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天”的重构

明末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本文详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天观的天主教化改造,这种改造后的天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自 ７０年代迄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儒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视儒学为一种宗教性、精神性传统的新趋向,该趋向固然与西方晚近兴起的宗教多元论和宗教对话理论有关,但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影响。现代儒学的发展,是传统儒学被全面解构过程中对儒学的重建,这种重建使得儒学所蕴涵的各个层面得以厘清,尤其使儒学益发将自身界划为一种具有超越品格的宗教性传统。而儒学若要作为一种价值信仰系统融入生活世界,恰恰需要以确立其宗教性或超越的品格为前提。在２１世纪,儒学会有多方面的开展,但将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教性传统发挥作用;并且由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尤其是“波士顿儒学”的现象可见,虽然在西方仍非显学,但儒学作为价值信仰的一种类型,如今已开始进入全球意识。     

论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及其诠释学效应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的经典意识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它既立基于经典文本之上,又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存在与发展。从文本视域看,儒家经典作为儒家思想的意义源发地,有着向着现在言说的"同时性",它能够被带入现时代并在当下视域中开放自身意义的多样性诠释。从诠释者视域看,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的诠释学处境,建立起儒家经典与东亚儒者之间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对话关系,在一问一答的逻辑中,让潜藏在经典中的真理进入诠释者不断更新的前理解结构,进入现代意识,并与现代意识一起构成新的意义统一体,走向未来。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具有这样的诠释学效应: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的任务不是去追溯儒家经典的原意和阐论解经者在经典诠释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而是要在一种开放的诠释学处境中建立诠释者与经典之间视域融合的意义联系方式,追求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性意义诠释之主体间性效果。就此而言,东亚儒学倾向于把理解变成自我理解,满足解经者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以及经典与解经主体相互承认双重目标,从而将自身解释为一种基于经典与诠释对话关系而动态演进的思想传统。     

中西修身之学的相遇与调和——以高一志《修身西学》为例

明清之际的中西对话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双方的隔阂、冲突,也促进了不同文明传统自身的丰富发展。在这场交流中心的耶儒对话中,双方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特别是传教士对儒家的关注,由大而化之到内部分野,由简单的宇宙论问题扩展到本体、道德多方面,由简单的概念互译相容到更深入的思想体系互通,乃至各取所长指导具体实践。本文以高一志《修身西学》为例,考察明清之际中西两大文明传统在"修身"这一共同关注的主题上如何消除分歧、诠释概念、构建体系,进而切实影响晚明士大夫的道德实践生活,并考察高一志与罗明坚、利玛窦等对儒学的理解的异同。     

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重构

由于港台新儒学对儒学传统的重建功不可没,因而如今“当代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几乎构成同一所指。但就全球范围而言,以港台新儒学指代当代儒学的重建,未能反映当代儒学重构的全貌。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如今都有儒学重构的重要成果。仅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而言,如今至少就有两种参与儒学重构的理论形态,即南乐山和白诗朗所代表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对于古典儒学建构性的诠释。本文在指出“当代儒学”并不等同于“港台新儒学”的基础上,考察了西方世界中南乐山和白诗朗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的儒学建构,并对二者的不同进行了提示。限于篇幅,关于中国大陆当代儒学的重构,则另文处理。     

“虑以下人”与基督的谦卑——从理雅各对“虑以下人”的译解谈起

处于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之交叉点上的理雅各译解蕴藏“儒耶对话”的丰富资源和重要意义.理雅各以“humble”翻译《论语·颜渊篇》第二十五章“虑以下人”中的“下”时,便是有意识地将孔子此语对应于基督宗教思想中的“谦卑”,从而在《论语》和《圣经》两种经典之间开辟出了崭新的思想关联点.在此关联中,我们不但能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虑以下人”与“达”之间内在的必然关联,而且能够进一步反思基督永恒的“谦卑”和“虚己”特质.     

