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佚文考论

《管子》一书,有部分内容亡佚。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辑录整理《管子》佚文19条,并对这些佚文与今本《管子》的关系及其思想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     

王阳明的《论语》诠释

王阳明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语》诠释著作,但他在《传习录》及《文录》中对《论语》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体现了其鲜明的心学特点。他在诠释的方法方面主张反之于心、向内求理、统合归一、诸经互释,在诠释的内容方面提出以理释礼、以理释知、以乐释学、以良知释无知、以去欲存心释克己。他在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上确立了以心解经的新典范,打破了朱子对《论语》乃至《四书》诠释的学术垄断,对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初期的儒学经典诠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驳《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

《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1期刊发的胡永中《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对阳明学研究中的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提出“新说”。其一,以南刻《传习录》刊刻时间在嘉靖五年八月至嘉靖七年十月之间;其二,以王阳明首次提出“致良知”三字的时间在嘉靖三年甲申,并基于此,曲解王阳明《年谱》辛巳“始揭‘致良知’之教”的含义,质疑《年谱》所引“遗书守益”为“来历不明”、为“可疑”。其考证结论既不成立,其推理过程亦问题良多。本文通过驳论,意在澄清相关事实。     

《弘一法师未刊书札》系年及校读札记

<学术集林>卷八所刊<弘一法师未刊书目>十四通,系年粗略,释读讹误颇多.本文据<弘一法师书信>及<弘一大师年谱>考订各书札系年,并作校读札记.     

王阳明与陈白沙之间是否存在学脉传承关系?——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相关论述辨正

束景南先生在其《王阳明年谱长编》中,关于阳明在成化十九年就已经认识白沙并深受其影响、就已经对白沙学问"熟闻习见"的论述;关于阳明在成化二十年便与张诩相识,"盖张诩可谓阳明生平最早相识之白沙弟子,自此阳明乃可从张诩接触白沙之学"的推断;关于"张诩确在弘治十八年来京师,将《白沙先生全集》赠王华、阳明"的考证,都缺乏足够的文献依据,值得怀疑。因此,束先生关于阳明与白沙之间存在"学脉传承"关系的论断,值得商榷。     

《燕行录全集》记载的清代中朝医学交流事略考

清代,朝鲜奉行“以小事大”的外交政策,每年定期派遣燕行使团出使中国。《燕行录全集》即为朝鲜燕行使记录在中国所见所闻所感的一部“百科全书”,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医学史料,其中涉及到中朝医学交流的内容包括:人员交流、药材交流以及书籍交流。受朝鲜“小中华意识”的影响,朝鲜燕行使对于历史的记录和表述带有明显的朝鲜中心主义倾向性,当代学人在运用《燕行录全集》中的中朝医学交流史料时需要理智清醒地判断,鉴别性地加以分析利用。     

整理研究先秦兵书的集成之作--读《先秦兵书通解》、《先秦兵书佚文辑解》

我国先秦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军事家,如姜尚、孙武、司马穰苴、吴起、孙膑、尉缭等,他们的兵学著作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徐勇先生主编的大作《先秦兵书通解》和《先秦兵书佚文辑解》(天津人民出版社),对先秦兵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是新世纪出版的研究我国先秦兵书的两部精品力作。笔者读后,深感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开创新局面再创新辉煌--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心理学院和《朱智贤全集》首发式会上的发言

正当我们迎接母校百年华诞的前夕，欣悉成立心理学院并举行《朱智贤教授全集》首发式，这不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喜事，而且也是全国心理学界的大喜事。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吉林省心理学会和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冈田武彦对王阳明《大学》观的阐释与发展

王阳明的《大学》诠释在其心学思想体系中至关重要,这引起了日本著名阳明学者冈田武彦先生的高度重视。本文以王明阳的《大学》观为基础,依托相关文献,首先阐明冈田武彦对王阳明《大学》观内在嬗变的理解、检讨与反思;其次探究冈田武彦基于王阳明《大学》观所做出的思想开拓。冈田认为学问头脑的转变促成了王明阳《大学》观的思想变迁,但这与《大学》本旨是否相合却值得商榷。王阳明《大学》思想与冈田武彦晚年的身学说、"共生"理念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联系,"致知"说对冈田"致身"说的提出具有启迪意义,而"万物一体之仁"则为"共生理念"提供了思想资源。     

道教内丹学与王阳明“致良知”说

王阳明对修习道教内丹导引之术非常重视,其《年谱》中多有记载。内丹本为一种养生延命之学,王阳明却使之成为“致良知”说的组成部分。王阳明如何将道教的修为与儒家的心性学说紧密结合在一起呢?这里拟作一点粗浅的探索。 1 当然,能够产生内心神秘体验的并非仅仅是道教内丹,佛家与儒家也都有类似功夫。但是究阳明一生,他似乎独钟情于道教内丹之术。     

管志道《大学》改本研究

阳明后学管志道的《大学》改本,是研究晚明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献.管氏改本的产生,既有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思想交锋这一内在因素的影响,又有晚明社会风气求新求变这一外在因素的推动.管氏改本深受丰坊伪《石经大学》影响,但其自身又具有鲜明的结构特点.就义理层面而言,管氏理解的"大学之道"、"造士之法"与朱熹迥异;管氏改本第二章居于核...     

