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场所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和监管方式分析

通过现场调查和文献归纳,总结了我国监管场所艾滋病病毒检测阳性结果告知的形式和对感染该病毒的被监管人员的监管方式,分析了各形式的利弊.并提出建议:对艾滋病检测阳性结果采取相对及时的有条件的所内告知,对感染者尽可能实行集中监管的方式,并完善监管场所内预防艾滋病的措施等.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知情同意的护理告知程序

规范精神科护士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知情同意的告知程序。结合精神专科特点,参考有关文献,征得精神科医疗护理专家的意见并审定,确立了分阶段告知的程序。采用的告知方式有口头告知、书面告知、健康教育、咨询与答疑、个体化讨论与指导。多样化的告知方式增加了告知力度,彰显了人文关怀。分段告知程序显示了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对精神科护士履行告知义务具有指导性、实用性及可推广性。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知情同意的护理告知程序

规范精神科护士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知情同意的告知程序.结合精神专科特点,参考有关文献,征得精神科医疗护理专家的意见并审定,确立了分阶段告知的程序.采用的告知方式有口头告知、书面告知、健康教育、咨询与答疑、个体化讨论与指导.多样化的告知方式增加了告知力度,彰显了人文关怀.分段告知程序显示了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对精神科护士履行告知义务具有指导性、实用性及可推广性.     

中美医疗告知义务比较研究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界定了医疗告知义务的内容和形式,以此保护患者知情同意权。然而,告知义务不仅限于该规定的内容,还包括转诊告知、治愈率告知等义务。在美国,医师与患者利益冲突也是告知义务的内容。对比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美国的法律、案例,发现美国的医疗告知义务更侧重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而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则侧重告知义务的履行形式。对告知义务的违反意味着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犯。在美国对侵犯知情同意权的责任形态区分故意和过失,而在中国大陆,通常不作区分,一般只认定为有过错。     

特殊人群艾滋病行为干预的思考

艾滋病直接危害人类的健康,也对社会、政治、经济及人文伦理道德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对艾滋病病人犯罪的监管问题,公安干警的职业暴露问题,都是目前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新课题。加强艾滋病患者违法监管,对特殊群体进行行为干预,是司法结构急待解决问题。     

特殊人群艾滋病行为干预的思考

艾滋病直接危害人类的健康,也对社会、政治、经济及人文伦理道德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对艾滋病病人犯罪的监管问题,公安干警的职业暴露问题,都是目前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新课题.加强艾滋病患者违法监管,对特殊群体进行行为干预,是司法结构急待解决问题.     

大学生内隐艾滋病污名的刻板解释偏差研究

该研究随机抽取120名大学生,采用刻板解释偏差（SEB）对艾滋病内隐污名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大学生对艾滋病有关的主语在积极行为情境下的归因数量显著少于在消极行为情境下的归因数量。对艾滋病有关的主语在与积极行为情景下的外归因数量显著少于消极行为情境下的外归因数量。这一结果表明大学生被试不存在内隐艾滋病污名。由于SEB方法的一些特点,内隐艾滋病污名还需进一步的验证,SEB作为测查高社会赞许性的内隐心理现象的有效性还需进一步讨论。     

医疗机构口头告知不宜扩大

口头告知界定的不明确给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带来了困扰。知情同意和告知义务虽被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和公众关注,但对于告知方式并没有过多的注意,医疗机构因为口头告知导致损害赔偿的案件也不鲜见。本文探讨了医疗告知含义、医疗告知的多种方式,通过口头告知的利与弊来提出口头告知不宜过于扩大化。     

防艾宣传大学生对艾滋病患者的内隐态度与交往意愿

目的：探讨大学生防艾宣传者对艾滋病患者的内隐态度。方法：采用自编大学生与艾滋病患者交往意愿调查问卷,通过测量获得对艾滋病患者有较高交往意愿的防艾宣传者100名,并随机抽取其中30名作为实验被试,完成了两组内隐联想测验（IAT）。结果：当艾滋病相关词与普通正性词相联以及非艾滋类乙型传染病与普通负性词相联时,其平均反应时低于艾滋病与一般消极性词相联及非艾滋类乙型传染病与普通正性词相联时的反应时;当艾滋病相关词与正性人际词相联以及非艾滋类乙型传染病与负性人际词相联时,其平均反应时与艾滋病和负性人际词相联及非艾滋类乙型传染病与正性人际词相联时的反应时无统计学意义的差异。结论：大学生防艾宣传者对各类传染病患者的内隐交往意愿处于同一水平,但相对于非艾滋类乙型传染病而言,其对艾滋病患者的消极厌恶水平较低。     

告知癌症患者真实诊断信息的策略

癌症死亡率高的特点,使人们“谈癌色变”.由于考虑到癌症患者得知诊断结果后产生不良影响,现在我国大多数临床医生还在采用隐瞒的告知方式.笔者通过对不告知癌症患者真实诊断的利弊分析以及告知真实诊断的理由论述,提出解决的策略,旨在帮助临床医生解决临床告知中的难题.     

医疗机构口头告知不宜扩大

口头告知界定的不明确给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带来了困扰.知情同意和告知义务虽被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和公众关注,但对于告知方式并没有过多的注意,医疗机构因为口头告知导致损害赔偿的案件也不鲜见.本文探讨了医疗告知含义、医疗告知的多种方式,通过口头告知的利与弊来提出口头告知不宜过于扩大化.     

