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的比较——从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切入

对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讨论,应避免立场先行的分析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是两种理想型秩序观,分析各自的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有助于深化认识秩序形成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德治在共同体中能发挥好作用,追求实质正义,倡导自律及重视实践者的德性。法治能更好回应陌生人社会需求,主张通过形式获得正义,以国家法为主要载体。在现代社会,德治不可能在规范意义上取代法治。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建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伦理秩序既是"生成"的,也是"建构"的。强化"伦理秩序"意在拓展和挖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和价值深意。建构或提供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发展相适应的、满足人民幸福生活需要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发挥蕴含于国家治理中的基本伦理关系、主流价值诉求及其善恶研判标准的伦理秩序功能,以聚合国家治理秩序的复线图景,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机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德治与法治的协同共治,以形成伦理秩序的价值共识,将成为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伦理秩序的方法论原则和践行性路径。     

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绩效

国家治理绩效的高低究竟与意识形态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是一个需要探析的问题。人们没有理由断言意识形态直接决定国家治理绩效,但意识形态对国家治理绩效的影响又不容低估。经验表明:当意识形态悸动的时候,国家治理绩效的起伏波动较为明显;而意识形态让位给国家治理的实际问题时,国家治理绩效明显高企。在两者的关联性上讲,中立性国家最有利于提升一个国家的治理绩效,当一个国家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秉持问题导向,这个国家的治理绩效才不会大起大伏,保有较为稳定的国家治理效果。     

家的“律法”:祖国与主权国家之辨

现代国家的通常型态是实行人民主权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要成为一个人民主权统领下的法治国家意味着,让祖国成为一个法治国,这预设了一套更为根本的家律法。本文尝试探讨一种关于家的政治哲学,认为家秩序包含三个根本律法:创生一养成一返本。现代中国经历了从家国天下一体蜕变为海洋律法统领的主权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个体本位的律法。相比起引发大量现代困境的个体秩序,家律法可以提供精神自由和社会秩序更少紧张的法治框架。     

从国家到文化:国家认同的史证与申张——中国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和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进展,支撑和构成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主要见解,印证了抗战时期中国各民族间已经普遍存在的国家认同及其利益认同本质。但国家认同不是单纯依靠利益认同就能实现的,还是一种文化认同和体验。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各民族经历了共同生活和发展的悠久历史。但仅此并不足以推动各民族文化认同的自发实现,相反是意识形态实践持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这种实践不可能以某种具体文化形态来重构整个国家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但却使集中统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及其支撑性的社会价值观念跨越时空和文化差异,成为各民族民众共同持有的基本秩序立场。文化认同及其秩序立场观念的引入,提示少数民族抗战研究视野在多方面的拓展,并更注重发挥意识形态对于引领而不仅仅是加速各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     

法治中国化、治理现代化与儒家治道

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治理秩序史和法治中国化两个领域。传统中国国宪、宋代司法传统和近代行政法史是我在第一个领域关注的话题,三者分别回应了华夏先贤如何通过发明和运用治理智慧为共同体实现宪法意义上的"安身立命",宋代治理者集团如何通过建章立制和断狱听讼因应"人心政俗之变"进而重建社会,民初平政院法政人如何通过裁决行政诉讼案件在"帝制走向共和"之际建构国家治理秩序等问题。我也通过对生育国家干预和夫妻财产制的历史、法理与伦理省思,初步切入了法治中国化的论域。基于这些研究,我提出"法治中国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论断。所谓"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被解释进而推动为"回向华夏治理正道,重述传统治理秩序"。作为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主要思想阵地之一,今后《原道》可以在坚持"中国"与"儒家"之立场与情怀的前提下,进一步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前述解释和推动。     

宗教信仰与团体秩序的建构

本文以宗教信仰的社会性为前提，以宗教信仰中的“关系”为视角，对分类体系下的、外部权力影响下的宗教团体秩序的结构及其如何建构进行了阐述。本文认为，宗教团体秩序是在信仰行动者基于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群体认同，是在宗教信仰规范的制度化过程中，以及在仪式基础上对权威体系合法性的建构与认同中形成的。外部权力也不断通过其精神内核的意识形态以及利益集团的分化需要对团体秩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石丽，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礼治是人治与法治的调和

礼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是为人处世修身立德的规范,更是国家的根本意识形态,故儒家社会思想实以礼治为本。自周公以来,儒家的思想就是以道统制衡政统。后世不少人误解认为儒家的礼治是一种人治,缺少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其实任何一种管理,都不可能脱离人治,也不能完全依靠法治。本文通过分析儒家的理论和治国实践,指出儒家的礼治是人治与法治的调和,是一种高级的管理方式和一种国家根本意识形态。秦代是中国历史上法治的巅峰,然而造成了人民没有自由,社会风气堕落,迅速灭亡。民主有其与生俱来的平等主义的缺陷,西方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并不仅仅是靠法治,更有隐微的也更基础的人治成分,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儒家重分别、尚节制的礼的精神,以及附丽其上的礼治,是抵抗民主滑向多数的暴政、法治流于机械无情的最好的堤防。     

法治与德治衡论

今天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已上升为宪法原则 ,治国方略的转变已确定无疑。但是 ,关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 ,特别是如何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仍是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聚讼不已的问题 ,重法律与尊道德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 ,或者成了因时、因地权变的口号。认识上的这些误区 ,既不利于法治建设 ,也不利于道德建设。考辨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 ,也就不仅只具有一点点理论的意义 ,而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治国方略的转变与道德主义的终结首先必须指出 ,在治国基本方略层面 ,法治相对于人治。国家…     

老问题、新视野:信访研究回顾与再出发

信访问题是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信访研究因此也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学术领域。本文是一个关于信访研究的研究。它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信访问题作为一个学术议程而兴起的历史过程、内在逻辑及其形成的信访行动、信访工作和信访改革等三大研究主题。本文认为,信访问题之所以复杂难解,原因在于它涉及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秩序化。据此,必须开创新的研究议程,即把信访问题置于"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秩序"这一宏大的理论和历史主题中去思考。该议程能够很好地整合以往信访研究的成果,拓展信访研究的视野,扩大信访研究的格局,同时切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