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以儒诠经”

正"以儒诠经"指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用宋明理学阐释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亦称"用儒释教"。明清时,中国还没有《古兰经》汉译本,加之当时我国穆斯林已普遍使用汉语,一些地区的穆斯林群众已经不懂《古兰经》的文义,伊斯兰教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衰退现象。加之明清封建统治阶级中有的人认为伊斯兰教"不敬天地,不祈神祉,不奉正朔,不依节序,另定宗主,自岁为年",有对其禁绝之意,一些民众     

新时代重新认识“以儒诠经”运动及其意义

正自伊斯兰教传入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文化的中国社会以来,千余年里,中国穆斯林群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在"求生存、谋发展"的进程中,作为有神论信教群体,始终面临着如何与无神论政权相处的宗教理论问题。在中华文明的汪洋大海中,中国穆斯林浸润了中华文化的血液,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到了明末清初,以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等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学者掀起"以儒诠经"运动,援     

明清之际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以儒诠经”模式

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内涵之中历史地出现了一个特殊知识群体,自然地包含有四个目的、两大手段和三种具体作为,用话语表述,该文化创造模式可以解释为:明清之际我国伊斯兰教的以儒诠经,是回儒这个文化兼通的特殊知识群体,立足中国,采用汉语,在本土社会语境中,对该宗教经义所做出的再诠释,过程中于公的目的是兴教、明道和补足百家之不足,于私的目的是立个人不朽之言,因而针对本土元素展开了批判(为先),继而有选择地加以借用和融会贯通,同时为伊斯兰教正本清源,再通过以文会友,最终收获了针对外教的释疑并取得某种认同,从而为伊斯兰教适应本土社会赢得了有利机会和条件。     

以儒诠经 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学者译著活动北大核心

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学者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和介绍伊斯兰学术文化的活动。明代以前,中国穆斯林经师的宣教和讲学方式,主要是根据原本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以特有的经堂语口译讲解。当时既没有汉文经籍可参考,又难以用汉语文通畅地表达,致使“教义不彰,教理不讲。”     

诠“天”

天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学术界多数人相信天属于人格神,具有超越性。其实不然。中国古人所讲的天原本指苍天,即物质之天。由于中国古人相信万物有灵,以为天有生命,因而有天神。这便是所谓的人格之天或宗教之天。这个所谓的人格神或宗教之天与人类同在一个星球,因而没有超越性。又因为古人相信天生万物,天因此决定宇宙万物的生存。这便是主宰之天。但是,天的主宰者地位在宋代被逐渐削弱。天的自在性、自然性与自足性使其成为天性、天理的修饰词,从而获得了自然之天、义理之天的意义。多数人以为这些天是不同的。其实,这些内涵都是苍天所具有的意义。天即苍天。     

颜元论“儒”

在历史发展中,不同的学者对"儒"给予了不同的理解。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再到隋唐,进而宋明,儒者虽然具有某些共同点,但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特征。生活在明清之际的颜元,具有坚定的儒学信念,力辟佛老等异端,批判空疏无用的书生、文人、汉宋之儒,复周孔正学。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儒者是心系天下事,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习行"三事"、"六府"、"三物"之学、教、治,重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并具有"六艺"等技能,准备入仕为"君相百职","斡旋乾坤、利济苍生",做有用之事的实用之人。他的思想及言行对现代儒学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坚持以儒诠经传统 努力寻找中华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教义的契合点

正伊斯兰教与中华传统文化结缘由来已久。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存在和发展,是因为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在磨合中找到了可以互相借鉴的切入点。在伊斯兰教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包含了许多与儒家文化可以互相融合的内容。如儒家学说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与伊斯兰教的"人道五典"都是相通的。再比如在修身方面,儒家讲"慎独";在帮助老幼上,儒家提倡"老吾老以及     

“补儒易佛”

