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纳与排斥:城市居住资格的获得路径与机制——基于城市新移民居住权分层现象的讨论

迄今对城市新移民的分层研究中,大都集中于户籍和职业流动层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居住。本文以解析"居住权"为切入点,将居住权利视作市民权/公民权的一部分,并以上海的政策文本为对象,剖析新移民"城市居住资格"的获得路径与机制及其表现出来的居住权分层现象。作者认为,"居住准入资格"是城市新移民的一个新的分层标准,这一标准背后是城市政策制定者基于城市利益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诉求,也是城市体制、机制互动和建构的动态过程。基于新移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城市政策采取了松紧的、有限开放的居住政策。这种居住政策的安排是城市社会的吸纳与排斥机制的作用,也是与城市利益、户籍制度相捆绑的结果。与此同时,城市居住资格也成为新移民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重要区隔。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层标准,居住权分层已经成为城市新移民群体阶层属性差异的又一个有力的佐证。     

我国社会分层理论的演进

本文将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研究划分为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后至195 7年为第一阶段 ,我国的社会分层在此阶段表现出阶级分层的特征 ;195 7年至 1978年 ,我国社会主要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 ,将人们按照主观意识形态进行了政治分层 ,这是第二阶段 ;从 1978年至 1980年代中期 ,我国主观的政治分层体系开始向“客观的阶级结构”回归 ,这一过渡时期可以称为第三阶段 ;1980年代初期至 1990年代初 ,中国大陆出现了贫富差距的大讨论 ,这是第四个阶段 ;1990年代至今 ,是第五个阶段 ,这一时期大陆分层研究模型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     

试析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

社会分层有多种标准,不同的理论家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常常是为了实现他们的不同目标,而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和谐社会。从社会分层理论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探索适合“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分层标准。本文分析了区分社会地位差异的十种资源,即生产资料资源、财产或收入资源、市场资源,职业或就业资源,政治权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主观声望资源,公民权利资源,以及人力资源,还分析了这十种资源的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战略的关系。     

社会分层与法律秩序的关联考察

本文认为有关社会分层原因的功能论和冲突论论述,都旨在研究各阶层中的社会成员对与现存社会分层相应的法律秩序状态的或认同或抵触的不同反应。并从分层成因、分层结构和阶层意识几个角度分析了社会分层与法律秩序的内在理论逻辑。     

社会分层与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思考

医疗救助是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社会弱势群体的疾病医疗困境,学者和政府均重视不够.通过回顾梳理医改背景下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历史,分析现行医疗救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     

19世纪英国民间慈善活动探析

19世纪,英国民间慈善事业得到飞速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规模和范围均达到相当大的规模。19世纪中期,慈善组织收到的善款甚至超过了国家在济贫方面总的费用,从而发挥着政府和企业所发挥不了的积极作用。在英国逐渐形成的以私人慈善、工人的自助互助和政府救济为主要形式的多元救助体系,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这种体系作为英国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在英国福利国家形成前的巨大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的。     

论道教神仙信仰的社会分层

本文认为 ,道教神仙信仰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呈现出了明显的信众分层现象 :在学者型道士和一般民众阶层 ,神仙信仰内涵并不一致 ,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经济转型、职业分层与中国农民工社会态度

在全球化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农民工在户籍关系、劳资关系和土地关系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制度歧视和权利不足,导致其弱势地位具有持久性和遗传性,甚至其本身的劳动力再生产都得不到保障。本文采用CGSS2006数据,将农民工按职业分层,然后从对政府的信任感、社会冲突感和阶级行动意识三个角度探讨不同阶层农民工的社会态度。结果表明,总体上农民工的社会态度是偏乐观的。但客观上处于底层的部分农民工在对政府的信任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怀疑态度和社会批判意识;而当涉及冲突和抗争时,他们又表现出保守的一面。     

