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薪酬对雇员创造力的影响:人-工作匹配和创造力自我效能的作用

采用296对上下级匹配数据考察了绩效薪酬对创造力的影响以及人-工作匹配的调节效应和创造力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绩效薪酬对创造力有倒U形影响;创造力自我效能部分中介了绩效薪酬对创造力的倒U形影响;人-工作匹配调节绩效薪酬与创造力的关系,人-工作匹配度越高,中等强度绩效薪酬的正面效应越强,高强度绩效薪酬的负面效应越弱;绩效薪酬与人-工作匹配的交互效应通过创造力自我效能的完全中介效应影响创造力。     

威胁对创造力的影响：认知与情绪双加工路径

威胁对创造力的影响颇具热点性与争议性, 总体来看, 当前存在威胁对创造力的阻碍、促进以及两者间呈倒U型关系三种观点。但三种观点分歧的原因与内在机制尚不清楚。本文从认知与情绪角度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 认为以上分歧来自于威胁等级的不同, 创造力机制的差异及相关的中介/调节变量。未来研究可从认知与情绪干预的角度, 系统验证观点分歧的原因, 深入分析威胁与创造力的认知神经和基因等内在机制。     

工作不安全感、创造力自我效能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286对上级-下属配对数据为样本, 探讨了工作不安全感、创造力自我效能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创造力有倒U形的影响, 中等工作不安全感水平下员工的创造力最高; 创造力自我效能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工作不安全感与创造力自我效能的交互效应显著, 创造力自我效能越高, 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越小; 工作不安全感、创造力自我效能及其交互效应通过内在动机的完全中介效应影响员工创造力。     

道德情绪:探寻道德与创造力关系的新视角

先前有关道德与创造力的关系研究多关注道德的认知与行为差异对创造力产生的影响, 但研究结果却存在较大的分歧。为此, 研究从道德情绪的视角, 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地梳理, 发现道德情绪存在: 以情绪效价调节创造性认知; 激发道德动机, 中介人格与创造力的关系; 引发自我觉察, 促进顿悟与创造性成就的产生; 提升心理资本, 影响不同创造力特性的表达等, 多种影响个体创造力的路径。这表明, 与道德认知和行为相比, 道德情绪不仅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体现出个体实际的道德活动、促进符合道德标准的创造力产生; 还为人们解释道德与创造力的关系提供了多样的路径与可能。未来需继续加深对道德情绪及其内在机制的理解、通过系统性地选取创造性任务, 明确道德情绪、道德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寻找道德培养与创造力激发的新模式。     

认知抑制对科学创造力和艺术创造力的影响

研究通过2个实验,考察不同高低抑制水平对科学创造力和艺术创造力的影响。通过安排不同难度的Simon任务（不一致试次占70%或10%）来消耗被试的认知资源,达到操纵被试的抑制水平,以侧抑制任务的前后测来评估被试抑制水平的变化情况,实验1和实验2分别以科学创造力测验和粘贴画任务测量被试的科学创造力和艺术创造力。结果发现,在科学创造力测验上,高抑制水平组被试的流畅性和灵活性得分显著高于低抑制水平组;在粘贴画任务中,低抑制水平组被试的创造性、可爱程度、综合印象得分以及总分均显著高于高抑制水平组。表明高认知抑制水平有利于科学创造力,低认知抑制水平有利于艺术创造力,认知抑制对科学创造力和艺术创造力的影响存在分离效应。     

家长式领导对多层面创造力的作用机制

作为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领导模式, 家长式领导对多层面的创造力均有显著影响。基于对以往实证研究的分析, 文章针对家长式领导及其维度与多层面创造力之间的直接关系、交互效应、调节效应与作用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阐述, 构建了“家长式领导影响员工及团队创造力的作用机制”模型; 进而指出, 家长式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受到工作情境、个体因素的调节效应并有赖于个体心理认知和社会关系的中介作用, 它还以团队认知和团队互动为中介作用于团队创造力。未来研究应努力拓展研究层次, 丰富研究方法, 并从跨文化视角系统探索家长式领导对多层面创造力的作用机制。     

创造力游乐场理论及其实践涵义

创造力的领域特殊/一般性问题是创造力研究中最具争议的焦点之一。Baer和Kaufman基于大量实证研究, 提出创造力游乐场理论。该理论以游乐场做隐喻, 将创造力分为先决条件、一般主题层面、领域和微领域, 并将创造力的一般性成分和特殊性成分联系起来, 说明这两种成分在层级结构中是如何在不同程度上重叠的。这一理论是西方研究者提出来的, 我国研究者在创造教育实践中也摸索出了类似的培养模式, 两者互相印证, 说明该理论具有极强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科学创造力与艺术创造力:启动效应及领域影响

如何有效地提升创造力,是创造力研究和实践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对创造力表达及其影响机制的把握则是创造力提升的必要前提.本研究计划通过实施科学创造力及艺术创造力的启动实验,以不同专业大学生为被试,来探索科学创造力和艺术创造力表达的个体心理机制,及外部影响的作用模式,从而厘清在动机启动、样例启动和自我启动之间,究竟何种启动模式对创造力的表达最为有效;进而,通过对来自理工科和艺术专业领域评分者对科学创造力及艺术创造力作品的评分比较,来考查两种创造力模式间可能存在的领域影响.经由以上的探究,试图为科学与艺术创造力的发展与促进提供科学依据和建构理论框架.     

