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启蒙思想(续)——为《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二百周年作

三 批判旧的“形而上学”体系,是《纯粹理性批判》的一项重大贡献。由于康德的批判工作,犹如在沃尔夫长期占领的德国哲学一潭死水里,投下巨石,浪花飞舞。海涅对法国人说:“在打倒旧教条主义的时候我们激昂得象你们冲击巴士底狱时一样。”(《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     

《纯粹理性批判》和《导论》的关系

康德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无疑是他最著名与最有魅力的著作之一。它被广泛地用作教科书, 目的在于把学生从不同的方面引入一般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引入康德的全部哲学观点中去,或者是引入他独特的思辨哲学学说中去。它常常被视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引论或续篇,与《纯粹理性批判》一起或代替该书供人研读。很多注释家用《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关系的一种简单类比,来解释《纯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内在形而上学”

《纯粹理性批判》通常被看做是认识论的著作,海德格尔则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纯粹理性批判》的主题是存在论。[1]毫无疑问,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纯粹理性批判》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的主题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先验哲学的总问题,而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     

再读《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写于 1 787年 ,它是康德针对该书首版后所引起的诸种批评和讨论的回应 ,与“第一版序言”相比它针对性更强 ,所讨论的问题也更加明确深入。可以说 ,“第二版序言”不仅是整本书的“序言” ,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以被视为是整个康德哲学的总纲。康德从理性领域中的知识如何能够踏上一条可靠的道路的问题入手 ,借鉴了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 ,提出在形而上学领域中进行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的重要性。从这篇序言中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康德所反对和批判的形而上学 ,以及他做出如是批判的理由 ,而且还能认识到…     

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异端的导读

作者将《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康德哲学的“哲学全书”,认为它不仅是对“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也是对理性关切的另外两个问题,即“我应该做什么?”与“我可以希望什么?”问题的回答;同时,康德对于“知识”与“希望”的探讨最终都是为道德服务的。康德通过先天综合不但解决了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一举解决了道德及其基础———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使哲学不但具有了超越时代与文化的自明的有效性,而且也展示出其道德———实践的优先性,这使得《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了自然科学时代具有“世界公民”性质的实践哲学。     

《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简评

李泽厚同志的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是近年来难得的一本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专门学术著作,是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可喜的成果,值得哲学工作者一读。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在近代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不了解康德的哲学就不可能理解西方哲学的过去与现状,也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渊源。解放以来,我国哲学工作者曾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写过不少论文和小册子介绍和评论康德的哲学思想,但写得如此系统、全面、详尽,这还是第一本。特别     

《实践理性批判》的起源和目标

《实践理性批判》的发表标志着康德批判事业的工作一分为三。本文从批判哲学的发展史和《实践理性批判》的主要内容入手揭示出《实践理性批判》的起源主要归于康德的两个发现:一是趣味判断的先天性,二是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前一个发现导致康德重新规定批判与高级能力之间的关系,使他改变他的总体批判计划,把对于纯粹理性的一个批判分成对于纯粹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反思判断力的三个单独的批判;后一个发现及其解决使康德把纯粹理性的思辨运用和实践运用之间的关系确定为一种平行关系,使理性的实践运用从思辨运用中解放出来;由此产生《实践理性批判》。     

从新康德主义开始的德国阐释《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流派

一、下面概述的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下均简写为《批判》。——编辑部注)所作的阐释,在时间上限于1860年以后,因此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在这之前对《批判》的阐释的三个主要阶段。 1.康德的同时代人认为《批判》是晦涩难懂的,力求发现探讨这部著作的某种途径,这形成了接受和论述《批判》的第一个阶段的特点。他们的这些努     

评马克思主义对《纯粹理性批判》的理解

1.关于哲学的“性质、方法和概念”,在最近一百五十年的哲学史上有过许多争论。元哲学讨论占去了哲学思考和反哲学思考的一大部分时间。这有时就被解释为“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语)或一种“神经病”(赖尔语)。除了这些评价之外,这些讨论对于阐明作为活动的哲学的性质,是富有成果的和必要的。这种元哲学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说明什么是哲学问题这样一个问题。哲学家们的众所周知的不一致,也扩及到这个问题上来。但不管他们采取什么理论立     

康德历史哲学:“第四批判”和自由感——兼与何兆武先生商榷

二十多年前就读过何兆武先生翻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对何先生的译笔文采有如沐春风之感。后来又读了何先生所译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同样的感受再次涌上心头。不过,我在1986年就提出的对“历史理性批判”或“第四批判”的说法的异议(邓晓芒,1986年,第44页),在读了此书后仍未改变。近来翻阅何先生的《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其中关于康德的三篇重头文章皆讨论到“第四批判”,深感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命名问题,而且涉及到对康德哲学的整体性了解。现将意见说出来,就教于何先生和学界同人。     

