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之辨新探

<正>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儒家义利之辨”时,总是将其视作“割裂义利关系”,“挑起义利问题的争论”,“宣扬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笔者认为,这些论断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其实,儒家义利之辨,既不曾割裂义利关系亦不曾混同义利关系,恰恰是对这种割裂或混同的克服。义利之辨不同于义利之辩,它所指向的既非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亦非重利轻义的功利论,只能是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义利并重论。     

儒墨义利论比较

义利论是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伦理学的大问题;义利之辨成为纵贯千年的讨论。德墨两家在先秦并列显学,“仅道尧舜,而取舍不同”（《韩非子·显学》）,各自创立了系统的义利论,并且导致了延续几千年的义利之辨。对儒墨义利论作一番比较,当是很有意义的。下面就义利概念、义利关系、价值标准、根本目的四方面,对儒墨义利论略作比较分析。一、义利内涵德墨义利论的不同首先在于,两家从义利概念中揭示的内涵不同。儒家认为,义利在比较具体的意义上是指公利和私利,在比较抽象的意义上则指道义和功利。墨家则认为,义在根本上可以通约为利…     

朱子设教思想在士庶中的一贯性——以义利之辨为角度

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     

义利之辨的哲学思考

反思历史上义利之辨，首要的问题就要考察历史上义利之辨的过程及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宏观地说，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宋明时期的义利之辨及近代社会（鸦片战争——五四时期）的义利之辨。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义利问题，儒、墨、道、法几个主要学派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最早系统地论述义利问题的是孔子。他把“义”规定为“礼以行义”以左传·成公二年》），即宜于尊卑上下的宗法等级关系。至于“利”在孔子那里，主要是“私”或个人利益…     

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

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罗国杰人们说：“中国传统哲学是伦理型的”。这应当被看成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优点,而不是一种缺点。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正说明中国哲学是一种特别强调道德价值取向的哲学。在不少哲学家那里,都认为这种强调人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能够通过人的道德完善而使社会和谐地向前发展。中国哲学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哲学家那里,有着纷坛夏杂的表现形式,这种“价值追求”,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同世界各国哲学相比,这确实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主要是指以儒家伦理传统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思想精华。儒家伦理思想在历史发展中曾经历过多次的重大变化,它总是和不同时代各种思想家对它的改造、扭曲,同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分不开,因而必然是精华与糟粕同时并存。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扬优良道德传统,必须以追求真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认为中国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主要有五个方面。一、强调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从《诗经》中提“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宋明理学家们所提倡的“义利之辨”和“理欲之辨”,都不断     

略论孟子的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

义利观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它由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两个逻辑层次构成.义利之辨层次最能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孟子正确审视义与利之间的选择性张力,既能鲜明地坚持道义论的基本立场,又能够对经济生活进行独具特色的伦理辩护.与这一“显层次”相比,德福一致是孟子义利观的“隐层次”,但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对德福一致的强调,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消解现实生活中的义利之争和思想意识中的义利之辨,是立足于主体素质的建设本身来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正是在此意义上,重新梳理孟子义利观的逻辑结构,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道义论传统的文化意蕴.     

仁术与仁心——以朱子的解释为中心

本文以《孟子集注》为中心,呈现朱子对孟子哲学中"仁术"与"仁心"等核心概念的思考与理解。在朱子的注解中,有关"仁心"的讨论聚焦于"仁心"发用的差序问题。朱子通过对人物生成本质同一与差异的揭示还为此差序奠定了生成论上的根据。在此基础之上,"仁术"成为了直面现实、积极措置从而实现"仁心"的必要行动。朱子在生成论层面的这一推进,不仅是对孟子以来儒家哲学的重要发展,同时也表明了朱子道德哲学的自然基础。     

朱子思想中的“鬼神与祭祀”

朱子在气论上坚持一般的气会散尽,而在祭祀问题上持儒家的一般观点,坚信祭祀人的诚敬之心可以和祖先感应,祭祀中的"感格"以朱子的理气论为基础。他承继谢良佐"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之精神"的讲法,认为人的血脉的延续是根据"生理",自家的气是祖先气的直接延续,祖先形体的那部分气虽然会散尽,却通过子孙的存有而延续下来。朱子对部分礼制的解释也基于他的理气观,而又在理气构架下赋予儒家生命观、身体观以更进一步的哲学阐释。     

义利之辨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展开

从儒家思想史看,义利之辨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公私之辨,但是公私问题依然是其核心要义。在公共生活中,公义和私利在何种情景下、何者更具有优先性的思考,是义利之辨的实质之一。在儒家看来,良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个体让渡部分私人利益来落实公义,并以此促成社会的和谐。义利之辨中的公共性优先原则,在儒家的仁爱学说、大同理想、修身工夫等思想中也有体现。就此而言,义利之辨是儒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展开。     