作为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徐光启深受儒学的影响,他对基督教学说（时人称为“天学”）的理解,是在自己已经拥有的儒学背景中展开的。因此,要了解徐光启对天学的认识,必须了解他对天学与儒学关系的论述。1612年,徐光启为他与熊三拔合作翻译的《泰西水法》写了一篇序,其中这样说道：“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     

墨家“节用”之法新诠

"节用"诸义作为墨子背离儒门之初衷,于墨学形成堪称首义,"贵俭"品格亦为墨学留予他派及史家之印象。究"节用"之义:首先,揭明事物之利,尊奉圣王之法,显露回归事物本质之哲理及实利原则。其次,强调温饱需求优先于娱乐享受,提倡以人为本、尚质贵俭之理念。再次,关注基本生存权利,批判奢侈等级特权,表达国家整体化与君官民权益协调之旨趣。最后,主张开源节流,自强兴利,勾绘福利共享、慈善和谐之图景。可见,"节用"论已然构建一套调处基本物品与衍生功能、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基本权利与等级特权、公平分配与社会互助关系的正义原则与制度原理。墨家"节用"之法不但在战国乱世堪称符合公众利益的救世良方,而且是一种培养社会公众恪守躬行以使个体、社会、国家共同达致和谐理想的德性,于人类文明亦富有普世价值。     

庄子“有待”“无待”思想新诠

"有待无待"问题是《逍遥游》诠释的关键之一,然其始终面临着两难的诠释困境。为此,本文试图提出对"有待无待"问题的新解,指出《庄子》中存在两种不同的依待意义上的"待":一是人根本无法摆脱的"物物间""物道间"对其存在前提的依待,二是人可以摆脱的对生命本然无用且无益之物的依待。《逍遥游》所谓的"无待",并非全称的无任何依待,而是特指无对"己、功、名"的依待。故庄子"无待逍遥"的思想主旨实际上是让人摆脱对生命本然无用且无益之物对人的拘限,从而实现不为不当依待之物所系缚,无所拘碍,逍遥自在的人生超越境界。     

论“儒释调和”

“儒释调和”,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是佛教传入中土后长达几百年间的大规模文化交流的果实,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影响很大。但这却是一个畸形的果实。由于佛教文化的影响,我国历史上在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哲学、逻辑学(因明)、语言学、史学等众多领域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从意识形态发展的总体     

浅论利玛窦“补儒”

<正> 徐光启在谈到利玛窦到中国传教问题时说:“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徐光启集·泰西水法序》)利玛窦本来是来中国传教的,何以能得到徐光启“补儒易佛”的评价呢?本文侧重分析一下这个“补儒”问题。     

“法儒”还是“儒法”?——荀子与法家关系重估

荀子与后期法家(李斯、韩非等)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史课题。荀子对法家人物采取批评的态度,对法家的法、术、势理念也并不认同,是能守住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价值的。诚然,荀子构建的制度化礼学,包含有一种强势性和僵化的可能,所以是"大醇而小疵"。而后期法家虽然对儒学进行过系统学习,但因根本出发点的不同,反而以此为资源来排斥儒家,并建构了法家自身的理论。因此,荀子和法家之间更多的是距离感,而不是亲和关系;荀子当为"法儒"而不是"儒法"。     

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经验

儒、释、道三教合流,于南北朝后期初露端倪,于唐宋大致定型,于元明清登峰造极。它们各自建构的"三教合流"观,首先是确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基础性含义,用政治儒学治理社会,用心灵佛教调适精神,用养生道家护养身体,殊途同归,共同达成善治的社会—文化目标;然后是标识自身高于或者优于其他两家的特殊性含义。基础性含义巩固并推进了三教合流的历史大势,特殊性含义深化并提升了三教合流的理论—实践内涵。基础性含义求多元,特殊性含义求发展,是中国古代三教合流积淀下的珍贵历史经验,有助于导引当代宗教各美其美、良性互动、和谐共存,以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