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展望

儒学在近代成为进步思潮的批判对象,并丧失了文化主位性,这有其历史的必然原因。但“五四”的批儒,有简单化和过于政治化之失,儒学只是被简单地抛弃,并没有被扬弃。“文革”再度批儒。“文革”的破产及儒学在东亚若干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使批儒反孔的进步性首次受到怀疑。最近文化热中儒学虽又一次受到批判,但全盘否定儒学的潮流已不能左右知识界。许多学者正在努力超越传统,也超越反传统,从自外部打倒传统进到在内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以便在多元化的文化趋势中重建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不可能恢复历史上的主位性,但其精华经过加工改造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积极因素。在人生哲学方面,儒学注重焕发人的生命活力;相信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并把人生的价值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三点具有现代意义。在社会伦理方面,我们要继承发扬儒家重道德礼貌的传统,要重新评价和改造“五常”说,要把“五伦”中的朋友一伦提到首位,并推广于其他一切人际关系之中。     

重建信仰：明清之际儒者的上帝观——以儒家天主教徒为主

明清之际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儒家天主教徒,还有其他入教或与天主教有一定联系的儒者,他们面对晚明思想转型,受到传教士“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会通的基础上以求“同”的意识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历史演变,批判道、佛和宋明理学,回归儒家早期传统,重建上帝信仰。他们在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前提下吸纳西方科学技术及宗教神学,试图用天主教教义和教理来会通、改造、补充甚至超越儒学,化解儒学面临的危机,以天主教精神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探索儒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从信仰维度更新发展儒学。     

论傅圣泽的“尊经重孔”思想——以《傅先生辨析儒理》一文为例

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有中文文献《傅先生辨析儒理》一文,为来华传教士傅圣泽对儒家义理解读之作。其中重点以"儒理"、"天"、"上帝"为核心话题,引用中华传统经典诠释了祭祖、祭孔等礼仪问题;并且以问答的方式对颜铛主教针对儒家义理中的诸条疑问做了解答。文章核心问题不离"礼仪之争",可以看出传教士内部同为"信仰输出"却对中华传统经典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傅圣泽深入到儒学内部,别经传,区分孔子与汉儒、宋儒的区别,试图通过对儒家经典以及孔子思想的理解而深化"儒耶对话";且对儒家思想的诠释进路由"中西互释"向"以中解中"转变,进一步对儒家学说做本土化、学理上的分析,从而试图实现深层次的儒耶融合。     

民国“基督教中国化”思潮中以“会通、融合”为要旨的耶儒比较

对民国时期的基督徒学者来说,进行耶儒比较或参与耶儒对话的首要目的显然是为了发展本色化的神学思想并由此淡化自身的＂洋教＂色彩,但从具体的研究思路及其对儒家传统的包容程度上看,又可将他们的耶儒比较大致区分为三类。     

港澳台 海外教会新闻

五届耶儒对话国际会议召开由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届耶儒对话国际会议”于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崇基神学院举行。本次会议的目的是在以往数届的儒家与基督教对活会议的基础上,再次为儒家和基督教对话相关学科的学者提供论坛。来自中国大陆、新加坡及香港本地的学者就“生命与伦理”展开了对话。     

曾国藩家族的基督徒成员考述

在中西文化对视的背景之下,以儒学为治家之本、不信僧道为家训的曾国藩家族,或因时势所迫,或因兴趣使然,部分成员开始与基督教有所接触.在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纷繁复杂,人心陷溺,曾国藩家族由此开始裂变,并出现了第一批基督徒成员,从孔孟弟子转身成为耶稣门徒,堪称近代儒耶对话的经典案例.虽然曾国藩家族基督徒成员人数不少,但以人口结构而论,其所占之比重仍然很低,因而亦不能将其视为基督徒家族.     

利玛窦的上帝与儒家的天命

如何处理人与超越者的关系是任何一种成熟的文明形态都要面临的问题,亦是不同文明形态间进行对话所绕不过去的话题。四百年前,中西之间的初次思想对话即是在这个层面展开,但却一直没有得到深入反思。儒学未能接受利玛窦的说理逻辑,利玛窦亦未能在"天命意识"的刺激下反思其理性的上帝。今日重提这段思想对话会让我们看到,儒学若要在现代思想世界中确立自身,就不得不接受界定和逻辑这一分析的思路;理性神学若要让人的生存重新面对可能性就不得不与"天命体系"或"信仰"内在地相遇。重回历史上的初次相遇和对话,能够为今日中西深度的思想交流提供基本的坐标,以审视传统和传统中的彼此。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首届年会综述

