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阐释:视域和限度

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阐释是在与实证化、决定论解释的争论中形成的。虽然这种阐释路向对于克服第二国际以来出现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路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越界阐释的倾向。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唯物史观所实现的双重转变中找到政治哲学阐释的合理限度。从历史的认识模式来看,唯物史观实现了由自然主义认识模式向历史主义认识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深刻揭示了政治哲学中规范性概念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而且有利于冲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雾,为政治哲学的阐释限定了理论视域。从历史的研究方法来看,唯物史观实现了从思辨方法到"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研究"的转变。这一转变明确了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研究方法和总体性的历史解释原则之间的理论关联,为政治哲学的阐释划清了理论限度。     

孔门历史阐释原则管窥

孔门注重从历史典籍里汲取思想资源,但其代表人士面对历史文本时所持有的历史阐释原则却颇有不同。孔子排斥任何形式的不知妄作,强调个人的阐释活动必须建立在对文本的正确理解之上,而其弟子宰我则对此颇不以为然。此种内部分歧既是先秦儒学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内在动力,亦是先秦儒学在孔子去世后分裂多门的深层次原因。     

马克思回归历史具体的阐释原则

黑格尔基于绝对精神自身演变的逻辑要求所提出的思想建构的准则,在马克思那里实现了基于唯物史观阐释原则的变革性飞跃,回归历史具体的基本内涵就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构建思想体系、阐释精神历史。回到马克思历史具体的阐释原则或可提供一种对于中国经验具有方法论高度的有效解释,这体现了唯物史观阐释原则的方法论价值,也体现了马克思科学思维方法的实践意义。在中国现实面前,一些西方观点是主观的不确定性在理论思维中的表现,通过理论思维框定中国道路,自然就偏离了中国道路基于自身特点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定义的实际过程。阐释体系的建构和创造,首要地取决于阐释原则的确定,为此要消除一直困惑西方阐释学的"理解与解释"的不确定性或因人而异的多元性。"三大体系"建设从哲学方法论上讲就是学术理论的阐释体系。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文化限度问题

把思想和概念看作是决定性的原则,是文化观上的唯心主义特征。人们的精神交往,不管以何种方式框定在何种理想中,它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当前一些学术研究所标榜的以价值中立方式对于理论或现实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是基于其内在要求并存在一定政治价值取向的,即利用学术的一般性、普遍性来谋求某种特殊的现实利益。马克思打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的思辨本质,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性阐明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非是自然的理论逻辑演绎或沿袭其他文明的结果,而是根植于中国实际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认识与判断的理论结晶。     

历史与道德辩护的限度——内格尔和威廉斯之争

道德发展变化的历史应该怎样影响我们对道德本质的理解?元伦理学家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看法。本文借助"内在解释"和"外在解释"的区分,梳理了内格尔和威廉斯关于道德辩护的客观性的一场辩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历史错误论证"。此论证基于道德的历史性来反对普遍主义的道德辩护观,其要旨在于指出,普遍主义的道德辩护观难以解释古代人的道德"错误"。进而,本文将指出,历史错误论证不仅挑战了普遍主义的道德辩护观,还会对普遍主义的道德观以及道德实在论构成威胁。     

哲学创造与阐释的历史变奏及当代启示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时常出现创造与阐释相互转换的规律性现象。回顾哲学研究的历程,似乎明显存在着创造——阐释——创造或阐释——创造——阐释的历史变奏曲。这种反复出现的变奏,在哲学研究主体的个体、群体和整体诸层次上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来。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显示出阐释与创造的规律性变换,但目前在总体上处于阐释多于创造的状态,甚至隐含着阐释驱逐创造的机制。中国哲学当前发展中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乃至困境,呼唤中国哲学共同体认真考量哲学发展中阐释与创造的辩证关系,进而正确地予以对待和处理,以期形成阐释与创造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     

自由与秩序问题的宗教阐释

在推崇科学理性的时代 ,在遭到启蒙思想家猛烈抨击之后 ,宗教并没有销声匿迹。在现代社会与政治哲学的视野中 ,宗教重又受到关注 .在解读现代社会与政治哲学典籍基础上 ,针对中国社会转型诱发的社会秩序问题 ,作者提出了自由与秩序难题的宗教阐释。认为 :如果处理得当 ,在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中 ,宗教完全可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国家的限度

另外,毫无疑问的是,有些色情文学读物的确表达了轻视妇女,视妇女为供男人愉悦之用的性玩物的态度。然而,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查禁色情文学就是正当的。因为,那种主张并不是说:令人不快的态度的这些表达手法是有害的,因为这些表达手法在男女关系方面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这是一个需要以经验作论据支持的因果性论证);而是说:这些表达手法本身是令人反感的。任何一个承认人们有表达思想的自由的社会,是不会仅仅因为观点和态度令人反感而对其表达手法进行审查的,尽管人们也许会迫不及待地希望对令人反感的,     

