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与境界:中西哲学之比较与沟通

在关于“哲学何为”之古老而常新的追问中 ,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关于“存在”的学问 ,可谓是经典的定义了 ,也可以说是对于哲学之本性的揭示。然而 ,“存在”何解 ?对此却有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和结论 :西方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为“存在是什么” ?企图通过一系列的追问 ,把握住那隐藏在背后之恒定的“所以然”、“终极因”之“真存在” ,这构成了西方哲学源远流长的“本体论”传统。中国人面对存在论问题时 ,其典型思维方式并不着意去追问存在究竟是什么 ,而是致力于寻求“如何达成存在之境” ?或者 ,“如何成就存在的自由逍遥之道” ?这构成了中国哲…     

申辩与自省——对孙麾先生的回应

近年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倾向 ,成为各种现代思潮的交汇点。这些新倾向的最表面的一致性在于 :通过引入现代哲学及其表述方式 ,颠覆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那种“原理 +论证”或“论证 +原理”的循环解释和把哲学论文降为宣传手册的粗陋做法 ,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非哲学化”现象 ,恢复“学术性”。这种努力所蕴涵的意义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 ,从其内在的层面看 ,这些新的倾向与其说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哲学化”的反动 ,不如说是对某种危机的反应。这既包括理论自身的危机 ,也包括现实方面的危机。对于这种危机的反思 ,自当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从最初对“教科书体系”的清算 ,到晚近“走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本体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恢复其自身“学术性”的演进中不断经历着的变化 ,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趋向 ,其一是在马克思思想的原有框架内发现新的资源 ,其二是试图在现代哲学的方法中谋求出路。两种趋向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某种可能空间 ,但也都蕴涵着一些重要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前者或许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目的论的统一以及如何将其贯彻到底的问题 ,后者或许应当注意的是如何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哲学的现实基础——兼论关于虚拟与现实关系研究的方法论

“哲学革命”和“哲学基础的转向”, 是近年来哲学界关于虚拟问题探讨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两个词组。这两个词组代表着这样一种研究倾向: 把当前关于虚拟的哲学研究视为哲学主题时代转换的标志, 其根据是: 以往的哲学学说都是在现实性范畴框架之内的哲学, 而虚拟哲学是在非现实性范畴框架之内的哲学。对此笔者难以苟同。从方法论上看这关涉到如何认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和马克思哲学的功能问题。在这方面, 我的观点可以概括为: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确对人类哲学思维方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但因此而认为哲学基础也实现了由“现实”向“虚拟”的…     

维特根斯坦的本体论:对Can-be的批判

1.对哲学的改革和哲学中的改革大多数哲学家所致力的是在哲学中的改革,而维特根斯坦所致力的是对哲学的改革。“对哲学的改革”与“哲学中的改革”之根本不同在于前者力图改变哲学这一概念或者说改变哲学活动的根本性质。一个能够被回答的问题是一个知识的(比如说科学的)问题,一种知识总是具有真值。哲学问题恰好缺少这种性质。如果说一个问题可以科学地解决还可以哲学地解决,这种奇怪的     

“冷却”施特劳斯 ——论对施特劳斯的简单化与极端化

国内对施特劳斯的研究主要从两种对现代性本质的把握出发:一是“政治的哲学化”,二是“哲学的政治化”.前者是现代性政治危机的本质,其根源在于彻底的“知性真诚”,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要克制哲学的癫狂;后者是现代性精神危机的本质,其根源在于哲人品质的败坏,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为哲学生活的正当性辩护.这两条相互冲突的理解路径都有把施特劳斯“简单化”进而“极端化”的倾向,其根源在于对“什么是哲学”这一根本问题的误解.两者都没有认识到哲学的思与哲学的言行之间的区别,哲学的言行与政治社会同样都是哲学所追问的整全的异质的部分,从而都忽视了哲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变是哲学自身的内在要求,造成了施特劳斯的“无畏”与“温和”两种美德的分化,导致了本不应该有的“施特劳斯热”.     

