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爱与兼爱——墨子伦理思想的内在困境与出路探析

墨子认为人一开始都是心理利己主义者,但他同时又要求每个人去追求兼爱的道德理想,然而这种兼爱并不是人们在动机上所具有的,所以墨子为兼爱提供的根据与保证都是外在性的,同时,墨子的伦理思想也存在着将兼爱还原为自爱的危险。儒家所讲的"亲亲之爱"是解决墨子伦理思想内在困境的一种可能路径。     

中国传统家训的“仁爱”教化与21世纪的道德文明

中国传统家训的“仁爱”教化与２１世纪的道德文明陈延斌“仁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范畴,儒家的“仁”、“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上》）,墨家的“爱人若爱其身”、“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上》）等无不是这种思想的简明表达。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本...     

从自然意志到伦理秩序——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价值

墨子的政治伦理是先秦思想界的一种独特存在。他从自然哲学入手,最后又回到自然哲学。这是先秦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天志"和"明鬼"为自然哲学基础;以泛道德主义"兼爱"和"非攻"为社会道德规范;以"尚贤"和"尚同"为政治伦理制度保障原则。墨子的政治伦理一直强调无差别、无等级的功利主义,没有实现个体道德价值的突破,也没有实现政治伦理的超越,最终走向了式微和衰落。     

论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

针对“别相恶”的社会现象,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主张不分人我,不分亲疏,以及不别贵贱、强弱、智愚、众寡地彼此相爱.从“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出发,墨子提出了“交相利”的公益伦理实践路径,认为人与人应该相互帮助,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更不能损人利己.在公益伦理评价问题上,墨子主张把“志”和“功”有机地统一起来,提出了“合其志功而观”的公益伦理评价原则.墨子的这些公益伦理思想在后期墨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当今时代也未失去其现实意义.     

墨子社会组织思想琐论

墨子社会组织思想琐论刘晨之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学派以其思想的唯物性、人民性、实践性而独树一帜，特别是它关于社会组织思想的许多观点，至今对我们还颇有启发。“兼爱”与“互利”是墨子社会组织思想的基础。墨子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祸篡怨恨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不...     

德性伦理:人类的自我关怀

在以德性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中,德性泛指使事物成为完美事物的特性或规定."人的德性就是种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1]现代西方德性伦理学进而认为,"德性是人类为了幸福、欣欣向荣、生活美好所需要的特性品质."[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性"一词始见于<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认为德性是人的道德本性,是人生而具有的向善的本性.程颐提出"德性之知",将德性看做是人的内在自我认识.王夫之则将德性较为明确地界定为:"德性者,非耳目口体之性,乃仁义礼智之根心而具足者也,常存之于心,而静不忘,动不迷,不倚见闻言论而德皆实矣."又说:"好善恶恶,德性也."德性即好善恶恶之性.可见,中外思想家对德性有相近的看法.概而言之,德性就是让一个人高尚并使其实践活动完美的品质,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相和谐的内在动力.德性伦理就是以个体或共同体品质为核心,以社会关系中的人为本位,以实现人的幸福生活为目的,以和谐为最高范畴的伦理道德体系.它从人的生活实践的内在性、整体性、超越性出发,真正实现了人对自我的伦理关怀.     

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伦理

道德与伦理的杂糅与僭用折射出“道出于二”的时代病候,从思想上贞定二者的分 际,意味着一种治疗。尽管黑格尔与李泽厚都以各自的方式处理这一分际,尤其是黑格尔提 供了一种理论性参照,但儒家对道德与伦理的思考具有值得注意的内涵,道德处理的是性分 问题,回答的是人是什么的问题,它指向的是主体与自身、主体与天道乃至世界整体的 关系;而伦理处理的则是位分与职分问题,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它指向政治社会中人与 人的关系,以便为我的权责定位,因而它往往集中体现为人的名分。道德生活在伦理秩序中 客观化、现实化,并以调节者而非构成者身份参与伦理秩序的生成,同时也对陷落的伦理生 活提供抵抗与转化的资源。伦理秩序往往以身份或角色的名义,发动对人的动员,其目的在 于以规训的方式把个人转换为共同体的成员,对政治社会而言则是化“人”为“民”;与之 相反,道德所要求的则是超越具体社会身份与角色的完整之“人”。     

