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法律的关系

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人类社会没有秩序是无法生存的。社会秩序靠什么来维持?原始社会主要靠道德及风俗习惯来维持;在阶级社会,主要靠政治、法律和道德来维持;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彻底消灭了,政治、法律都消亡了,社会秩序就主要靠人们自觉的道德习惯、纪律来维持。所以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道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目前,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秩序要靠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道德、纪律等共同维持。因此,在重视法制的同时,也要重视道德的作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     

浅谈“敬业与奉献”

“敬业”在我国古代《礼记·学记》中就以“敬业乐群”明确的提了出来。宋朝朱熹说：“敬业”就是“专心致志以事其业”。“敬业”是忠于职守、精益求精、德艺双馨、遵守职业道德,“奉献”为克己奉公、服务社会,助人为乐,造福于人类。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将“敬业”、“奉献”作为公民道德规范,用来规范公民与职业的道德关系,规范公民与社会的道德关系,并引出公民对待他人的道德责任。     

社会转型中的道德自我困境及其公民伦理构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现代化建设以及面临的经济全球化、高科技和网络化背景,引发了中国社会深刻的伦理转型和社会道德难题.社会个体道德自我呈现出道德理想迷茫和道德冷漠、缺乏正义和规则意识、人格分裂和知行分离、职业道德缺失等不良特征.基于社会生活和伦理的现代转型,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以相互性和公共性、人道和良善性、公正和契约性、自主与自律性等理念塑造公民伦理,是道德自我价值转型和精神提升的根本对措和路径选择.     

制度公正与社会和谐

制度公正与社会和谐代表了一个“好”社会理想的两端:公正是最低限度的好社会,而和谐是最大程度的好社会。对于社会的和谐运行来说,制度公正是基本要求,但仅此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发育公民的另一种道德内驱力——仁爱之德。而发育公民的仁爱之德,必须从构建公正的制度规则和坚固制度公正这个道德底线入手。     

全球化时代类群本位的公共生活理念与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由市场经济所直接推动的“世界交往”历史形态的生成,标志着人类逐渐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普遍的、自主自觉的类群公共生活时代,或曰“世界公民社会”时代。作为一个内蕴丰富的意义符码,“世界公民社会”最显著、最突出的人文特征在于,它是对交往的普遍化所要求的“公共理性”的表达,是对与之相应的以模塑现代“公民社会”民众之普遍的“公共理性”精神为根本追求的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彰显。就学理性意义而言,在文化多元与一元并存、价值的差异与共识同在等已成为显在现实的当代中国社会,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论公民的尊重教育

尊重是对公民个体同属于“人类”共同体的基本属性和价值的肯定性态度和行为,是对公民人格和尊严的“认可”、“尊敬”与“重视”;“真实尊重”的形成有赖于真实平等的社会制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真实平等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尊重与相互尊重不仅是制度对公民个体的道德诉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交换关系在道德领域的现实要求,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大力提倡和加强公民尊重教育,将赋予公民个体强烈的责任感、义务感和权利感,进一步增强公民道德的内在基础,促进公民社会和谐人际关系与良好道德氛围的形成。     

《道德经》与现代管理

《道德经》对改善现代管理具有深刻的智慧启迪。在无为与自然的关系中,老子把无为视为实现自然理想的道路、方法,把自然视为无为方式所要达到的目标或理想境界。老子依据道德本体论形成了“无为——自然”理念,然后又将其推演、贯彻于人类社会。作为人类社会中效法道的典范     

公民道德意识的确立与青年的法律教育

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要靠教育 ,也要靠法律。本文深入分析了青年在法律教育中如何确立公民道德意识的问题 ,从法律教育是公民道德意识确立的基本保证、主要方式、主要内容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公民教育的重要意义     

“复杂社会”的多值伦理逻辑困境：一种恰当的道德态度何以可能

在自为的伦理不得不借助于外在制度约束的时代,现代社会道德个体的生存异常艰难,其所面临的是一种与“伦理真实的消亡”相伴而生的多文化因素交织、多值域情景共在、多权变随机制约的巨型“复杂社会”的情境.复杂社会充满了伦理的偶然和道德(动机、选择)的无常,甚至连基本的道德行为之确当与否的辨识和寻常事件的道德判断实践等都变成了一种无所适从的难言的尴尬.现代社会个体该如何“道德地存在”,才能获得作为健全的道德主体之应有的美好的道德生活体验和道德人格尊严?无疑,我们时代需要一种恰当而果敢的道德作为态度,促使“元规范本位的抽象教化的方式”转化为道德情感自主生成的“情景亲历和境遇体验的方式”,虽然后者常常是要付出难以言表的沉重的身心苦痛和代价的.     

从义务概念的两个层次看康德的“说谎难题”

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一文中提出的“对凶犯不可说谎”的主张，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都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哲学“难题”。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义务概念的层次性寻求解决的出路。康德对义务首先作了法权义务与德性义务的区分，其中法权义务又被区分为“基于契约的义务”和“作为这些义务之基础的义务”两个层次。“真诚”或“不可说谎”属于后一个层次的义务，它事关公民社会的根基，因而是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违背的，即便个体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必须在所不惜。德性义务中的说谎虽然也是对人格中的人性尊严的伤害，但它只涉及我们自己作为“纯然道德存在者”时的义务，而不涉及公民社会的根基问题。从德性义务的角度来看，说谎虽然“不应当”,但毕竟“可以”现实地存在，尽管说谎者为此必然要受到别人或自己的蔑视。然而，说谎在法权上是绝对不被许可的，因为作为公民，任何个体都没有这个权利，即便在面对凶犯时我们也只能说真话。不过，对凶犯说真话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朋友的生命，因为既然相对于公民社会而言，个体的生命是无足轻重的，那么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朋友，也是我们出于法权义务而应当采取的必然行动。     