栖身于语词世界的哲学概念

一、对哲学概念的两种观察视角:逻辑的和语词的 本文旨在讨论哲学概念的语词特性。这个讨论有一个合适的角度,即对哲学概念的“翻译”。但在传统的哲学平台上,翻译似乎天生不是一个合适的哲学问题。这是因为,为了使哲学成为严格科学,传统哲学家们总倾向于在应然的、理想的意义上使哲学概念等同于逻辑化的概念。“逻辑化”的首要特征是形式化,它要求哲学概念具有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性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我刊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曾展开长时间的讨论。那次讨论,强调了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对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近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否定民族哲学与文化的优良传统;只重视思想研究而忽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探讨;把现代哲学和科技文化的新成果、新理论,都说成是“《周易》早已有之”、“《周易》早已说尽”等等倾向。在如何处理中外哲学文化关系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哲学史与原理、哲学史与现实、哲学史与其他学科等关系问题上,也有值得改进之处。这说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方向和方法仍存在不少问题。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求哲学史研究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而哲学史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先解决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为此,我们开辟“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栏目,希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自然本体化之误

自然本体化之误吴国盛在中国当代的哲学文献中,不难看到这样的说法：探究自然界本身如何是本体论的工作,探究人们如何探究如何把握自然界,是认识论的工作。本体论与认识论课题的划分是一种元哲学的工作,但它同样基于某种哲学前提,自然的本体化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自然的本体化倾向由来已久,在我国哲学界亦根深蒂固,虽然没有出现“自然本体论”的旗帜,但自然本体论的一切观念都已被接受,并且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过去十多年来,有许多人大胆探索,修改甚至突破原有的哲学体系,但大都没有意识到自然本体化倾向对他们的制约,因而表现出在哲学创新上的不彻底性。自然本体论者把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自然界演化图景当作终极的实在图景,上升到本体的高度,使人成为一个派生的、偶然的、无足轻重的角色。可以鲜明的指出,自然本体论的要害在于消灭“人”,把“人”降低到“物”,把“人”“物”化。应该说,中国哲学界过去十多年的人本化哲学运动正是为了拯救“人”,突出和强化“人”的因素,它的最终目标是与自然本体论格格不入的。但是,由于自然本体化倾向没能得到彻底的清除,相反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人本化哲学运动因而极不彻底,作为人本化哲学运动之中坚力量的实践本体论和认识主体论在理     

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召开第二届哲学年会

1992年7月22日至25日,会议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意义”这一主题,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哲学研究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与会同志认为,当前大改革大开放的新形势既是对哲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挑战,也给哲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对新的形势,应在继续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大力发展应用研究;通过发展应用研究促进哲学理论与社会实践、哲学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结合。     

论实践观、唯物论、辩证法的三者统一

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唯物论合理形态”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其主流可以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两种不同思维倾向的争论。就这场讨论所涉及的理论基核而言,实质上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唯物论、辩证法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再认识。因此,笔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所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上去探讨实践观、唯物论、辩证法之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有效地解决“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以及认识二者在理论内核上的内在联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道德的世界观性质和哲学的伦理意蕴

伦理学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有了本学科“古老而年轻”的历史,这是伦理学自身的进步,也是哲学发展的进步。有待人们反思的问题是:伦理学离开哲学究竟能走多远?存在一个非哲学的伦理学吗?对道德的伦理学思考和对世界的哲学思考可能分离吗?真正的哲学不触及道德人生吗?真正的伦理学不是哲学的吗?……本文针对片面强调二者分离的倾向,力图通过揭示道德     

“现代性”的建构——哲学范式转换的基本主题

世纪之交 ,一些学者终于提出了哲学“范式转换”的主张〔1〕。“范式”的转换 ,是最根本、最深刻的转换 ,它意味着断裂和新生 ,意味着新的意境和天地。它的提出 ,表明哲学工作者在经历了以“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哲学观念变革”、“哲学问题意识的兴起”〔2〕等为主要标志的探索阶段之后 ,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达到了一种新的自觉 ,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范式转换”的提出 ,意味着旧有理论范式的基本概念和原则已处于危机之中 ,因而需要一种更富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取而代之。那么 ,这种要确立的新的哲学范式究竟应以何者为基本…     