创造力的心理学研究进展与研究取向

人类对创造力的认识进程,离不开哲学、生理学、脑科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所作的研究贡献．但在对创造力的众多学科研究中,没有比心理学所作的研究贡献更大的了。本文着力从生理心理学、心理测量学、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心理学分支学科的角度,分别阐述了创造力的心理学研究进展。本文认为．对创造力的心理学研究要有更理性的研究取向．那就是．应进一步加强和促进创造力的纵向研究和应用研究,应大力提倡创造力的多学科、多视野协同研究。     

多元文化经历促进创造力

大量实证研究支持了多元文化经历促进创造力这一假设。深度参与两种不一致的文化活动是多元文化经历提升创造力的前提条件; 在融合过程中, 双重认同者获得的交替、整合和包含等认知技能, 促进了个体的创造性表现。未来可以采用更具多样性的样本以扩展研究的外部效度, 考察认知评价、趋近动机、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 并加强国内对此领域的研究。     

创造力有其“阴暗面”

创造力有其“阴暗面”。从产品角度而言,创造力可产出伤害性或消极的产品;从个体角度而言,高创造力者可能具有一些消极特征,如精神疾病易感性强、宜人性差、说谎、不诚信等;从情境角度而言,高创造力表现可能与不信任感、生存危机感、社会拒绝等消极因素有关。未来研究应开发高生态效度的恶意创造力测评工具,改进计算恶意创造力水平的算法,探索消极个体特征和消极情境因素作用于创造性思维的认知与神经机制。     

职场负面八卦对科技人员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职场“冷”暴力理论为切入点,采用层级回归和拔靴法对327份样本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职场负面八卦对科技人员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结论：职场负面八卦对科技人员的创造力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人际信任在上述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情绪智力在调节职场负面八卦和人际信任之间关系的同时,也调节了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而且当科技人员的情绪智力水平较低时,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     

自主性动机对创造力的预测：认知抑制的调节作用

执行功能和动机是构成创造力个体差异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采用Stroop任务、自主性动机和创造力量表对37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及实验室研究,以考察认知抑制在自主性动机预测创造力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自主性动机显著正向预测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2）认知抑制调节自主性动机对流畅性与灵活性的预测作用。具体表现为,对高认知抑制能力者,自主性动机显著正向预测流畅性和灵活性,对低认知抑制能力者这一预测作用不显著。该研究深化了自主性动机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     

发明创造问题解决中的原型位置效应

以科学发明创造问题为实验材料,采用“学习-测试”两阶段实验范式,对发明创造问题解决中的原型位置效应进行探讨,结果发现：（1）原型位置主效应显著,后呈现原型成绩显著优于先呈现原型;（2）原型位置效应受创造性倾向影响,随创造性倾向的提高而显著降低;（3）原型位置效应不受启发量影响,但不同创造性个体受高低启发量影响;（4）发明创造问题解决得分与创造性倾向总分相关显著,二者在原型位置效应上表现相同的效应。     

状态与特质之分：来自社会创造性的证据

以整群取样的方式选取650名小学儿童,采用社会创造性故事情境问卷、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问卷,分别测量了儿童在问题情境中的社会创造性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创造性,同时采用小五人格学生问卷中的开放性分量表、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以及互联网使用偏好问卷中的(网络交往)信息交流偏好分量表,考察了儿童问题情境中的社会创造性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创造性的特点和性质。结果表明:(1)二者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儿童在问题情境中的创造性得分总体上呈现“倒Z形”的发展趋势,而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倾向总体上呈现“U形”发展趋势;(2)两种社会创造性与经验开放性、自尊及网络交往(信息交流)偏好呈现不同的相关,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创造性与经验开放性、自尊及网络交往偏好均具有极其显著的正相关,问题情境中的社会创造性与经验开放性、自尊之间也具有显著正相关,但相关系数较低,而且与网络交往偏好无显著相关;(3)经验开放性、自尊和网络交往偏好均可以显著地预测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创造性,而难以预测问题情境中的社会创造性。这表明,社会创造性可能存在状态与特质之分。     

What's Wrong with Creativity Testing?

Creativity testing as it is now done is often based on a defective assumption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creativity can be compressed into a single unidimensional scale.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different kinds of creativity represent, simply, different amounts of a single unidimensional construct. The article shows how three different ways of viewing creativity lead to different ways of measuring creativity, all at variance with current unidimensional models. The point of view presented here does not suggest that current creativity tests are invalid, but rather, that care must be taken in the nature of claims made for them. Moreover, many of the same arguments could be applied to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 and even wisdom as well.     

Do People Use Their Implicit Theories of Creativity as General Theories?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people use the general implicit theories of creativity or not when applying them to themselves and others. On the basis of the actor–observer asymmetry theory, the authors propose that conception of creativity would be differently constructed depending on the targets of attention: general, self, and other. Three studies attempted to examine this hypothesis. In the preliminary study, a measure was developed to assess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describe general creativity. In Study 1,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found the conceptual factors of general creativity. In Study 2, the common and specific factors of general, self, and others’ creativity concepts were compared through invariance tests. As a result, it was revealed that the invariance test failed, which means that the general conception of creativity may not be applicable to monitor self and others’ creativity in a consistent way. Im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discussed at the end of the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