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展开

从儒家思想史看,义利之辨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公私之辨,但是公私问题依然是其核心要义。在公共生活中,公义和私利在何种情景下、何者更具有优先性的思考,是义利之辨的实质之一。在儒家看来,良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个体让渡部分私人利益来落实公义,并以此促成社会的和谐。义利之辨中的公共性优先原则,在儒家的仁爱学说、大同理想、修身工夫等思想中也有体现。就此而言,义利之辨是儒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展开。     

公民美德:特征及其意义

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美德,它还是公民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具有示范意义的公共性美德.政治性与公共性是公民美德的基本特性.作为一种身份美德,公民美德能够使个体以公民之立场理解并参与公共事务,创造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支持个体完成公民分内之事,从而自觉地维系公民身份,并确保公民所属政治共同体之发展与凝聚.     

儒家哲学视阈中公共性问题语境分析

公共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儒家哲学对社会交往、公共活动、公共利益、公私矛盾与统一等公共性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儒家公共性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两个向度。"道"是儒家公共性超越向度的表达,是人间秩序建构的价值标准,是现实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礼"与"仁"是儒家公共性现实向度的表达,"礼"为现实社会构筑制度基础,"仁"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支柱。儒家哲学正是围绕"道"、"礼"、"仁"的实现而展开其公共性内涵。在这一展开过程中,儒家的社会理想与人生意义得以实现。     

重叠共识的公共性与辩护性

罗尔斯的后期哲学例证了一种公共辩护(public justification)的方案。作为这一方案的核心环节,重叠共识不仅需要展示正义原则是如何得到辩护的,还需要使这种辩护满足公共性的要求。许多学者基于"双重视角"的区分来理解重叠共识,认为它是从理性个体有偏袒的私人立场出发来对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进行检验的。这种观点既不能真正解释重叠共识的辩护性,也无法满足公共性的要求。事实上,重叠共识最好被理解为合理公民们从集体的公共视角出发,尝试调和正义原则和各种合理整全学说的动态过程,其最终目标是确立一种辩护的政治,而非展示正义原则理论上的正确。     

公民品格与公共生活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公民性是公共性与个体性的张力性存在。现代公民是公共性与个体性的双重统一,这种双重性也体现在公民品格上。公民品格是公民性在公民个体身上的体现,包括个体性品格和公共性品格。公民品格不是先验的,而是在公共生活中形成的,公共生活塑造了公民品格;公共生活是公民的生活,公民品格促进了公共生活的自觉建构。公共生活是公民品格生长的温床,因此,培育公民品格,必须建构公共生活。公民品格教育是基于公共生活,通过公共生活,为了公共生活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公共人"。     

黑格尔和谐社会观的伦理意蕴

面对启蒙运动所造成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现代社会困境,黑格尔以其合理性的原则致力于实现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和解。这种"和解"需要"伦理"的内在支撑,即市民社会的成员为了促进并维持基于"理念"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须恪守一套义务,参与共同体的生活;而共同体也致力于充分实现个体自身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达到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共生。     

民间宗教的公共性及其变迁——基于甘肃中部的田野考察

研究民间宗教既需要关注个体在宗教活动中的精神心理满足,也需要关注宗教活动的组织过程。传统嵌入到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民间宗教活动,除了具有满足私人信仰功能之外,还在维系地方社会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在后一层面上提出民间宗教活动的公共性质,认为宗教活动组织方式以及信仰活动中的象征资源是建构社区共同体和地方"权力文化网络"的重要部分。民间宗教活动的公共性本质上是产生于社会秩序的公共性,其最显著的表现形式是自然村落的共同体属性。近代以来的政权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消解社区的功能性,瓦解社区内部结构,打破社区边界,随着农民私人生活方式的扩张,社区不再成为共同体。与之相伴,脱嵌于社会结构的民间宗教活动偏向私人性一端。     

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强调天理的普遍性,为社会交往的公共性原则提供了形而上依据,也是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前提。朱熹注意区分公私之别,将天理人欲之辨看作公私之辨,认为公是仁爱思想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与先儒一样,朱熹认为公共性价值的具体落实依赖于由己而人,由"明德"而后"亲民",强调个体修养向公共空间的推衍。朱熹对"絜矩之道"或"礼"的重视,为公共性原则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性保障。朱熹公共性思想中对个体的挤压,需要在现代价值视域中予以扬弃。     