论HIV感染者家属权利保护的正当性——以知情权、生命健康权为视角

以HIV感染者家属知情权和生命健康权的保护为出发点,从法律角度,对HIV感染者家属的知情权及生命健康权易受侵害的原因进行分析,从尊重人权、法律公平、平等、道德正当、禁止权利滥用、社会契约论角度,论证保护HIV感染者家属权利的正当性。提出合理保护HIV感染者家属的知情权和生命健康权,应完善我国婚检制度和告知制度,同时对HIV感染者不告知家属的行为进行定性,以保护HIV感染者家属的权利,有效防控艾滋病的流行与发生。     

艾滋病污名的形成机制、负面影响与干预

艾滋病污名主要包括实际污名、感知污名和自我污名, 这些不同形式的污名给艾滋病患者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社会资源的剥夺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归因理论、社会文化理论和道德理论分别从社会心理学、社会不平等和文化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艾滋病污名的形成机制。从这些机制出发, 减少艾滋病污名可以结合接触假设、知识传播以及认知行为疗法, 并注意改变艾滋病患者的自身观念。未来的艾滋病污名研究应更多地从社会文化以及道德的角度进行跨文化的量化研究。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艾滋病与技术乐观论——科技发展不能代替社会责任

自从1981年发现世界第一个艾滋病人以来,艾滋病对人类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一般的社会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类所持的技术乐观主义的观点,使得人们认为艾滋病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这种对于技术的过于乐观对有效控制艾滋病产生的影响并不好,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应对艾滋病的态度。女性主义视野的介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艾滋病的角度,更有利于在解决问题中的正确定位。     

民警艾滋病认知及职业防护措施的调查分析——以兰州市为例

为掌握兰州市民警对艾滋病知识及职业暴露防护措施的知晓情况,采用自制调查问卷,以匿名调查方式对一线基层民警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兰州市基层民警对于艾滋病的概念、潜伏期、症状、检测、预防及传播途径等基本医学知识的知晓率偏低,部分基层民警对艾滋病职业暴露的防护、暴露后保密工作及伤口处理方式认知不足。为更有效地预防公安民警艾滋病职业暴露的发生,相关部门应适时有针对性地面向民警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并将教育重点放在提高艾滋病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方面。     

系列项目时间和空间信息学习的分组效应研究

运用顺序回忆方法考察分组对系列项目时间和空间信息学习的影响。包括两个实验,实验一考察简化时间上的分组,或事先告知被试分组规则的情况下,分组是否会有助于时间顺序信息的学习。结果发现,这两个操作对时间顺序信息学习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实验二考察了垂直维度上不同形式的分组对空间位置信息学习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的分组方式对空间位置信息学习所起的作用不同。本研究支持了时间和空间两类顺序信息学习的内在过程不同,不应该用同一理论机制进行解释。     

签名对个体诚实度和道德感的影响

探讨签名的位置以及是否预告签名信息对个体诚实行为的影响, 同时探究不同承诺形式对个体道德行为的调节作用, 从而揭示签名对个体道德行为影响的机制。实验1比较不同签名的位置与是否预告签名信息两种条件下, 被试在有奖抛掷骰子的游戏中的诚实性表现。结果发现, 当游戏前告知需要签名时, 签名位置对被试的诚实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而在游戏前不告知需要签名时, 上位签名的被试比下位签名的被试更倾向于做出诚实行为。实验2比较口头承诺方式与签名方式对个体诚实行为的影响, 结果发现, 口头承诺与上位签名均能促使个体做出诚实行为。结果表明, 签名对个体道德行为的影响, 是通过启动个体的自我认同感而实现的; 签名位置的效应, 实际上是由于启动的时段不同造成; 同时, 通过口头承诺的方式, 同样可以启动个体的自我认同感, 从而促进其实施道德行为。     

农村艾滋病人心理支持典型案例分析

艾滋病的防治不仅是药物治疗的问题,还应该重视病人的心理问题。介绍农村地区开展艾滋病人心理支持的三个典型案例,HIV检测确诊阳性后心理支持的案例、需要长期心理支持的案例、心理支持后自强不息的案例,进行案例分析,并探讨艾滋病人心理支持策略,为今后开展类似活动提供参考依据。     

提高医生告知坏消息的技能——两种常用沟通模式

医生、医学生都对告知坏消息感到压力大,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固定的模式讲述如何告知坏消息,是坏消息难于告知的重要原因。在国外,对于坏消息的告知,最为常用的两种沟通模式是SPIKES模式和ABCDE模式。这两种模式均描述了有效传递坏消息的程序和步骤,并强调了告知坏消息中的关键点,包括对病人同情心的表达,认可病人的情感,了解病人对坏消息的理解及接受情况,为进一步的治疗提供信息等。介绍了这两种沟通模式及其教学方法,为医学院校病情告知技能相关内容的课程教学提供参考。     

对手术同意书的法律思考

手术同意书是现代医疗制度中的重要医疗文书.从法律角度看,它具有医务人员职务行为、履行注意义务、履行告知义务及医疗行为合法性等证明效力的法律属性,也具有患者自愿作出选择并授权医方实施手术法律效力,但不具有免除医疗机构责任的效力.由此,需要对手术同意书签字权、内容和形式、手术相关情况的告知过程等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