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的哲学思考

反思历史上义利之辨，首要的问题就要考察历史上义利之辨的过程及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宏观地说，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宋明时期的义利之辨及近代社会（鸦片战争——五四时期）的义利之辨。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义利问题，儒、墨、道、法几个主要学派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最早系统地论述义利问题的是孔子。他把“义”规定为“礼以行义”以左传·成公二年》），即宜于尊卑上下的宗法等级关系。至于“利”在孔子那里，主要是“私”或个人利益…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浅议儒家义利观之主旨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而儒学作为二千多年来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也凝聚了大量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精华,对其充分挖掘利用,亦为当务之急。在儒家思想中,“义,宜也”(《二程集》),“义者,事之宜也”(《四书集注·学而》),指正义应当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利”则指利益,孔子、孟子都把利理解为“私利”。冯友兰先生说过:“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私利……若所求的不是个人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则其行为不是求利,而是行义。”犤1犦儒家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极为丰富,其主旨为:一、见利思义孔子主张…     

义利之辨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展开

从儒家思想史看,义利之辨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公私之辨,但是公私问题依然是其核心要义。在公共生活中,公义和私利在何种情景下、何者更具有优先性的思考,是义利之辨的实质之一。在儒家看来,良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个体让渡部分私人利益来落实公义,并以此促成社会的和谐。义利之辨中的公共性优先原则,在儒家的仁爱学说、大同理想、修身工夫等思想中也有体现。就此而言,义利之辨是儒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展开。     

义利互斥，还是义利交融 ——张栻义利之辨重探

张栻大举义利之辨,旨在指引人们克除不当利欲从而尽心知性、成就人道。因此他紧扣人之道德心性,立足于应然的层面及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双重视角,注重从"意之所向"即人的内在动机上,以顺性之无所为者与逆性之有所为者精微地界定和分判"义""利",由此凸显二者的紧张与冲突,并为守义制利的工夫实践奠立根基。此所谓"利"特指与理义相对的负面价值取向。他并未否定人的一切利欲,而是充分肯定了合理利欲的正当性,并认为一切合理的利欲都是理义本身的发用和表现。就此而言,张栻也有义利统一、义利交融的思想。对于如何守义制利,他主张"敬"(存养本心)"恕"(推扩本心)双修,即反己与外推相结合。由于学界对张栻理学中"义利"的广狭二义未加明确区分,以及未能确当理解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论,以致其义利学说的真实意涵与特质难以得到确切显明。     

荀子正义观的社群主义精蕴

社群主义自社群的经验出发,承认个人对其权利的追求,但否认自由主义“权利优先于善”的主张,强调社会公益的优先性。荀子在“义利”问题上,承认“义利两有”,主张“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断“义”为经验的养成,而非先验的存有,其正义观之社群主义精蕴显现无疑。     

漫论“何必曰利”

<正> 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发展到了孟子就转换为“义利之辨”,自孟子之后,“义利之辨”构成了诸儒反复研讨的基本问题。近几十年来,批评孟子的人,大都认为孟子的“义利之辨”是鄙视功利,并据此把孟子说成是反功利主义者。孟子鄙视功利说能否成立,这是不     

《易传》义利观研究──兼论《易传》之伦理思想

义利关系是《易传》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易传》作者系统总结并发展了先秦诸子的义利观,认为“义”乃人类行为最基本之道德规范,其职能是“理财、正辞、禁民为非”,其基本含义是“崇德向善”、“广业济世”、“和谐中正”、“崇刚抑柔”、“顺天应时”;“利”的基本含义则是指“天地之大义”,凡合于义者,皆视为利。因此,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易传》作者的基本思想是：（１）“义以为上,以义制利”;（２）义以生利,利在义中;（３）义利合一,相互为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探诂

《论语·里仁》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牵涉到“君子、小人”之别和“义、利”之辨,可是,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目前,还不能说已经解释清楚了。汉代以来的各家注解,虽算不上歧说纷纭,却也有些不同的说法。现在知道最早对这句话作出解释的是西汉时的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汉书·杨恽传》引用作:“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氏说的正是“君子、小人”之别和“义、利”之辨,后人在解释“君子喻…     

儒家义利之辨新探

<正>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儒家义利之辨”时,总是将其视作“割裂义利关系”,“挑起义利问题的争论”,“宣扬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笔者认为,这些论断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其实,儒家义利之辨,既不曾割裂义利关系亦不曾混同义利关系,恰恰是对这种割裂或混同的克服。义利之辨不同于义利之辩,它所指向的既非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亦非重利轻义的功利论,只能是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义利并重论。     