密集型数据处理流程:一种新的哲学范式

大数据的"涌现"对哲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并引发了一些新的哲学问题和思考。密集型数据处理与哲学范式的关系是方法论中新的哲学问题之一。本文在生物基因信息处理流程和计算机密集数据处理流程的基础上,抽象出一种密集型数据(大数据)处理流程。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工作过程,它是不是一种哲学范式、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哲学概括、抽象和意义阐述。作为一个命题,也需从逻辑上论证它是一种新的不能被代替的哲学范式。     

哲学必须有新的大发展

哲学历来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发生深刻影响。在我们国家深化改革的今天,哲学应如何变革和发展,以反映并指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应该“认清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新的大发展这个现时代的大趋势”,这一论断,眼光远大,非常适时。我们对哲学的改革和发展,也必须在“现时代的大趋势”这一背景中去思考、去实践。     

变革的时代与哲学的繁荣——本刊编辑部在武汉召开的两次座谈会述要

改革开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一新的变革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变更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注重经济效益,成了众多人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势下,哲学有何作用?哲学研究什么?哲学怎样繁荣和发展等问题又重提了出来。     

关于哲学与哲学教育的思考

如果要对我国当前的哲学状况作出一种描述,使用“贫困”或“危机”之类的字眼恐怕不会遭致过多的反对。真实的情况是,在“经济指标”、“物质利益”成为价值标准并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强势话语之后,人们或自愿或被迫地被塑造成“欲望工具”,不断走向物质性生存,哲学便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逐渐退出,成为一种精神奢侈。“哲学有什么用?”———这是所有关于学术之价值的问题中最为严重的问题,它看上去像是社会公众对于哲学的一种质疑,实际上是他们对于哲学的一种拒绝。在这种压力下,学界对于哲学间或有一些反思,进行过一些讨论:有的把哲学看作一…     

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新中国 5 0年的历程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 2 0年的历程 ,对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对此我有一个大体的看法 ,这个看法曾以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发展形势的“两个基本估计”来表述过。这两个基本估计是 :(一 )认为伴随着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确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发展 ,也已经基本上走出了前苏联 30年代 (斯大林教科书 )的体系模式 (即所谓“传统模式”) ,一个具有当代高度和中国特色的、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和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     

关于社会意识的几个问题

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及某些论著,对社会意识中的一些问题还没有说清楚,或说得不正确.本文就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一、关于社会意识和意识的关系关于社会意识,我们的哲学教科书都作了这样的规定:“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个规定从原则上说并没有错.但细究起来,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说清楚.第一,“意识”前面和“社会”两字是什么意思?是说意识具有社会属性因而叫社会意识,还是意识反映的对象是社会存在因而叫社会意识?第二,是否意识就是社会意识?“意识”前面加不加“社会”两字在内涵上有没有区别?按照传统的理论,存在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存在,一种是社会存在,而思维和存在     

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目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宁愿提“马克思哲学” 而不愿提“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其实,就用语而言,提“马克思主义哲学” 反倒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确实存在叫作“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理论形态,如那套已风行大半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但是,提“马克思哲学” 就不一样了——马克思有没有或者有何种意义上的哲学?他本人对哲学究竟持何看法?他认为自己的学说是哲学吗?他的思想跟哲学这门古老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所以,如果一定要提“马克思哲学”,那就得先对上述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一番认真的考察。     

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异端的导读

作者将《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康德哲学的“哲学全书”,认为它不仅是对“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也是对理性关切的另外两个问题,即“我应该做什么?”与“我可以希望什么?”问题的回答;同时,康德对于“知识”与“希望”的探讨最终都是为道德服务的。康德通过先天综合不但解决了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一举解决了道德及其基础———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使哲学不但具有了超越时代与文化的自明的有效性,而且也展示出其道德———实践的优先性,这使得《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了自然科学时代具有“世界公民”性质的实践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