汉语言文字造字之法,呈现出重直观、重开放、重共享之特点。公共性乃阐释的本质特征,此为重要根据之一。"阐释"之"阐"与"诠释"之"诠",各有极为深厚的哲学和历史渊源。"阐"之公开性、公共性,其向外、向显、向明,坚持对话、协商之基本诉求,闪耀着当代阐释学前沿之光。"诠"之实、"诠"之细、"诠"之全与证,其面向事物本身,坚守由训而义与意,散发着民族求实精神之光。中国古代的阐释路线,一条重训诂之"诠",一条重意旨之"阐"。两者各有其长,互容互合。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假以对照、选择、确义,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以至体系,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可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     

“儒”源索隐——兼评何新《“儒”的由来与演变》

<正> 孔、孟学派称“儒”,乃千载定名。然而何以名孔、孟学派为儒,却并不象墨、道、法诸家命名那样一目了然。因此,对“儒”家学派的命名,自汉至今,探究者不乏其人。较早者有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五说:“儒者,儒也。儒之为言无也,不易之术也。”训“无”为不易之术,显然是增字为训。把“儒”源归之于“无”,殊觉牵强。自韩婴之后,汉代说“儒”者尚有许慎、郑玄、应劭等人。许慎《说文解字·人部》曰:“儒,柔     

荀子“天人并立”思想诠说

究天人之际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永恒母题。荀子的思想大厦亦以其天人论为根基。荀子认为:天道有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制天命而用之,实现人的自我长养,进而通过践行礼义而成为圣贤,在德性人格上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荀子的天人论是天人之分与天人相系的辩证统一,既反对畏天、慕天、错人而思天,又反对天人二分,人定胜天,让天与人的价值皆得以彰显,避免了天与人的互役,形成友好型伙伴关系,可谓之天人并立。荀子在《天论》篇中完成了天人并立思想的逻辑证成,并将其贯穿于性恶论(自然维度)和礼论(文化维度)之中,成为荀子天人论的思想内核。本文通过分析天论、性恶论和礼论中的人学意蕴,让天人并立这一伟大思想显豁起来,从而让我们对荀子思想有一个更加深刻系统的把握。     

《齐物论》“八德”新诠

《庄子·齐物论》有"八德"之说,谓左、右、伦、义、分、辩、竞、争。八德两两之间看似或相反或相似,传统注解多未能厘清其内在关系,亦未精确地指出两者的区别所在。爬梳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左""右"对应于吉与凶、生与杀、生与成、阳与阴、出与入等。与之相似,"伦"是仁爱的扩散,"义"则包含杀伐与节制;"分"是由一而多、向外滋生的过程,"辩"则是由多而一、向里合的途径;"竞"是创发性的、彼此同向的自我实现,"争"则是彼此对向的争夺与消灭。两两之间有一致的内在逻辑,既相反相对,又相续相承。     

经史转型与“儒史相资”——以蒙文通的“禅让”研究为例

<正>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经书变成历史研究的材料,经学作为传统的价值体系也随之被历史化。在经学到现代史学的转向中,蒙文通开创的"儒史相资"研究范式,既彰显了现代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又保存了经学自身固有的价值,尤为值得重视。"儒史相资"的说法出自蒙文通《儒学五论·自序》:"传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盖推本历史之经验,撰为应物之良规。《诗》、《书》六艺之文,先代之成宪也,删之定之,以诵以说。于后言之,则史也固资乎儒。于始言之,则儒也亦资乎史。世益     

严锡禹:“补儒易佛”

作为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徐光启深受儒学的影响,他对基督教学说(时人称为“天学”)的理解,是在自己已经拥有的儒学背景中展开的.因此,要了解徐光启对天学的认识,必须了解他对天学与儒学关系的论述. 1612年,徐光启为他与熊三拔合作翻译的《泰西水法》写了一篇序,其中这样说道:“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也就是说,传教士所传的宗教,可以补充儒家的不足,可以抵制佛教的侵袭.在《辨学章疏》中,他又说:“诸陪臣所传敬事天主之道,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诸陪臣”指传教士,他们所传的宗教,大有益于今天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