道德的地位是逐渐削弱还是更为突出

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削弱仅是一种表象。从实质上说,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获得最本质的、名符其实的意义。 传统社会的特征是政治的伦理化,是道德化了的社会,以“人治”为核心。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政治的制度化,是理性化了的社会,以“法治”为核心,因此,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理性和法治的现代社会,其精髓之一就是体现人道和伦理的精神,它从法律上赋予人权利、自由、平等和公正,而这正是人类道德所要追求的。     

自由伦理的重构——论黑格尔对合法性与道德性之分离的克服

现代世界的基本特质是合法性与道德性的分离,但这种分离也导致了所谓的“博肯福德困境”:现代国家失去了内在的结合力,从而沦为一个外在的强制机制。在黑格尔看来,康德-费希特的政治哲学以一种标准的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所谓的“魔鬼民族”构想。在他们看来,国家只需要以强制的心理学机制就可自行运转,但是这样的国家模式最终会导致一种权力的无度。青年黑格尔追随古典的共和主义理想,期望回归一种古典的崇高共同体,但是这种理想无法把握现代社会的现实,最终只能沦为一种无差别的狂热主义。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在个体的认识和行动之中有其信念之根,作为主观的实体性,现代公民的意向与伦理的客观制度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的自由现实。     

伊斯兰法的道德价值及其现代启示

法律的道德价值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聚焦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学者都把道德价值视为法律的灵魂和生命内核,作为法律得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精神源头,旨在通过阐释法律背后的道德涵量,探讨法律运作的内在价值基础,建构现代社会“德法交融互动”的良性行为规范机制。由此,东西方文明的成果都成了中外学者考察、吸纳的宝贵思想资源。伊斯兰法文化作为东方智慧的明珠,伦理道德精神是其文明之光,在伊斯兰法律思想体系中,处处闪烁着道德精神的光芒。其中,“以道德为价值基础”的法理精神,“以道德为价值取向”的正义追求,“德法并用、…     

住宅权视域下特殊需求群体的住宅保障

随着现代公民住宅权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特殊需求群体的住房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我们必须明确什么是特殊需求群体,这既有助于确定研究的边界,也是与以往的关于低收入群体等社会弱势群体住宅保障研究的区别.我们强调“住有所居”决不能够为满足片瓦遮身的住宅保障形式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而是要以公民住宅权的最终实现为目标.而对特殊需求群体实施住宅法律保障,必须严格区分各类人群在住宅权实现中的不同要求,不能粗暴地采取“一刀切”.     

从道德运气到伦理运气——美德伦理视野中的运气问题研究

自威廉姆斯和内格尔1976年同以《道德运气》为题发表两篇重要论文以来,运气问题逐渐成为伦理学讨论的热门话题.作为存在于生活之中但又超出行为者能动性之外的不确定因素,运气始终是人类所无法逃避的.然而,现代道德哲学出于对能动性(尤其是人类理性)的信任,不尽合理地将“道德”圈定在能动性范畴内,而把运气限定在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带.与之相比,美德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正视运气的存在,较为全面地容纳和考察运气的伦理意义.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道德”与“伦理”,并将“道德运气”拓展为“伦理运气”,为人们理解伦理生活和伦理知识的实质提供了新的启发.     

“自律”与“他律”的哲理辩证

目前学术界关于“自律”和“他律”问题有着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片面强调道德上的“意志自律”,认为只有“自律”才是道德的本质,甚至提出“他制他律与自制自律是臣民与公民的根本区别”这样一个情绪化命题,主张彻底抛弃“他律”;二是认为在现代社会,伦理学的主要任务...     

从道德诚信到法律诚信--兼及道德运行机制的一点思考

诚实信用既是道德原则 ,又是法律原则。作为道德原则 ,诚实信用在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确立了一个“度”,使得民法的正当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得到不断的确证 ,从而成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它以具体的法律制度为载体 ,在淡化道德特性的同时 ,具有显著的法律特性 ,具体表现为从德性诚信向契约诚信、从主观诚信向客观诚信、从人格诚信向制度诚信的三个转化。通过上述考察 ,为我们思考道德的运行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即要解决当代社会道德需要制度化又不能制度化的悖论 ,就要跳出就道德论道德的圈子 ,必须在一个更高的、更宽泛的含义上来理解道德的制度化问题 ,用制度的正当化来取代道德的制度化 ,使道德在法律等其他社会制度中运行。     

道德建设离不开法制

学者们早已对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但到目前为止，决议中所讲的下面两句话却很少有人论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句是：“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另一句是：“要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笔者认为，这两句话充分表达了道德同法律的密切关系，强调了道德建设离不开法制建设，道德建设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法制化，把法制作为道德建设的重要支撑点。     

论公共道德与积极性的公民行为

对公共道德概念的把握不仅要从中外公私观念的历史流变中,而且要从现代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的道德诉求中去理解.我们当今的公共道德观念,消极性与积极性的公民行为必须同时提倡.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与运行中,处理好如何以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立基,但又能容纳公民公共参与的积极性问题;另一方面,对公民的要求要有两个面相,一是积极的,即有所为,一是消极的,即有所守.有所为,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及公共交往中体现的同情与关爱及信任、合作等公共精神;有所守,指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与权益,遵守公共生活中的法律与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