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理解过程中词类加工的功能性质

句法优先理论假设词类加工功能上优先于语义、动词论元结构和话语信息加工。来自德语和法语的证据显示, 词类违反阻断语义整合和动词论元结构加工, 因而词类优先于语义和动词论元结构。关于词类加工在功能上是否优先于话语信息加工, 尚无来自任何语言的证据。汉语证据尽管显示词类并不优先于语义, 但未充分讨论任务因素的影响。将来研究有必要使用ERP技术和违反范式, 从语义整合、动词论元结构加工和话语水平加工等多个层面, 同时操纵词类的正确性和非句法因素, 考察句法特性上与德语和法语不同的语言, 如汉语和韩语。这方面研究将有助于洞察一个语言的语言学特性如何制约或调整词类加工的功能性质。     

西方政治话语构建中的“他异性”策略——以公民话语作为分析进路

西方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构建了一套表征自由、平等、正义的政治话语体系。在反思东方主义的基础上，以公民话语作为抓手，艾辛提出了西方政治话语构建的“他异性”范式。它表明，西方政治话语构建以群体区隔作为基础，通过团结、竞争和疏离策略而建立起有关自身统治的话语。“他异性”范式尽管把西方政治话语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与东方主义一样，它忽略了欧洲近代早期的“正面他异性”策略。这种策略体现在对东方的理想化上，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表现得较为典型，它为欧洲现代话语建构提供了参照标准。内部“他异性”策略与正反两种外部“他异性”策略结合在一起，构成西方政治话语建构的三种策略。它们表明，以自由、平等、正义自居的西方政治建立在群体区隔和不平等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建构

民主革命时期，李大钊较早使用了“民族复兴”话语，不过中共党内更多使用的是“民族解放”概念，其间在十年内战中曾激烈地批判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论，抗战时期则从正面有限地使用了“民族复兴”话语。建国前夕，毛泽东肯定了“复兴”的现实可能。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复兴”话语重新出现，并在中共十六大以后高频使用。习近平将其发展构建为内容丰富的“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构建既有现实基础和客观需要，也反映着话语构建者的主观意图。“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了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对接、民族话语和人民话语的统一。     

从主人话语到普遍性话语——对拉康的《讲座XVII》中四种话语理论分析

拉康的《讲座XVII）是一部往往被忽视的拉康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拉康开创性地提出了四种话语理论，而这四种话语不能简单看成是精神分析理论内部一次理论运动。最为关键的是，今天的某些左翼理论家如齐泽克，已经充分看到了这四种话语理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根源。在今天，这四种话语，尤其是普遍性话语，已经成为了左翼批判资本主义的全新利器。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找到未来社会的方向。     

从国民性话语到人民话语——关于毛泽东人民话语建构的一项考察

青年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影响,接受了国民性改造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分析方法,帮助毛泽东完成了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创立了以阶级分析为基础、人民性为核心、合法性建构为目的、纳入和包容为基点的独具特色的人民话语。人民话语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和国民性话语本身的局限使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则为超越国民性话语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条件。人民话语与国民性话语之间是扬弃、超越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对立和否定。     

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确立

新民主主义话语从产生到最终确立优势，历经整个1940年代。抗战时期，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中共在话语战中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并一度失声，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传播更多地局限于根据地内。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双方军事较量的展开和深入，中共在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建构方面有些明显的变化：在建构路径上，主要是由内及外，从党内和根据地逐步向全国范围传播；在态度上，由被动逐步转为主动；在传播内容上，经历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在建构形态上，表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通过解读、研究、介绍和比较不同国家新民主主义的情况、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团体等方式，新民主主义话语逐步确立了优势地位。     

现代主体与儒学话语——兼与福柯话语理论对勘

当今建构中国哲学话语的一个重要根由是为了摆脱近百年来西方话语对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宰制,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对话语宰制主体的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揭示与批判。不过,与福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立场不同,中国学界大多基于中西对峙的民族立场而批判现代西方话语的西方性,这也成为近现代儒学话语建构的底色。然而,包括儒学话语在内的任何主体话语都不具有自明性,而是有着前主体的共同本源,即前主体性言说,其本源地生发着主体话语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引导着主体话语的时代更迭。因此不论中西,都需要以当下的现代性生活本身为共同渊源,建构与之相宜的主体话语。据此而言,传统儒学话语并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落后于时代,故当今建构儒学话语的根本在于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即以儒家的思维方式言说现代主体价值。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顺应时代的积极意义上持守儒学话语的独特性,才能在发展现代主体价值的普遍意义上有效地批判现代西方话语。     

邓小平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邓小平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充分吸收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之家”“三步走”“共同富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话语概念，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称谓、重要目标、战略步骤、本质特征、基本路线、必由之路等重大问题，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初步框架。邓小平在构建这一话语体系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有机统一，坚持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扬弃与超越，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话语基础。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概念运用

毛泽东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化概念，而是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各个阶段不同的历史任务，体现着极为灵活的动态特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语境，彰显着鲜明的话语意图。战前，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话语表达，多半呈现的是“以言指事”的情状；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推动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向纵深方向扩展；抗战后期，毛泽东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则是在力保抗战最终胜利的基础上，将这一概念集中到战后中共的发展道路和前途问题上来。     