论朱张“未发之说”之辨与“己丑之悟”的关联

代表朱子“中和新说”的文献中暗含有对张栻“未发之旨”的回应。朱张之间的互动从张栻向朱子寄送《吕氏中庸辨》开始，直到朱子给张栻的书信《诸说例蒙印可》为止，贯穿了朱子“己丑之悟”的整个过程。张栻“未发之旨”的要义包括“心之昭昭分为已发”和“喜怒哀乐之中与寂然不动不同”两点，而这极有可能是触发朱子与蔡元定1169年中的问辨，进而触发朱子“己丑之悟”的原因。     

儒家的义利之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谓的"义"指一般的道德准则,所谓的"利"通常情况下指个人私利。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义的优先地位,主张义以为上、先利后义、重义轻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但儒家并不排斥利,且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甚至认为义能带来利。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之分,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儒家认为应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准则。儒家的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企业和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易学与《中庸》《孟子》的交锋——从朱陆“无极太极之辩”切入

宋明理学与经典关联紧密，经典义理与理学家的阐发处于相互“交织”的状态。交织意味着被解释的经典本身的思路与作为解释者的哲学家的洞见都是哲学的主体。先秦经典之间存在分歧，但理学家试图将群经统为一贯，使得儒家哲学内部存在分裂与统一的对拉力量，因此需要以一种理路为“解释主轴”来统合其他经典。朱子与象山分别以易学与《中庸》《孟子》为主轴，“无极太极之辩”正是二者交锋的集中体现。朱子坚持易学本体论结构，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将“无极而太极”解释为天理，这种结构源于《易传》的道器之分；而象山则从《中庸》《孟子》心性论的贯通性出发，认为极就是中，无极就是无中，因此“无极而太极”必非周子本义。朱陆之辩也与四书升格运动的高峰相耦合。儒家哲学的内在张力也是发展的动力之源。经典与哲学的互动为中国哲学史书写提供了新视角。     

一而二,二而一:朱子哲学的思维结构与理论纲脉

现有的朱子哲学研究往往重于概念分疏和思想流变,常令人迷于节目之繁而不得其纲领,或难于贯通。朱子明确指出"巨细相涵""先立乎其大"———这是朱子方法论的自觉,强调学问的整体性与圆融性。本文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出发,认为"一而二,二而一"是朱子哲学核心的思维结构,是其总纲与枢要,是对待与流行的圆融。贯而通之,其人道论是"心统性情";天道论是"道兼理气";工夫论是"敬贯体用"。由此,天人心道贯通,本体工夫契合,从而展现出朱子哲学之脉络。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儒墨义利论比较

儒墨义利论比较张国钧义利之辩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问题,而同为先秦时期的“显学”的儒墨两家的义利观在义利范畴的发展上有其开创性的价值,因此对儒墨义利论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儒墨二家所揭示的义利内涵有很大的差别,儒家的义利概念大致有公利和私利、道义和...     

论孟子“义利之辨”展开的基础及其政治走向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浅议儒家义利观之主旨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而儒学作为二千多年来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也凝聚了大量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精华,对其充分挖掘利用,亦为当务之急。在儒家思想中,“义,宜也”(《二程集》),“义者,事之宜也”(《四书集注·学而》),指正义应当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利”则指利益,孔子、孟子都把利理解为“私利”。冯友兰先生说过:“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私利……若所求的不是个人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则其行为不是求利,而是行义。”犤1犦儒家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极为丰富,其主旨为:一、见利思义孔子主张…     

道德感动与儒家示范伦理学

该著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关于儒家哲学的文章,试图结合中西方道德哲学中的主要概念、原则、理论框架等,重新解释儒家哲学的当代意义。作者认为,可以将儒家伦理学说的核心与基础理解为存在论意义上的“感动论”,而儒家的示范性道德人格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感动、激励人们行善。     

从“认知心”到“统合心”——早期儒家心论思想新探

在早期儒家认知理论与形而上学之间游走无隙的是心论。从孔子通过经验学习、理性思考以及日常实践循环往复到达的“乐之”境界，到孟子通过具体而微的道德实践扩充善端成为“性”之本体，再到荀子通过“虚壹而静”的经验学习与理性思虑而最终实现的“大清明”境界，早期儒家的“心”在认知过程和实现形而上境界之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的“心”或体现为认知心，或体现为道德心，或体现为形而上之心。“心”的这些面向并不是静止的，它们在动态的转化之中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早期儒家心论的丰富图景。     

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

朱子不仅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还承启古今礼学之变革,朱子《家礼》便是朱子对自己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在哲学层面,朱子《家礼》礼仪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终极关怀,指向性与天道。在宗教层面,朱子《家礼》中的丧祭礼分别继承了儒家礼学"慎终追远"与"报本反始"的精神,最终指向生命的不朽和精神的永存。在人生之道的层面,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表现在生命延续、道德提高与社会进步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