重建公共性:从历史走向未来——读郭湛主编《社会公共性研究》

<正>人类作为存在物不能在孤立的状态中生活,要在社会交往中实现个性的发展,公共生活因而成为人类生活的历史常态。遗憾的是,社会公共性的历史形态因存在各种悖谬而为人诟病,以至向往自由生活的主体渴望在个体化生存中体验诗意栖居的可能。这样的文化选择使人们诉求主体性时代并沉浸其中,但主体性的完善不能离开公共时空,公共性的缺失使主体性遭遇困境甚至使人们感到虚无。当人们在主体性反思中探求超越现实境遇的可能世界时,社会公共性的重构     

国内公共哲学研究述评

公共哲学,是讨论普遍性和公共性问题的哲学。它主张在公的领域和私的领域之间构建一个自由对话的公共世界,一方面克服单一的追求形而上的规范性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避免拘泥于粗浅的经验性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哲学将是一门全新而有生机的学问。国内关于公共哲学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多以论文形式出现。专著主要有江涛的《公共哲学》,该书分别阐述了公共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他认为“公共哲学是一门部门哲学,它以公共生活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公共关系、公共管理…     

个体性与公共性:王船山理性概念的双重向度

王船山哲学中的理性概念是从公共性与个体性两个维度加以勘定的。在公共性的层面 ,王船山把宋明思想系统中形而上学的“天理”观念转化为“公理”的意识 ,并强调这种公共理性是在主体间交互关系中得以发源的 ;在个体性层面 ,王船山指出凡是合理性的总是包含了个体自慊 (自我满足 )的感受特性 ,由此 ,理性并不与感性相对峙 ,而是把后者纳入它本身之中     

礼义教化:荀子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的精神

伦理学所承诺的“优良生活”,其要有二：其一，德也；其一，福也。德福一致，义命两全，方为至善。在儒家，义在价值上独立且优先于命。然而，对于至善的实现，义只是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为德福一致故，与康德从道德走向宗教不同，荀子从道德走向了政治，寻求通过社会的良治实现生命的完满，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首先，“国无礼则不正”,荀子主张礼治，而其赖以治国的“礼义”实兼具伦理与政治双重意涵，贯通着个体的完善与共同体的完善。其次，“君子治治，非治乱也”,荀子将政治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个体的完善之上，以此判定政治的优劣。再次，“凝士以礼，凝民以政”,荀子对法的吸收并非所谓“外在道德”的歧出，而只是礼治的一种变奏，最终亦以自我完善为导向。整体而言，荀子在肯定共同体本位的同时，保留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从而维系着批判共同体可能走向异化的价值基础。对于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更新而言，荀子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理论资源。     

公共之善——从原初状态阐释行政伦理

近代,罗尔斯设计了一个无知之幕,即公共之善.通过对人类整体生活的关切,或者说是对个体未来不幸的可预知的恐惧,社会中的个体关注代际与未来的幸福,至少是为避免不幸,基于此,给予不幸者利益分配上的照顾,这种照顾与其说是对同类不幸的悲悯,更像是慈善的储蓄.这些理论都是理性与平等精神支撑的以单一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人际利益关系为基础的考量人类幸福源泉的学说,这种逻辑不仅在抽象的政治学理论中绽放光芒,而且具有相当的普世性.公共行政的实质在于行政行为的公共性,伦理视角考量的公共行政及其依托的行政权力必须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行使,即使行政人员有“经济人”思想作祟.公共之善的基础在于个体之善的旨归,在对个体利益的尊重乃是最高的道德的思想困囿下,行政行为不仅是强势人的代言,更应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者的“安身立命”.除了法治匡治行政行为之外,保护弱者,实现人人平等,进而实现理想中完美的公共之善,已成为行政伦理考量下的行政行为之必须.     