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比较的观点

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自主性有关,其话语体系表现了一种多种学科综合、多种理论兼收并蓄的特点。美国公共管理话语本土化的建构在于它不断适应公众的直接需要,在于它领先的问题意识、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常态化的学术批评与争论。我国公共管理话语本土化的建构具有一个相对较好的文化基础,这一建构需要对话语体系本土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需要有一个包括正确处理学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鼓励批评争论、自由探讨等在内的良好的学术环境。     

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

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舶来品,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较晚、基础较差,话语权力较弱,在中西学科对话中尚处于边陲地位,这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外生性约束;社会工作与西方历史传统和本土思想资源的断裂,以及与民众生活的区隔,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内生性约束。政学两界主导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在社会工作行政性和专业性之间呈现出一种持续的结构性张力,而社工实务界的失语和服务对象的遮蔽,又扭曲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践回声。因而,如何基于理论自觉的高度,从主体意识、实践主体和思想根基出发,提高社会工作的话语权力,倾听社工实务界与服务对象的声音,促进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生活化传播,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     

想象、再现与重复--德里达对胡塞尔关于实在话语与想象话语之区分的解构及其意义

本文主要讨论了德里达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作的关于“真实话语”与“想象话语”之区分的解构。在德里达看来,无论是真实话语还是想象话语,首先都是一种“本源的重复结构”。这种本源的重复比真实话语与想象话语的区分更古老,它是一切话语乃至一切符号的“共根”。本文详细梳理了德里达的解构过程和解构策略,并指出这种解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构传统形而上学所确立的本原与替补的差异体系,由此揭示了这种解构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意义。     

反讽话语的语境激活模式

本文在关联理论认知语境观基础上，研究反讽话语中语境信息的激活模式。反讽话语所表达的命题与理解时同时激活的语境信息之间都存在着不相容性，识别话语中的反讽意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听者对这些不相容性的探察。本文通过对有关的认知语境进行分类，证明了语境信息激活模式在文本分析中的有效性，同时为解读反讽艺术的独特魅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权力、话语与社会变迁:以“党的领导”作为关键词

司法为什么需要党的领导,在政法领导人的话语中对此进行了反复强调和诠释。对此问题的回答史,反映了在历史长河中对法官性质与职能、对法院功能和定位的认识嬗变过程,此中亦折射了司法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权力与话语的复杂关联。关于"党的领导"话语,未来应当考虑"党为什么领导司法"的政治话语和"党如何领导司法"的技术性话语之间的区分,言说重心应由政治话语向"如何实现领导"操作性话语之转变,以在法治进程中促进政党领导司法的制度化、程序化、具体化和实践化建设。     

论"话语"及其"话语研究"的学术范式意义

本文采用“思想史”的方式来追溯“话语”作为概念的内涵,分别考察了福科、巴赫金、哈贝马斯、海登·怀特、费尔克拉夫等人关于“话语”的观点及其理论基础。“话语研究”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与“本体论”和“认识论”学术范式相比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主人翁话语的兴起(1930-1949)

本文所说的"主人翁话语"是指围绕工人阶级既是国家(或社会)的主人翁,也是公营(或国营)企业的主人翁这种宣称而构建的一套话语,其基本内容有二:一是关于作为主人翁的工人阶级的权利与责任的话语;二是关于如何使工人阶级具有主人翁的责任感的话语。基于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和解读,本文对主人翁话语在苏区萌芽、在边区初步发展并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得以兴起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萌发与思想发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文本贡献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主导话语是哲学话语,在该文中,马克思也开始使用政治经济学话语,在以哲学批判为主导分析框架的前提下构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辅助分析框架。马克思在坚持从哲学层面分析“物质利益难事”的同时,使用了“劳动”“价值”和“额外价值”这些政治经济学核心话语。这些话语蕴含着马克思思想中的无产阶级立场、客观价值论和资本批判的方法。当然,这时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还不成熟,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处于话语萌发和思想发端阶段。     

从主人话语到普遍性话语——对拉康的《讲座ⅩⅦ》中四种话语理论分析

拉康的《讲座XVII》是一部往往被忽视的拉康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拉康开创性地提出了四种话语理论,而这四种话语不能简单看成是精神分析理论内部一次理论运动。最为关键的是,今天的某些左翼理论家如齐泽克,已经充分看到了这四种话语理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根源。在今天,这四种话语,尤其是普遍性话语,已经成为了左翼批判资本主义的全新利器。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找到未来社会的方向。     

修饰语的焦点和重音对话语理解的影响

本研究分别采用韵律合适度判断和理解任务,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修饰语的焦点和重音之间的关系对话语理解的影响。实验通过操纵答句中的论元是否出现在问句中,变化问句的信息状态;通过操纵答句的不同句子成份重读,变化答句的重读位置。实验结果发现：新的修饰语重读,旧的修饰语不重读;修饰语不投射焦点,即修饰语重读不将焦点投射到修饰语的中心语上。     

毛泽东农民话语的演变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先进性与革命性之间的张力,是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隐藏线索,理解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钥匙。1949年后,毛泽东的农民话语历经了两次转向。第一次是从强调革命性的阶级分析转向强调先进性的生产方式分析,但这一次转向使农民话语中的紧张关系愈加凸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进行了第二次话语转向,重新回到以革命性为核心的阶级分析。毛泽东农民话语的第二次转向,只是从表面上缓解了话语的紧张,并没有真正解决理论的内在矛盾。不过,虽然毛泽东的农民话语历经反复,在实践上也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但始终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是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重要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