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奈绘画中的权力隐喻——以福柯和布迪厄的理论为阐述视角

福柯与布迪厄都借对马奈绘画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福柯将马奈绘画作为现代认识型的代表,通过不可见物的可见性所形成的非话语实践,打破古典绘画中言说权力的禁锢。布迪厄则分析马奈现象在社会权力场域运作中的意义,以建构主义结构主义的视野,分析异端马奈所运用的资本与艺术场域所形成的新的权力结构。文章以对马奈绘画的纵横向意义的阐释,试分析现代绘画空间的生成与合法性中所包含的新旧权力转换问题。     

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

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发挥了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功能。乡村社会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别有助于村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治认同,同时,乡村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个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方式正由行政型迈向传播型,传播型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及信息担负治理媒介等特征。     

嵌入式整合: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治理的政党逻辑

乡村社会自治性、自主性的不断发展深刻改变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形态,表现为政党与乡村社会的自治力量之间产生摩擦和冲突。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和分散性,使社会自治力量的成熟发展需要继续寻求政党力量的引导和规范。茗山实践中,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党建引领、组织嵌入和要素整合等途径嵌入乡村社会,在此过程中,政党力量凭借其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党政资源等比较优势,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则在政党的规范和引导下,凭借其自治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等比较优势,实现了治理动力的内生、治理功能的强化和治理模式的优化。由此,政党与乡村社会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互为补充,形成了政党力量有效整合社会,自治力量有效治理社会的"嵌入式整合"模式。     

培植社会资本:乡村环境治理的一个理论视角

我国乡村环境正面临着治理困境,因为,现行的由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乡村环境发展的需要。乡村环境治理需要强化公众参与和协同合作,这就要求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目前,我国乡村环境治理正面临着社会资本式微的境况,一方面表现为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衰减,另一方面表现为乡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微弱。因此,乡村环境治理必须强化培植乡村社会资本。     

国家治理中的“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运动式治理再认识

作为革命时代的政治运作方式在后革命时代的延续,运动式治理的盛行体现为对传统革命动员逻辑的路径依赖,其运作逻辑体现为权威体制下的权力实践。由于运动式治理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所以在政治实用主义的考量之下,运动式治理很难在政策工具中被摒除,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也成为国家治理范式转型的艰难所在。但是,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治理实践,运动式治理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相悖,具有突出的局限性,从而使"范式转换"具有突出的必要性。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制度化治理。     

新城市社会学下我国当代艺术社区的逻辑探寻

新城市社会学是一种城市社会学空间转向的产物,其将城市作为一种资本分配与权力及斗争下的异质结构,并对其中的不同阶层予以考量分析。以这一理论视野进行观照,上世纪末在我国产生的诸多艺术群落,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一定自治性的独立社区结构;其发展和运作有着边缘化、凝聚力、动态性等自身特殊逻辑。     

都市创造传奇--张爱玲文学场域研究

“场域”是法国布迪厄提出的一个范畴。它代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空间,它展示的是由不同的资本和权力所决定的处于不民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艺术场域也是如此。对艺术家或艺术作品的产生的研究只有进入其特定的场域才可能对其进行丰富的和立体的把握。我们也必须把“张爱玲传奇”置于关系复杂的“场域”中进行分析,才会发现“传奇”的诞生并非偶然,它与当时上海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背景和文化情景以及张爱玲成长的背景密切相关。     

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及其限制

公共秩序是以公共权力运作为枢纽的行为规范体系。作为源于社会又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性力量,公共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其有效运作是公共秩序得以维系的前提,而其不当运作又往往导致公共秩序的崩溃解体。因此,如何有效地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就成为政治秩序建构和维系的关键,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乡村场域下公共艺术创作的“在地性”——以武隆·懒坝国际大地艺术季为例

乡村场域中的艺术创作与日俱增,文章研究乡村场域中举办的艺术季对于"在地性"的理解,探讨艺术的介入,进行"在地性"的创作,对于乡村文化的激活与乡村的振兴产生何种成效,最终产生何种社会价值。通过具体阐释"在地性"的艺术创作宗旨,分析武隆·懒坝的落地实践,最终探索乡村场域下进行在地艺术创作的真正价值实现。     