朱子设教思想在士庶中的一贯性——以义利之辨为角度

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     

儒家的义利之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谓的"义"指一般的道德准则,所谓的"利"通常情况下指个人私利。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义的优先地位,主张义以为上、先利后义、重义轻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但儒家并不排斥利,且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甚至认为义能带来利。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之分,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儒家认为应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准则。儒家的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企业和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从“义利关系”看道德失衡

当今,道德失衡或道德滑坡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成为社会刻不容缓的一个问题。那么,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何处？即道德失衡或道德滑坡的实质、成因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将道德失衡或道德滑坡视为“精神现象”,那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这一最基本的命题,笔者认为,当今社会的利益失衡是道德失衡或道德滑坡的主要成因。为什么？因为“义”和“利”是始终捆绑在一起的。谁都不会否定,作为道德范畴的“义”是一种“精神现象”;而“利”,则是一种“物质现象”,一种经济现象。所以我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义利之辨”。“辨”之实…     

“义”“利”“害”观念的现代诠释——以叶适功利伦理学说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义利之辨,既为儒家的传统论题,在现代的意义世界里,也能转出它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论语时代发轫的这一命题,与墨学的对峙与交通,经过董仲舒、程朱一系的补充或补订,兀然在有宋一代朗现出新的气象。水心环绕此命题所下的补正工夫,即是其中的一案。《水心别集》卷三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到了水心晚年来了个大的转换,一方面仍是义利并举,另方面则是利先义后,谓之“成利致义”。比照横渠、朱子用“心”来统贯“性”“情”二观念,水心在“义”与“害”的链接间,寻到了一个大写的“利”字:利,既可以是“义”,也可以是“害”,犹一剑双刃,较之“心统性情”,它是“利统义害”。故,就结果言,水心说坦荡地展臂拥抱墨学,却恰好造成对先秦儒义本学统的彰显,与小程子辨明兼别、融通儒墨的理一分殊说,有不二之妙。     

也谈义利统一

谈起义利关系来,人们常讲义利统一,即义利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这自然是对的,但细琢磨起来,似应再作些补充才不失于笼统。 首先,在实际生活中利和义并不是永远和注定会统一的。“义”一般被理解为某种普遍利益的体     

正谊明道视域下的董仲舒仁说探析

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常常被视为儒家“义利之辨”的代表性观点，然而此命题的提出实由“越有三仁”的话题所引出，本为论说“仁人”之标准而言。故必须从董仲舒的仁说出发，才能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其“正谊明道”原初的思想旨趣。董仲舒从“爱人”的仁学基点出发建构起“天仁合一”的思想体系，并指出“仁人”应该“不谋其利”、“不急其功”,将仁爱之心推扩出去，“以仁厚远”、“爱及四夷”、“致无为”而取得“习俗大化”的“仁圣”功绩。     

简论孟子对孔子义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对孔子义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较为全面的,他把孔子精短的义利思想作了扩展和加深,使儒学义利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和条理化。孔子和孟子二人在义利思想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不存在着孔子尚义轻利与孟子尚义反利的重大差异,也不存在着孔孟只讲动机不重效果的问题。孔孟的义利观是以仁义为先、义利通变、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义利观。     

孔子“义利之辨”发微

"义利之辨"是内在于孔子思想中的根本话题之一,它所关涉的乃是人在"依于仁"而行道的过程中如何衡估与裁断"利"的问题。具体说来,由孔子所开启的"义利之辨"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对人在"富"与"贫"、"贵"与"贱"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一个是对人在"生"与"死"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从根底处看,以价值裁断为其内在枢机的"义利之辨"显然不是一个诉诸思辨的知识论话题,而是一个诉诸生命践履且同人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意义息息相关的价值论话题。     

重新评估儒家功利主义

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什么样的价值原则,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传统与现代化研究中的一大课题。我想就此问题,谈一些想法：1．中华传统文化富有功利主义传统,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就先秦诸子说,儒、墨、道、法四大流派,除道家老庄外,皆倡导功利原则,虽然对功利的理解,并不尽同。儒家孔孟,以“博施济众”和“制民之产”为处理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最高准则,为儒家的功利观奠定了思想基础。孔孟谈义利之辨,是反对追求危害群体利益的私利私欲,主张见利思义,并非一概排斥功利。至汉儒董仲舒,由于片面强调义…     

“放于利而行多怨”——儒家义利学说再探讨

义利学说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因而也是儒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儒家义利学说的研究上,尽管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存有很大分歧,对于儒家是否一概排斥、否定利的积极意义也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但在认定儒家“重义轻利”方面,人们的认识相对说来比较一致。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是:儒家为什么主张“重义轻利”,其理论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在儒家思想史上,朱熹曾就此追问说:“窃闻之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夫岂囿为是迂阔无用之谈,以欺世眩俗,而苷受祸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送张仲隆序》)这的确是一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