“哲学”如何“解构”“宗教”──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尚未真正梳理清楚,他的三个《批判》的内在关系,也还需要进一步地阐发。我们常说,康德的“实践理性”是引向“宗教”的桥梁,这话不错,但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其中关键的核心问题又是哪些,所知并不十分确切。应该说,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意义,远不仅在于确立与“理论理性”相对应的另一种“理性”之功能,而更在于：此种理性功能之开发,扩充了自柏拉图、亚里土多德以来的哲学传统,使它有了新的内容,即：将已深入欧洲人心的基督教思想,融贯到以希腊为传统的欧洲哲学思想中来,使其不再游离于哲学之外,不再…     

萨特尔和他的《辩证理性批判》

萨特尔写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实际上是他历史论的第一卷。这是一本令人兴奋而又晦涩难懂的著作,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分析连接着离题万里的议论,天才的见解埋没在曲折的思路和叙述的沙漠中,人们总是无法弄清楚他是朝着哪条道路行进。在进行综合的崇高意愿背后,该书还显示了它的抱负:“对历史的认识在什么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在怎样的范围内,那些被揭示的联系是必要的?什么是辩证的理性?”(第135页,以下未注书名的均指《辩证理性批判》)这种计划表面看来是康德主义的,但它的新颖性又说明它是来自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这本著作注意的就是这两方面要求的结合。这位战士和介     

康德的一条哲学名言辨正

“为信仰留余地,则必须否定知识”。这是康德哲学的一条名言。多年来,不少著述引以之为评价康德哲学的根据和原则。但我认为,这条名言的译文与康德的原意不符,现提出个人看法,以供讨论。本世纪30年代,康德的这一名言被译为:“所以我必须废除知识,替信仰留出地位”(《纯粹理性批判》第26页,胡仁源译,商务印书馆)。50年代的蓝公武译本,这条名言译为:“故我发见其为信仰留余地,则必须否定知识”(《纯粹理性批判》第19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这一名言在     

康德黑格尔的著作

今年是康德名著《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两百周年和黑格尔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为了纪念哲学史上这两件大事,今年秋天我国有关方面将举行纪念活动。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的《论康德黑格尔哲学》,就是这个纪念活动的内容之一。该书收论文十七篇,从不同角度对康德黑格尔哲学作     

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关系

批判哲学有一个实质性的内核,这个内核在单独考察《纯粹理性批判》时不受注意。但正是在举办《纯粹理性批判》庆祝活动时我希望能想到这个内核,特别是康德所提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联系具有最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人们常常坚决要加以证明的康德的“严格主义”,使人们有可能不断地考察《纯粹理性批判》“本身”。当利特(Theodor Litt)说下面一段话时,他确实是对的。他说:“事实上的‘伦理要求’几乎从来未曾这样严峻地同一切和谐的伦理理论对立过。道德哲学家数百年来就以     

拯救显象:阿伦特对《纯粹理性批判》的阐释

晚期阿伦特在现象学基础上构建了一种显象世界理论。在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释中,她强调显象概念对康德的重要意义,认为批判哲学在形而上学领域最根本的贡献就是摧毁传统形而上学中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的二分。对康德来说,人类生活的唯一一个现实领域就是显象世界。显象世界是认识活动的对象,同时也是实践发生的场域。而理智世界根本不同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它只是思想自身构建的世界,运用于感知世界的认识能力及其法则不能运用于理智世界。可以说,阿伦特对康德显象概念的阐释为其政治存在论奠定了基础。     

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与定言命令演绎

普通人类知识在实践运用中出现自然辩证法,引发对定言命令有效性的怀疑,使纯粹实践理性批判成为必要。纯粹实践理性批判通过追问三个问题,防止实践理性的僭越,确立了定言命令演绎的实践的立场。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前面三节,说明道德法则除了自由之外,别无根据;自由除了道德法则之外,没有其他基础;追问对道德法则的兴趣,容易把情感当作道德法则的根据。这些观点与《实践理性批判》是一致的。康德从一开始就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演绎定言命令,也没有出现主流学界所批判的失败。     

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

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哲学理论创新”丛书之一《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一书自2001年8月出版以来，到2002年4月份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就已经印刷了第2次。     

康德哲学辨正──兼论哲学的价值课题

一、《纯粹理性批判》：是否弃上帝,抑或是否弃思辨理性的僭妄？一种对康德哲学的如下理解曾在国内学术界差不多成为认同的观念：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实践理性批判》,上帝在一度被否弃后,又被否弃者重新扶上天国的王位。一部评述康德哲学的专著这样写道：“康德在前门送走上帝（在认识领域宣布不能证实上帝存在）,在后门又接了进来（在实践领域又宣布上帝必然存在）。”（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269页）这种见解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海涅,然而海涅是错的。事实上,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     

解放以来康德哲学著作出版简况

1958年,我国出版界确定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学术名著的方针,并制订了出版德国古典哲学原著,包括康德的主要著作的规划。至六十年代,陆续出版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兰公武译的《纯粹理性批判》(1960年)、关文运译的《实践理性批判》(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