探寻利维坦的行动逻辑——国家中心范式的研究进路与分析框架

国家中心范式通过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展开学术批评,重新将"国家"这一被遗忘的"主角"从政治知识传统中找回来,并作出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论证的科学性事实分析。该范式认为"国家"是处于内外之间的利维坦,这一特定位置决定了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依循"政治的逻辑"和"安全的逻辑"来建构秩序和塑造安全。进而,从研究进路对国家的行动逻辑做出理论抽象:其一,凸显国家作为自主能动之行动主体的"韦伯—欣策式进路";其二,呈现国家作为制度结构之运作逻辑的"托克维尔式进路"。国家中心范式以政治科学之事实分析的方式回应了"利维坦何以必要"和"利维坦如何运作"的基本命题,这为我们构建以国家为中心变量的因果框架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基础,为理解诠释国家理论的知识建构进路并拓展深化国家实践的政治科学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论布尔迪厄美学的核心概念“生存心态”的特殊性质

布尔迪厄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野,把艺术创作及其社会影响,当成权力关系不断进行运作的动态性场域(le champ en mouvement),同时也把审美品味(le gout esthetique)当做一种可以"共时地"(synchroniquement)结构化和被结构化的生活方式和一种心态,一种被他称为"生存心态"(Habitus)的"秉性体系"(systeme des dispositions),并把审美品味当成行动于特定社会场域中的行动者的心灵、思想、行为和情感的"源发性"("生成性")结构。所以,布尔迪厄的美学思想是以"生存心态"(Habitus)和"品味"(gout)作为两大基本范畴,而对两者的分析,无论如何都不能各自孤立地进行,必须把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同步的分析;同时,还要把对于两者的分析同对于社会"场域"的分析联系起来。     

乡村治理目标的伦理缺失与理性重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标指引。然而,在当前乡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宰制性地位导致乡村治理目标中经济指标的决定性、经济评价的优先性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等问题。在乡村治理的目标建构及实践中,应当以保障农民生存要求的"安全第一"原则作为底线伦理,以公平正义作为当前乡村治理最为迫切的现实要求,并以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旨归。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逻辑进路及其当代价值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其乡村建设理论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由政治问题的解决、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社会理性和向上的精神五个层次构成。从政治问题的解决,到建设由农业转化到工业的社会,再到构建伦理型的新社会组织结构,使社会的发展趋于理性(教化、礼俗、自力),人们追求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想,也是乡村建设的逻辑层次。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是按照儒家的思维模式建立起来的,其内在理路就是儒家思想中的由内圣开出外王的路数,乡村建设最高的追求是向上的精神,也就是儒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在新时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为当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建设目标,确立了原则,为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及其优化策略

我国当前的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运行模式难以适应乡村振兴要求。一是国家力量进场虽然强化了科层治理能力,但是深层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二是由于缺乏完备高效的制度激励,市场行动者的参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三是农村空心化和自治组织软体化趋势,造成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水平不高。基于此,乡村环境治理模式转型,必须嵌入基层社会空间的行动者网络之中,通过重构和优化行动者关系结构,将科层、市场和社会自组织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多重逻辑——基于成都市农村集体土地确权改革的案例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制是一种具有社会合约性的产权,国家推行的集体土地确权改革试图打破传统的集体制。本文以2008-2012年成都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实证案例,讨论来自成都市政府、官僚组织、乡村社会多个制度领域的行动逻辑及其对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制度改革的约束。一方面,揭示了农村土地产权的社会合约性及集体制的韧性;另一方面,展现了官僚体制运作中多重逻辑及其互动所带来的中国国家治理难题。     

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理想的公共生活如何可能——对"公共理性"的一种政治伦理学阐释

追求理性的公共运用是现代公共生活的核心理念.公共理性作为公民所应具有的理性,运作于市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以及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意在生成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与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当性共识,以促进公益、维护公民之权益.公共理性的存在与有效运作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政治治理具有积极的价值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