孔子“民可使由之”句的二十二种训释

《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因与孔子核心思想似有不符,故梁启超、宦应清等人率先提出变更句读的释读方法。后来学者拓而广之,此句遂有五种不同之句读。笔者认为,无论变更句读之后是否能自圆其说,这种做法本身并不可取,因为它不仅句法不合,而且违背了授受源流,甚至其产生的前提也并不存在。即使在保留旧句读的前提下,古人仍有十八种解释完全可以训释此句。笔者对古今二十二种训释(五种句读)作一汇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结论。     

从良知学到《孝经》学——阳明心学发展的一个侧面

在王阳明思想中,良知与孝是体用、本末的关系,孝仅仅是良知发用中之一事。由于王阳明良知学是从对《大学》的诠释中拈出,故随着阳明学的发展,其后学便将《孝经》纳入了良知学的体系内,以《孝经》来解释《大学》,采用以经解经的方式印证良知之说。至罗汝芳而提出以孝弟证成良知,以孝弟为良知本体,故以良知学注解《孝经》便成为必然,虞淳熙的《孝经迩言》就是晚明时期以良知学注解《孝经》的典范之作。     

中华书局本《二程集》之《周易程氏传》标点正误

中华书局于1981年出版的《二程集》之《周易程氏传》,无论从文本的选择上,还是句读方面,对于程学的研究都可谓有开创之功。此书在2004年再版,但未作任何修订。其实,于2003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程氏易传〉导读》一书中梁韦弦先生已经指出《二程集》之《程传》在标点及文字方面的一些遗漏。所以本文旨在系统地对中华书局版的《程传》作一些拾遗补漏的工作,以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更为准确的点校本《程传》。     

从贾谊《新书》“管子曰”看“管仲撰”《管子》

学界奉行宋代以来的"管书非管著"论,使得今本《管子》各种正式出版物均仅署校注者或译者之名,而不署"管仲撰"。早于西汉初年,著名政治家贾谊即作《新书》,以"管子曰"引用《管子》原文,全书共4次,均存于今本《管子》相关篇目。贾谊不仅阅读、效法管子,其"《管子》体"著述《新书》具有承前启后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今本《管子》虽成书于刘向编修,但其文本主干为管仲撰,而管书最早可上推到姜齐桓公时代或稍后,至少应在"田氏代姜"之前。《新书》与《韩非子》《史记》及《管子》构成密切的互文关系,从而形成管仲是《管子》主要"责任者"或"著者"的系列证据链,证伪了宋代以来的"管书非管著"论。     

《尔雅》入《汉志》“孝经类”略说

《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继承了《七略》的图书分类体系,把《尔雅》归入“六艺略·孝经”,这种归类方式有别于后世图书一般的分类方法。一部文献在不同目录书中的不同归属常能体现其不断变化的学术地位,本文试图从文献目录学角度,考察《尔雅》在《汉志》里的归类,从侧面了解《尔雅》在汉代的学术地位及其演变。     

孔子的“乐德合一”——《论语》“子谓《韶》《武》章”疏义

子谓《韶》《武》章是理解孔子乐德合一思想的关键。后世学者往往以对舜、武的历史评价,代替孔子对《韶》《武》的艺术评价。朱子从艺术与道德的角度区分了美与善的不同意味,但《韶》《武》的艺术身份,仍不免被道德的话语所遮蔽。然而,美与善首先是乐本身的美与善,是孔子在观乐过程中切身感受到的艺术经验。道德的精神在音乐艺术的演绎中具有了感性的形象,给人以特殊的境界觉受。只有从乐的首出地位出发,才能理解孔子乐德合一思想的真实意味。     

先秦法家论“怨”——以《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为中心

先秦法家以"法"观"怨",从知、行、言三个维度切入论题,为中华传统"怨"论框架的奠定做出了独特贡献。从情感发生学入手,管仲、商鞅、韩非等人旗帜鲜明地标举"私怨不入公门"的理念,既通观上下内外,又不限于一时一事。由知入行,先秦法家还通过情感调控一面严明赏罚,以绘制"不怨"的治国蓝图;一面又精研人情事理,提炼出"除怨"与"用怨"之术。秉持功用主义的言行观,法家于上建议君主"怨而无言"统御臣民,于下又主张"刑罚而民不敢怨"的持续高压。将上述理念验之商鞅作法自毙和秦朝二世而亡,可知先秦法家虽构想"无怨"、处处防"怨"却又最终亡于"怨",其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值得深思。     

“易象”新说——兼论《周易》原有《象经》问题

论文对古代典籍所载"易象"一名作了新的解读。认为所谓"易象",仅是当时《周易》的另一种称谓而已,它并不神秘;"易象"与今本《象传》没有直接联系,尚无渊源,《象传》"演德","易象""尊礼尚施",至汉代仍保存有以古礼诠释《周易》的传统;古代《周易》原有《象经》,或以《卦下易经》当之,惜已不传;但在清人的《易》著中,至今仍可见其传承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