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谶纬之间：《马宝颂》所见梁武帝时代的信仰与王权

太清元年(547)四月,皇太子萧纲(503-551)作《马宝颂》献给梁武帝。李延寿《南史》作"《宝马颂》"。"宝马"、"马宝"看似只是词序颠倒,但其背后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传统实则迥异。前者可在中国传统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学说中得到解释,后者却是佛教理想统治者转轮王(Cakravartin)的符号和礼器,反映的是佛教的王权理念。萧纲的《马宝颂》是一篇极为重要的反映当时思想、信仰与政治关系的文本,有助于揭开萧梁时期政治史的许多内在逻辑和历史脉络,更是南朝时期佛教理念渗入政治修辞和文学写作的经典案例。中古时期佛教流传中国,既是宗教信仰的输入输出,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冲击与融合。大量相关的术语和理念,也在中古时期的书写中出现。《马宝颂》这类文本,是第一手的史料,反映的是当时政治思想和政治宣传的实态。     

儒佛政治伦理的冲突与融合——以沙门拜俗问题为中心

中国佛教徒曾经长期以"高尚其迹"相标榜,坚持出家不拜俗的印度传统.一些固守儒家传统的人士攻击佛教"无父无君",损害了封建纲常名教.从东晋至唐朝,朝廷举行了多次关于沙门拜俗的争论,其中以东晋成康、元兴、唐高宗龙朔二年的争论最为激烈.中国佛教僧人在元代彻底地改变了出家人不拜俗的戒条,接受了儒家忠孝至上的政治伦理原则.中国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佛教以出世的精神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伦理关怀,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民主精神和对外来宗教文化的宽容态度,体现了儒家的忠孝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现了佛教"契机契理"的圆融精神.     

知法守法 护教维权

每位宗教信徒都具备两种基本身份,一是公民身份,二是教徒身份。每个宗教团体同样具备这样的双重身份。作为宗教信徒和宗教团体,既要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又要遵守宗教的相关"清规戒律"。对于信众来说,在精神层面,宗教或许高于一切;但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中,从来是王权大于教权,历朝政府都     

英国“王在法下”政治传统的形成:从中世纪到都铎

在封建条件下,"王在法下"指王在统治中必须尊重贵族分权的政治结构和神法观念,这决定了中世纪政治的协商性和法治的政治性。英国中世纪政治的特殊之处在于,相对强大的王权和贵族集体多次抗衡导致协商经常化、制度化和议会的产生,"王在法下"从法律理念进一步发展成为"不经议会不能征税""不经议会不能立法"的宪政原则。然而,由于缺少公权力的支撑,中世纪法治并没有促成社会的和平和稳定,反而成为贵族混战的工具。绝对王权所代表的民族国家在近代早期的出现,不仅实现了国家秩序和稳定,而且直接推动了法律的合理化及法权的专制性质。在英国,议会是建议者,君主才是法律制定者,而且议会及法律只是王权统治方式之一,都铎统治由此表现为依法而治的专制。这种专制方式提升了专制王权的合法性,强化了都铎国家的基础能力,也培植了近代早期英国人的法律信仰。     

玄奘法师佛教“七宝”译法浅析

一、佛教七宝的译名佛教经典中常常提到七宝,而佛教七宝实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七种王宝,一类是七种珍宝。七种王宝指转轮圣王拥有的七宝,通常是指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主藏宝、典兵宝。七种珍宝指供养用的七宝,通常是指金、银、琥珀、珊瑚、砗磲、琉璃、玛瑙。佛家弟子常说的七宝是指供养用的七宝。七宝象征高尚、纯洁、坚毅、安详、富足、康健和圆满,又代表觉悟和智慧。用七宝供佛可获无量功德,但是不同经书里讲的七宝却略有不同。     