走出"伪君子"与"真小人"的怪圈

中国古代儒家崇尚人的德性,本想以德性约束强权;但儒家与君主专制的结合与相互利用,在扩张了德性之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了虚伪的流行。道家对虚伪道德做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主张回归本真。但具有真诚之德性的,正是儒家的真君子,而非道家的“真人”。在中国历史上,虚伪与赤裸裸的恶、伪君子与真小人相生相伴,形成一个个怪圈。要走出这一怪圈,当从确立真诚之德性始。而要确立真诚之德性,必须回归于德性自律,并以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形成互补。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德性伦理果真遭遇公共化困境吗?——现代社会语境下德性伦理公共化问题的思索与应答

面对日渐公共化的现代社会,占据现代道德理论主流的规范伦理学是否为德性伦理预留空间?德性伦理在现代社会必然将遭遇公共化困境?文章从"德性伦理公共化困境"说法入手,通过梳理、分析当代伦理学界出现的几种化解德性伦理公共化困境之方案,并依据德性与人的生存之间关系论证德性伦理的现代价值。由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德性伦理是否遭遇公共化困境,而是揭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德性伦理类型、寻求现代人生存实践活动所需要的多样化德目清单。     

出世与入世之间——论道教伦理之要义

宗教伦理思想和道德学说既是宗教神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宗教修行实践的指导,是宗教信徒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和原则。因此宗教伦理思想比起宗教的其他神学理论,在教徒中有着更广泛和深入的影响,对教徒的精神和社会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道教伦理是以道教信仰为基础的人伦准则和社会行为规范。道教以其“仙道贵生”的生命伦理、“尊道贵德”的社会伦理、“敬神感通”的神学伦理以及“道法自然”与“知和曰常”的生态伦理,涵盖了人与个体(自我)生命、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然等多重道德关系,以其特有的方式,传递着社会系统的思…     

孟子“不虑而知”新解与良知的实现——基于德性认识论的视角

在孟子“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一说中,良知一般被视为主体道德意识或道德实践等层面的内在规定,所以通常以道德德性加以阐释,以致忽略了可能潜含的理智德性内涵。转换考察进路来看,与饱含神秘色彩的“生而知之”不同,“不虑而知”以遮诠的形式寓意了良知的认知特性,以及某种消极实现方式。在德性认识论的启发下,作为一种好的、可靠的认知结果或认知状态,良知不仅蕴含了伦理意义下主体德性品质的良善,也意味着一般意义上“心”之功能的良好。而良知所彰显的此种认知状态的达成,离不开主体相关理智德性的参与和发挥,“感”和“直觉”即为良知的两种可能实现方式。     

一本、二本与实践理性的困境

墨子确立了墨家伦理的功利主义基本走向,并把兼爱作为不偏不倚的程序性原则。但是,片面强调兼爱(或不偏不倚)导致忽略了个体利益的理性发展。故而夷之就对墨子思想予以了明确化与局部修正。夷之的做法遭到了孟子的反击而被贬称为"二本"。孟子关于一本与二本的划分引起了广泛关注,朱子认为二本的实质是爱无差等,故而二本同时适用于墨子和夷之。汉学家则多从伦理学角度去解读二本,认为夷之面临两个道德方向相互冲突的困境。从道德哲学角度去看,墨子、孟子的伦理学都是一本,只有夷之的才是二本。实际上,夷之和古典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西季威克面临着相同的实践理性的困境:即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的自爱之间的冲突。     

在"互镜"中寻求"合作"——现代性视域中的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之争

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道德危机,尤其是在解决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重大生存论问题上,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亟待从理论层面加以澄明。对之把握,需要摒弃"二元对立"的抽象思维,立足现代道德生活的完满诠释与理解。现代道德生活既追求社会秩序,又崇尚道德理想,希冀幸福生活。由此,现代道德生活既需要能够守住道德底线的规范伦理学,也需要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热烈追求的德性伦理学。不管是规范伦理关于道德的外在约束,还是德性伦理从主体内在阐发的幸福期待,都旨在回应现代人道德生活的重大问题。     