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变化

国际学术界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 ,提出了工作单位分层机制论和市场分层机制论 ,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看到了中国社会分层的两种基本机制 ,但没有把握单位作为社会组织形式同其经济结构改革内容的关系。在日益深入的经济结构改革推动下 ,工作单位分层机制和市场分层机制发生空前深刻变化 ,导致中国社会分层发生崭新趋向。概言之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大规模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 ,国有单位的分层地位正在下降 ,非公有制单位的分层地位正在上升 ,充分的事实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都说明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在东北地区尤其如此     

庙宇、义山与海外华人社会建构:19世纪砂拉越古晋潮人社会的案例

本文以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古晋市上帝庙的建立为中心,以上帝庙和古晋华人义山粤海亭的文献系统为研究资料,通过梳理19世纪砂拉越古晋潮人社会的建构历程,揭示其主要社会结构、建构历程、建构手段、结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讨论庙宇、义山等华人宗教平台的创立,在海外华人社会建构过程中发挥社会作用的具体机制。     

英国早期失业法令及其动因

20世纪初英国实施的《失业工人法》、《劳工介绍所法》和《失业保险法》对解决当时严峻的失业与贫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更大意义在于确立了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些法令出台的动因是英国社会对19世纪后期以来社会形态、政治生态、思想文化状态和国际环境的必然反应.     

19世纪英国的济贫院制度初探

从17世纪开始,济贫院在英国逐步发展起来;1834年后,院内救济成为新济贫法体系的核心。济贫法委员会希望通过济贫院的威慑作用,促使贫民自力更生,减少济贫开支。济贫院遵循“劣等处置”和“济贫院检验”两个原则,院内的生活比较悲惨,被大众冠以穷人的“巴士底狱”,到19世纪70年代后才逐步得到改善。济贫院制度在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国家形成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试论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工厂立法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厂制的出现引发了诸多严重的问题,19世纪上半叶的工厂立法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作的最初努力。这一时期立法的指导思想是旧的家长主义,而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这种新旧矛盾造成了这一时期立法覆盖面狭窄和实施效果不理想等不足,但却延续了前工业社会国家干预的传统,并为其后的国家干预开辟了道路。     

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基督新教在广州之发展

本文主要探讨19世纪初──20世纪初基督新教在广州的发展概略。笔者将基督新教在广州近百余年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807~1842年,这是新教在广州的艰难草创时期,这一阶段传教士们的主要工作是围绕文字布道、医药布道、个人布道等方面展开的。第二阶段：1842~1910年,这是新教在广州的蓬勃发展时期,这一阶段来广州的传教差会与人数明显上升,且医疗、文字出版、教育、慈善等工作成为传教士们整个传教事业的核心。在中国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传教士们的这些工作对广州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与重要的影响。     

19世纪帕金森病的研究历史

1817年Parkinson首先描述了震颤麻痹,此后的45年中陆续出现了一些相关报道,但并未增加有价值的临床信息.1861年以后,Chareot对此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识到动作缓慢是本病的核心症状之一,并将其与肌强直鉴剐开.他细致地描述了面具脸等症状,认为震颤并非诊断的必要因素,在命名上建议用帕金森病来取代震颤麻痹.     

19世纪英国议会改革中的妇女争取权利运动

妇女的争取权利运动伴随着英国19世纪的政治改革历程.1832、1867、1884年的议会改革推动了英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点燃妇女获得政治权利的希望,但妇女在政治上受排斥的地位并未改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变化培育了妇女新的争取权利热潮,激进的女性主义运动走到前台.     

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及其化解策略

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贫富悬殊现象十分严重,并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对于日益加深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化解措施,通过立法和政策,改善工人工作与生存环境,缓解因贫富差距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但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留下了深刻教训.     

Privacy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is article notes ways that power is central to question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ccess and use. New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are likely to sustain and even strengthen traditional form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Yet power is rarely a zero-sum game. A number of factors that limit unleashing the full potential of privacy-invading technology, even in contexts of inequality, are considered: legal and moral normative constraints on power holders; the logistical and economic limits on total monitoring; the interpretive, contextual, and indeterminate nature of many human situations; system complexity and interconnectedness; human inventiveness;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those engaged in surveillance to be compromised or responded to in k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