国家的限度

J.S.穆勒的《论自由》穆勒在其1859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论自由》中,提出了“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的问题。在穆勒看来,这一问题并未因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向人民负责的制度)的实现而得以解决;民主并不是把权力授予社会上的各个单一的个人,而是授予大多数,而这个大多数则有可能滥用这一权力,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上其余的人。因此,就需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以抵御“多数人的暴政”。     

君主立法及其道德限度——关于立法正统性的一个历史视角

立法正统性是指人们对统治者立法权的获得、行使及其产品的道德认可和信从。中国传统社会君主立法的正统性来源于儒家意识形态,尤其存在于儒家圣贤人格的设计中,即通过由圣转王、圣王一体来确保君主立法的道德合法性。     

马克思哲学近康德阐释的若干问题

多年来，在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研究中，黑格尔哲学一直被视为马克思哲学直接的理论来源，进而在马克思哲学的阐释方式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黑格尔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形成了巨大影响。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一阐释路径存在一定的限度和问题，因此，近年来便试图在这一传统之外寻找一条新的哲学道路，这就是近康...     

马克思主义意识论阐释的几个问题

100多年前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论,即使用当今认知科学、心灵哲学的[光来审视,仍不失为一种有自己独立品格的“本体论变革”尝试,一种新颖而彻底的唯物主义。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解释上的欠缺,这一特点及其在意识论中的具体表现并未得到应有的揭示,其中所蕴藏的具有前瞻性的思想成果并未得到应有的开发,所拥有的、可推进认识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能量并未得到必要的释放。不仅如此,对已有的阐释若作深入冷静的分析,还会发现大量的解读空白和误读,因此,我们需要用新的[光、基于新的发展着的理解前结构,对马克思主义意识论及其理论价值作出新的研究…     

论庄周梦蝶研究中的强制阐释问题

庄周梦蝶的故事是《庄子·齐物论》的压篇之作,历来被视为是《庄子·齐物论》,乃至整部《庄子》的总结,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魅力。自张江教授提出"强制阐释"的观点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审视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在借鉴西方文论成果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时候,一部分学者往往忽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错位现象,盲目照搬西方文学理论,落入"强制阐释"的误区。借探究庄周梦蝶研究中的强制阐释问题,从新的切入点认识庄周梦蝶,或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正确阐释路径。     

“社会-历史”空间的辩证阐释与政治旨趣

要回应后现代思想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空间缺场"的质疑,需立足"社会-历史"双重向度,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理论。实践是自在自然空间与人化自然空间的津梁,刻画出空间的社会意义,以实践为内核的社会空间是客观存在的形式、人"类本质"的表现、社会关系的载体,完成了对自然空间之谜的祛魅。实践的时间性也折射出空间的历史演变,以资本主义社会为截面的历史空间是社会空间的现实形式,具体表现为生存空间的异化、城乡空间的分离、全球空间的剥夺,展现了资本主义批判的历史叙事和空间图绘。基于空间的"社会-历史"双重向度,建构一种回应空间特殊品格的空间政治,即以劳动者身体空间为革命力量、自由人空间联合为革命路径来保卫空间正义的革命理想。社会空间的建构、历史空间的批判、空间政治的革命,型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理论。     

君主立法及其道德限度－－关于立法正统性的一个历史视角

立法正统性是指人们对统治立法权的获得,行使及其产品的道德认可和信从。中国传统社会君主立法的正统性来源于儒家意识形态,尤其存在于儒家圣贤人格的设计中,即通过由圣转王,圣王一体来确保君主立法的道德合法性。     

行政检举的基本问题阐释与合法性辩证

行政检举在我国的研究落后于西方国家半个多世纪,然而政治实践的历史却是悠久的,最早能够追溯到汉朝,又经历了宋朝和明清三个阶段.行政检举的内涵主要是指行政组织的内部成员对上级的腐败行为的举报和揭发,外延包括上级和组织的腐败行为和违背公益的行为.责任是行政检举的核心概念,所体现的本质乃是忠于组织和上级还是忠于公益的冲突;其特点包括反"经济人"和反官僚制两个方面.虽然宪法和法律赋予了行政人员检举的权利,但仅是行政检举合法性的一个方面,即合法律性;而自然法理念与社会契约理念则从深层次赋予了行政检举的合道德性与合公益性,从而使之拥有了完整意义上的合法性.     

用脚投票及其限度:一个分配正义问题

用脚投票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造成广泛存在的国际不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围绕用脚投票问题的一个核心争论在于用脚投票者是否对其母国负有特殊义务。内在价值论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回答,但这种回答本身并不能否定用脚投票的正当性。在根本上,用脚投票的限度取决于两组关系,即自由与正义以及应得与平等的关系。当前,用脚投票是一种事实上的自由,而这种事实上的自由要成为一种规范性的自由,必须以正义为前提,即用脚投票须受到正义原则的调节。主张用脚投票须受正义原则调节,意味着不承认自然天赋属于应得,这是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前提。但用脚投票的伦理限度不是差别原则,而是平等原则,只有当其有助于促进国际平等时,用脚投票才具有正当性,才是一种规范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