另一种“三表”:论《墨子》“天、鬼、人”之“三利”主义

《墨子》中实际上有两种"三表",一种是通常所说的偏于认识论意义的三表,另一种是偏于实践论意义的三表。后者考察一种言行举措的正当性要看其是否利天、利鬼、利人,可谓一种"三利"主义三表法。在相关论证中,《墨子》有时也同时使用这两种三表说。利天、利鬼、利人,归结到一点可谓"兼相爱,交相利"。"天"在《墨子》中有时也表述为"上帝",有强烈的人格神意味;上帝、鬼神不但明察善恶,还赏善罚恶。利天、利鬼、利人,也常表述为尊天、事鬼、爱人(民),禹汤文武是"尊神、事鬼、爱民"的圣王、兼王,而桀纣幽厉是"诟天、侮鬼、贼民"的暴王、别王。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仁爱及大同精神是接近的,秦汉之际的学者常把两者相提并论,孟子攻击墨子兼爱为"无父"是没有道理的。墨子的兼爱伦理有很强的理性功利主义精神,有其崇高的一面。     

先秦诸子伦理观的历史考察

作者对先秦伦理思想作了较系统的考察,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是宗法奴隶制伦理危机和地主阶级新伦理形成时期,孔子的伦理思想基本上还是维持宗法奴隶制道德,而墨子的兼爱说冲破孔子“仁”的贵族藩篱,尖锐地批判了孔子旨在维护宗法制的孝弟之道。战国后期,荀子对诸子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初步确立了地主阶级的伦理思想。韩非的忠孝观念则体现了其专制主义精神,也为后世统治者所采用。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现代价值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旧的生产关系趋于解体,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建 立,社会处在一种无序状态。面对这种局面,当时的有识之士开出了各种救治社会的药方: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克己复礼",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提出"小国寡民",以韩非为 代表的法家提出"严刑峻法",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则提出最具伦理色彩的"兼相爱、交 相利"的社会政治主张。 一、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涵义 墨子是一个手工业者出身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深刻的 认识。他认为当时社会的一切动乱、祸害、灾难、罪恶都是因为不"兼爱"而产生的:     

“兼”与“交”:墨家“兼爱”思想新探——兼与儒家“仁爱”思想比较

“兼爱”是墨学的核心与基础，平等与交互是兼爱思想的两大支柱。墨家对“交”的强调意在描绘一种交互式的群体结构，“兼爱”不表现为“反求诸己”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必须在群体交往中才能体现出并被遵循的行为准则。墨家“兼爱”旨在建立外向平等秩序，个体与他人及群体在交互社会中密切关联，人己互动塑造着个体行为的边界。儒家“仁爱”思想包含深刻的平等思想，不能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笼统地归结为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只有通过对实现平等之爱的不同路径的反思才能达到对儒墨差异的深刻认识。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何谓道德——从“异乡人”的视角看

何谓道德?从“异乡人”的视角看,该问题除了指向“我们”世界的“伦理内核”外,还指向“我们”世界的“我”之道德自立的“道德内核”.“伦理”一词的古希腊语义及拉丁译读表明,伦理与人之居息的“本土本乡”及其共同生活紧密相关,道德更多地关涉“异乡人”的视阈.何谓道德的问题涉及伦理与道德相互化约的两个视角.“本乡人”的视角遵循着用伦理统一道德的路线.“异乡人”的视角遵循着用道德化约伦理的路线.然而,“何谓道德”之问在“异乡人”的视角上凸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区分伦理与道德对道德哲学的重要性.在文明史上,道德之问以两种方式敞开“异乡人”的视角并使伦理不再是一种直接的经验性习俗:其一,与灵魂放逐的“神话”有关;其二,与宗教形而上学根基的丧失有关.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由此分为“传统”与“现代性”两种类型,它们涉及道德范畴的问题层次和语境分殊.透过“异乡人”的目光,一种思想的警醒和心灵的自由导向如下设“问”:在道德问题的时空坐标中,到底什么紧要?对于“我们”的世界遭遇的现代性道德危机而言,两大难题的应对最为紧要:一是道德自由问题;二是伦理认同问题.两者的解释循环将使道德之“问”引领人们走向更为健全的道德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