东晋政教关系论战的起因、性质和影响——以沙门致敬王者问题为中心

沙门是否应该致敬王者,本质上是王权和教权何者至上、佛教僧众是否无条件臣服帝王的问题。这是佛教在中国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才出现的新问题,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决定着王朝处理其他佛教事务能够采取的方式和方法。东晋时期围绕这个问题的朝野论战,是政界和教界关于佛教与政治关系从理论到实践的双重探索。只有当佛教僧众无条件臣服帝王的时候,沙门是否应该致敬王者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经过数百年反复较量,政界和佛教界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不仅最终确定了佛教在封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为解决封建国家处理其他宗教与政治的基本关系树立了参照样板。     

中古史上佛教与城市空间流变研究

东汉以后,佛教的传入及其影响力的不断加大,逐步改变了先秦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政治单一化特征。作为一种新兴的作用力,佛教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城市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而且也促进了中国城市街道功能的多元化演进。正是在这种宗教力的推动之下,包括经济、宗教与政治等因素在内的多种合力共同推动了唐、宋之际中国"城市革命"的实现,从而对古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则天与唐代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后,自隋唐进入黄金时期,从武则天执政走向鼎盛阶段。这一盛况的出现显然是与武则天分不开的。所以,研究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不仅是揭示武周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且可从中深入了解五台山佛教发展的原因和背景。一、武则天对佛教的发展武则天从光宅元年(684)执政到长安四年(704年)让位唐(?)宗李显,二十年中对佛教给予了大力     

从传戒制度的演变看佛教中国化的时代命题

在佛教戒、定、慧三学的修习体系中,戒被奉为成就之基。僧团的传戒对求戒者而言就是受戒,此传戒受戒的宗教行为是佛教修行者身份认同乃至宗教修持的逻辑起点,因此传戒制度在整个佛教制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像印度佛教传戒法从佛陀创教时的"善来比丘"法最终演化为具足法、事、人、处的"白四羯磨"传戒法仪一样,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国佛教传戒制度经历了从初传时期声闻戒法的简单授受到宋代于小乘声闻戒法外别受大乘菩萨戒,再到明清时期一期顿受大小乘戒的"三坛大戒"制度演变。这一历史演变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相表里,既是佛教中国化的表征与结果,也是佛教中国化在礼仪制度层面的动力与保障。     

武则天崇佛心态三段论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一位有建树的封建统治者。但她为登上皇帝的宝座,又不能不激烈地反对某些封建的伦理道德、宗法制度,反对维护传统势力的森严壁垒。佛教作为一种改造后的中国宗教,既有同中国传统合流的一面,更有反传统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同佛教就产生了割不断的机缘。行为科学认为。     

天道与君道——殷周君主观念与儒家君主理论的一个视角

<正> 君道论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中心问题之一。对君权、君主人格设计无疑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殷周君主观念中天道与君道分合的发展历程,从历史和逻辑的两个方面对儒家君道论进行检讨。一王权出现的具体时间,已难确考。从殷墟甲骨卜辞看,至迟到了商代,王权已相当成熟。甲骨文中的“王”字,徐中舒先生认为象人端拱而座之形;又有人释为斧钺之形。因此可知,从字的形体上已全面反映出了王权存在的基本性质。《战国策·秦策》:“王,有天下也。”《韩非子·五蠹》:“夫王者,能攻人者也。”此诸说从王权的职能上求解,符合殷王的     

佛教与社会:佛使比丘与当代泰国公民-文化身份的重构

20世纪早期以来,泰国佛教传统日益遭受到西方文明和现代性的巨大冲击。如何重新塑造自身作为佛教徒的文化身份成为现代泰国公民的一个重要问题。佛使比丘(Buddhadasa Bhikkhu)对佛教与世俗生活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地解答,一方面为现代泰国公民-文化身份的重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仍然体现出公民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张力。     