参与——政治的第一原则

本文是V．格哈特2007年刚出版就在德国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的政治哲学著作《参与——政治的第一原则》的浓缩精华。格哈特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人作为有理性、有生命的自由存在者的个体性;他的主要政治哲学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寻求政治原则的结果。他认为,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参与、代表和建构,这三个原则一起构成一个政治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则是被创造出来的公共领域。本文是他对作为政治的第一原则的参与的论述纲要。格哈特认为,政治构成人类行动的核心领域,一切人类行动的出发点是自由,因此政治基于自由。凡是自由的人都是自我规定的;自我规定是有生命存在者的自我组织的特定人类形式;自我规定的方式是人类个体通过自己的理由来进行。这是政治的先决条件;政治的本性就在于独立的行动个体的自我规定。在政治中,行动个体的自我规定的惟一可能方式是集体共同规定。因为一个人若要使其行动是政治的,他就必须满足于影响他人,同时也必然依赖于他人。因此,参与是政治的第一原则,政治只能基于自由的行动个体的参与。参与作为政治的第一原则是以关切或同情为基础的共享。参与允许我们把个体的自我规定转移到一个共同体内部集体的共同规定、而又不终止自我规定;它创造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一个共同体的人们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整体朝向某个共同目标、而又不侵害其中构成个体的意向;它构成一个原则,按照这个原则许多个体意志在一个意志中联结起来、而这个意志又允许许多个体意志持续存在。     

生活何以更加幸福:儒家传统幸福观及其现代启示

"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儒家传统哲学的重要主题.在当代视阈中,儒家幸福观不仅展现了对"孔颜之乐"的价值选择、对君子圣人的人格向往、对"与天地参"的境界追求,而且也蕴含着融合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个体幸福与社会幸福、幸福实现与幸福享受、幸福生活与幸福境界等方面的致思.这种统一与融合的幸福致思为提升和改善现代文明中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思想资源.     

试论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异同

孔孟在治道观上并不完全相同 ,而是同中有异。孟子在继承孔子正己以正人的德政原则的基础上 ,不仅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原则的理论根据———性善论 ,而且以实行有利于民众生产、生活的政策措施———仁政为治国的第一要务 ,将治道的重心从孔子的“正己”转移到“安人” ,更加鲜明地凸现了儒家治道的民本主义精神。深入探讨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异同 ,对全面正确地把握儒家治道必将有所裨益。     

“孝”是公共规范还是个人美德

“孝”在儒家传统中发挥着双重功能,既是公共生活的规范,也是家庭生活中的个 人美德。作为公共规范的“孝”,往往意味着公共生活中的政治品格和家庭伦理生活的顺从 关系,被统治者所关注、舆论所监督、公权力所保障,由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孝道 ”可能演化为一种“道德表演”。作为私人美德的“孝”,建基于家庭成员的 “互爱”,它出于个体的意志自由和道德自愿,更加具有真实性,体现了血缘之亲和家庭 之爱。现代意义上的“孝道”有必要弱化“孝”的公共规范色彩,而提升其作为一种个人 美德的意义,提倡从意志自由和情感自愿的角度去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互爱关系 。     

我的“格物”

"儒学"一词可能意指两种内容,即"儒家哲学"和"国家儒术"。对于现今中国乃至世界,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儒家哲学"以孟子的学说为核心。它强调认知、情感和意动的心灵簇,鼓励人们关注家庭爱及其社会扩展,同时也为研究仁爱、安心、关怀、苦痛、移情等世界性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学理内容和积极的思考向度。就此而言,"儒家哲学"这一古老的观念无疑具有新的生命。中美学者不仅可以在这一课题上展开合作,而且他们的合作必定富于成果。     

儒家社会正义观的思考

儒家的经典文本的确表达了对人民的生活条件及物质资源分配的深度关切,但儒家并未像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一样试图建构一个社会正义的体系;相反,儒家对物质好处及其分配的强调,实际上被置于一个特定的框架内,该框架假定了政治共同体的性质是一种道德共同体,君民关系是一种彼此关怀的伦理关系。儒家提示我们,离开社群感和关怀感的纯粹现代社会正义原则,无论是平等还是充裕,其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只不过说到了故事的一半而已。     

道德感动与儒家示范伦理学

该著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关于儒家哲学的文章,试图结合中西方道德哲学中的主要概念、原则、理论框架等,重新解释儒家哲学的当代意义。作者认为,可以将儒家伦理学说的核心与基础理解为存在论意义上的“感动论”,而儒家的示范性道德人格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感动、激励人们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