正2017年9月23—24日,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首届年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隆重举行。本次年会由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共同主办,来自世界各地的六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开幕式由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吴震主持。在开幕致辞中,孙向晨指出,"儒学与时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时代命题,我们应当抱一种开放的姿态,更好地推进儒学的发展。杜维明指出,儒学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应当与世界各大文化传统进行积极对话。张学智指出,儒学的发展既包含对传统的继承、     

以佛摄儒与佛法淑世——欧阳竟无应世方法论浅释

欧阳竟无的儒佛融摄,是以唯识学为主的纯粹佛教与原始儒学的融合,有别于传统思想中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与以宋明理学为主的儒学之辨的融合。同时,他的儒佛融合,带有鲜明的以儒学为佛学应世之学的特色。其方法论是,严格限定儒学和佛学的内容,从而从学理上探讨两者的内在理路的融摄。他批判了以天台华严禅宗净土为主流的中国化佛教,简别了大乘起信论为主的中国佛教经典,重构了内学;他批判了宋明理学为主流的儒家,批判避谈寂灭本体的儒学,也批判了刚刚兴起的新儒学,重构了儒家。进而,他主张以三智三渐次为具体的方法,将儒学和佛学作深入地融合。他的儒佛融合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精英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其重要意义。     

儒学日常生活伦理的形上之维

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伦理与儒学日常生活伦理是合二为一的。儒学的日常生活伦理不是通过概念的抽象演绎或建构形而上的体系得以证实,其价值体现于"日用即道"中,即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伴随着形上的终极关切,在日用生活伦理中蕴含着"知性、事天、立命"与"知天命"的终极追求。儒学日常生活伦理之形上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日常伦理生活的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在儒家的内在超越和伦理认同的理论与实践中,人的生命与道德终极根源、个人日常生活与伦理责任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中遵循着"中"与"和"的人生价值,并通过"诚"与"信"对超越人类自身的形上本体进行确认与体认,从而为日常生活伦理提供形而上的途径与担保。     

梁漱溟与唯识学

正梁漱溟的哲学思想是在儒学与佛学之间的互动融通中发展起来的,无论其为人处事还是著述治学都有融儒学与佛学于一体的理论尝试,在深层义理上呈现出超越形式层面的真正会通。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遭遇了被视为代表人类文明最高程度的西方文化的有力冲击,作为现代新儒家开山者的梁漱溟也不能回避东西方文化间的对话问题,不得已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物进     

学诚副会长赴美出席“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并作主题演讲

本刊讯11月9日至12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应邀赴美国出席"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并作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兼容性"的主题演讲,期间还应邀为参加第三届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展望论坛"的中国留学生们做了题为"佛教与儒耶文明"的主旨演讲。11月10日至11日,由中国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委会、联合国经社部及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联合国总部大厦召开,来自中国、北美和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专家学者,就"超越国度,不同信仰,共同价值"这一主题,开展了五场儒家与基督教文明的对话。     

论儒学的宗教功能与内在超越

中国儒学非常重视人与人的伦理道德关系,同时也不乏超越性的宗教感情。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它曾经被赋予了神学形式,而且不断吸收佛、道等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在政治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面都显示出鲜明的宗教特征,发挥了相当的宗教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国儒学的宗教性特征表现出具有不同于西方宗教文化的特点,西方宗教注重人与神之间的宗教信仰关系,追求灵魂不朽的外在超越;中国儒学则以其特有的内在道德的超越形式,以宇宙本体为本原,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反映了一种力求在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意义上超越现世的宗教品格。     

“兼别之辨”与先秦儒墨论战的几个诠释维度

先秦时期,儒、墨同为显学,墨子批判周、孔,后来的孟、荀又批判墨子。20世纪以来,儒学几经波折,然根基从未断过;墨学不温不火,却亦有复兴之迹象。近年来,儒、墨两家在思想形态上又有新的发展:其一,新儒家内部当中,"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间的论战愈演愈烈;其二,在应对现代性问题上,以新墨家为代表的新子学开始跃跃欲试,正逐步跻身主流学术交锋的行列。基于以上内容,从逻辑、义理两个角度出发,即可得出"兼以易别"乃墨家思想之逻辑起点的结论;而以"兼别之辨"为切入点,可便于探讨古今儒、墨两家论战当中所涉及的一些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