知法守法 护教维权北大核心

每位宗教信徒都具备两种基本身份,一是公民身份,二是教徒身份。每个宗教团体伺样具备这样的双重身份。作为宗教信徒和宗教团体,既要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又要遵守宗教的相关“清规戒律”。对于信众来说,在精神层面,宗教或许高于一切;但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中,从来是王权大于教权,历朝政府都制订了许多管理宗教事务的法律规章。     

从王国起源神话看柬埔寨神王信仰的发展—以“契约”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将神王信仰作为探讨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切入点,立足于王国起源神话,提出神王信仰的本质是君与民的“契约”,并通过比较两位吴哥君主的统治活动与起源神话的相似性,论证神王信仰在不同历史宗教情境下的稳定性,展示外来文化对神王信仰的作用与影响。最后,本文结合君主的国家符号性质,阐明神王信仰在现代柬埔寨政治活动中的导向性意义,同时指出,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有必要继续推进对神王信仰的研究,以不断增进和修正对于柬埔寨社会文化的认知。     

法国的国民阵线与宗教

(反)宗教已成为欧洲右翼民粹构建"同质的人民"与"危险的他者"这一二元对立的有效手段。宗教是如何被融入"人民/他者"的话语框架?这是出于何种目的、会引起怎样的后果?本文以法国的国民阵线为例来探讨欧洲右翼民粹与宗教的关系。研究发现,不论是老勒庞崇尚的宗教性法国身份还是小勒庞力推的世俗性法国身份,(反)宗教在国民阵线的民粹思想中都是用来反移民和反伊斯兰的说辞,用来区分法国"人民"和"他者"的重要标志。在该党眼中,身份胜过神学,民族胜过教会,宗教仅仅是民粹政治的一个身份识别标志。     

"亚洲的福音书"——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

传教士翻译中国佛教经典,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其精心选择的.虽说他们佛教词典、佛经的英译,仍是在言说"自我",宣扬福音,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以及那些保守的新教传教士一味地排斥中国佛教不同.研究当年传教士中国佛教典籍英译的得与失,对今日中西宗教文化交往不无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与佛教”学术论坛在韩国首尔举行

本刊讯2008年12月18日,由韩国天台宗总务院、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韩国圆觉佛教思想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以"和谐社会与佛教"为中心议题的佛教学术论坛,在韩国首尔观门寺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陈文尧、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曾文、国家宗教事务局政法司于淼、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王延维等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论坛。     

论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

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也就是皇权与神权的关系。我国自远古夏商周三代起直至清末为止一直被专制君主统治着,以君权至上为核心,使政治、伦理与宗教三者构成了一体化的国家体制。作者从这个观点出发,系统地、历史地分析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外来宗教与皇权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中国传统宗教中的天帝崇拜、三统的说教和谶语符命等等无不是为了证明君权神授和国运昌盛或转移的神话;道教在魏晋以后开始与统治阶级相妥协,臣服于皇权,道教自身的内容也相应地有了变化;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依附于统治阶级,所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南北朝开始,统治者一方面大力扶持、奖掖和利用佛教,另一方面对佛教进行严密的防范和管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唐宋时期统治者一般采取怀柔、保护和扶持为主,限制为辅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到清朝时有了彻底的改变,这些改变也是为了巩固皇权的需要;对唐以后传入的景教、摩尼教、犹太教、天主教等一直采取宽容、保护、限制和同化的政策,但这都是为了加强皇权的需要,因之,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像西方那样的“权杖与皇冠”相斗争的事件。     

《中国的道教》日译本序

《中国的道教》日译本序任继愈世界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影响着世界广大地区的群众。中国也有三大宗教,即儒教、佛教、道教,这三大宗教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它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家庭生活。佛教、道教、儒教在隋唐...     

“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和特点浅析

<正>佛教可以说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自传入中国以来,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便逐渐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深度广泛融合,发展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佛教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被主流社会群体、正统文化体系所接纳并且实现融合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应该系统深入地认识我国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和主要特点。我们知道,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宏大且复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