义、“环境正义”的向度、“环境正义”的原则、“环境正义”何以可能等问题进行各自的话语表达与理论建构,但这些研究存在着某些不足,如内容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视角缺乏人类学视野与全球性视野,对“环境正义”实现机制和实现过程等问题研究不够。所以,深化“环境正义”研究就要求我们丰富研究内容,综合研究方法,扩展研究视角,提升研究价值,确证“环境正义”在当今世界发展中的价值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     

“塔克—伍德命题”的后半段——对“非道德的善”概念的批评与改进

"塔克—伍德命题"不仅试图表明,马克思既不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也反对以不正义的名义谴责资本主义,而且认为,资本主义损害了根植于人性之中的自由/自我实现才是马克思开展批判的真实缘由。根据该命题,基于正义、权利等"道德的善"的批判在有效性与合法性上是不成立的,而只有基于人性的自由/自我实现等"非道德的善"的批判才真正有效。但是,马克思对人性等概念早已做出严格限定甚至清除。与"自由/自我实现"相比,通过"阶级利益"来解释"非道德的善"才更加贴切。这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比资产阶级的更加普遍和真实,可以有力地批判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阶级利益的"非道德的善"和作为正义的"道德的善"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取前舍后的关系:后者可以经由前者得到解释和定义,并在"妥为安排"之后与前者相兼容。     

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以市民社会为核心的考察

厘清马克思正义思想"普洛透斯似的脸",市民社会是一个关键的范畴。马克思认识市民社会的思想逻辑链条是:"物质利益难题"的苦恼促使马克思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继而转向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从中发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规律,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随着对市民社会的深入思考,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不断从先验正义转向现实正义,从理性正义转向实践正义,从正义批判转向正义建构,从"什么是正义"转向"怎样才能正义",从市民社会的交换正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实质正义。在市民社会的考察进程中,马克思正义观从革命的人本主义经过对正义理解的深化,最终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正义的客观分析、科学说明和实践推动,形成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正义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教学改革中的两个问题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现行的教材大都把历史唯物主义界说为“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研究社会历史唯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这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是马克思及其亲密战友恩格斯在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发现。     

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认可的相关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证性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涉及正义问题的论述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正义主张的批评,另一类则隐含在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谴责和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批评中。马克思的正义观念,指的只是隐含在第二类论述中的马克思对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看法。马克思实际上持有两种不同的分配正义观念:一种是涉及资本主义剥削的正义观念,即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正义,说到底是因为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本应属于工人的剩余产品,另一种是涉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弊病的正义观念,即由非选择的偶然因素所导致的人们实际所得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在内容上互不涉及、在来源上互不相干,在观点上互不否定。     

"是-应该"问题及其解答

休谟提出如何从“是”推出“应该”,亦即如何从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的问题。本文以该问题为线索,评述和澄清休谟道德哲学的主要观点,并对与此问题密切相关的“囚徒困境”作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解答,即：“是一应该”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休谟的“是一应该”论题是正确的。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一应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即对于那些已经把长远利益作为追求目标的人而言是如此。因为对他们来说,追求长远利益已经是一个事实,因而必须考虑与他人或社会的合作,这使他们原有的同情心得到加强,从而产生名誉感和自尊心,进而达到正义和仁慈的德行。这样便从追求长远利益的“是”得出正义和仁慈的“应该”。     

怎样理解恩格斯关于早期基督教的一些论述

怎样理解恩格斯关于早期基督教的一些论述李士菊１关于宗教及其历史发展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没有留下专门的著作,这一任务是由恩格斯承担的。恩格斯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几乎抱有毕生的兴趣,并以其关于早期基督教的专著以及历史和哲学著作中对宗教问题的比较系统地阐述,给这个知识领域作出了最丰富的贡献,其中,宗教与共产主义关系的思想是恩格斯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当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很值得注意。这就是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等同论”。他们把共产主义和宗教说成是一个东西。他们武断地说,共产主义就是宗教。如法国的“荒谬哲学”家阿尔贝·加级、美国的Ｒ·塔克等人就在对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的“比较研究”的外衣下,声称找到了二者的“共同点”,认为,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作为两种学说共有一种世界观,因为二者都是统一而包罗万象的;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中都有一种“历史哲学”,因为基督教提出了人的堕落和赎罪,共产主义则指出了无产阶级的苦难和解放,共产主义未来的图景与基督教世界末日的图景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二者都用信仰“吸引被压迫者”并指导他们去战斗,云云。这种抛开二者在内容、性质、世界观和所代表的阶级的比较,仅仅诉诸于外在特征的简单的穿凿附会的抽象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