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及其世界意义

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以唯物史观回顾伟大的五四运动百年史、新中国建立70年历史、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0年历史,我们将发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即是对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探索。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包括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对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成为新中国70年历史聚焦的主题。作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深刻的解答了"马克思之问"和"列宁之问",指引着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既超越了西方资本经典现代性道路,也超越了前苏联社会主义的经典现代性道路,以中国方案开辟了人类新文明路向。     

"现代性"中国叙事二十年

本文认为,现代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中国走向世界时,我们也就有了中国的现代性视野.但是,现代性话语有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之别,不能脱离各种语境谈论各自的问题.相较西方的现代性论战,中国的现代性有一种从屈就到积极接受现代性的过程;除了建设现代性,我们还得反省现代性、融合传统.因此,我们按照现代性中国叙事的逻辑,主要陈述了中国化的西方视野、中国的现代性视野中围绕现代性产生的争论,简要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要求处理视野的融合与分化问题,现代性的中国仍在且仍需继续现代性.     

论中国方案的实质、内容与世界意义——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方案是当代世界十分关注的课题,其实质是中国特色与世界向度有机统一的现代化方案或现代性问题解决方案,其内容包括针对世界治理与现代化发展的新理念、新方法、新经验与新途径。中国方案具有深远世界意义,它打破了西方中心论、普世价值观的魔咒,增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信,确证了多元现代性的可能;它是社会主义方案,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新路,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方案新型文明创新方案,为世界更加和谐与人类生活更加美好提供了可能。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性”建构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具有内在关联,它不仅帮助"判定"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而且"型塑"了当代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还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其根本宗旨也许正在于为人类的未来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基于"中国现代性"之上的"中国经验",极有可能开辟"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形态"。这种新现代性既是"现代性一般"与"现代性特殊"的统一,又是"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也是"中国理论建构"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统一。     

科学发展与文化逻辑--从杨振宁论中国无科学的观点说起

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逻辑线路,不同文明可以有不同的发展程度,但不能有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话语解释权.近代科学作为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物,也同时是古代多种文明融合的产物.科学发展离不开自身所属的文化逻辑,但反过来具备同等文化逻辑的文明未必就一定产生科学.科学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它没有必要成为所有文明的必经之路.我们在尊重、发展作为现代化工具的科学技术的同时,要反对用科学话语来解释工具之上的东西.     

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

阐释中国道路不能仅仅停留在富强逻辑等层面上,需要上升到文明论高度,揭示其内在的文明逻辑。近代以来,中国不断被抛入到现代资本文明体系当中,这使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孕育和发展的中国道路呈现出双重维度的文明逻辑:一是中国道路必须吸收现代资本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以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二是中国道路必须对现代资本文明持批判性和超越性姿态,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新文明类型构成了中国道路文明逻辑的核心规定性,它以"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类社会"原则以及"和平主义"性质等为基本底色。     

古中之今——沃尔夫的《中国实践哲学》及其欧洲语境

孔子所缔造的中国文明之"长寿"令诸西方文明无法匹敌,孔子本人的成就与影响也令众多西方哲人瞠乎其后。有别于"轴心时代"的其他东西方文明,孔子所创的儒学是世俗化的而非宗教性的,且属政治伦理学而非政治哲学。近代德国哲人莱布尼兹率先因宗教上的"中国礼仪之争"认识到儒家文明的独特之处,但却主要局限于科学与宗教维度。继之而起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对"中国实践哲学"进行了伦理学上可知论与渐进论的解释,从而对前者赋予了超越其时代的现代性,并对康德的伦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资本逻辑与理性的自我分裂

对于现代性的矛盾,西方许多思想家都把其根源归结为理性的自我分裂。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把握现代性的理性分裂,重要的一点,是透过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逻辑来审视理性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成与蜕变。启蒙理性从自我解放、自我实现走向自我逆转、自我毁灭的辩证法根植于资本的矛盾逻辑。资本逻辑在推动理性化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理性自我分裂的种子,诱发了理性化进程的全面逆转。在资本逻辑的要求下,理性发生自我分裂,片面发展为"工具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并进一步逆转为"反理性",最终蜕变为对人类自身进行支配的"权力"。由此,理性的自我分裂便构成了现代性矛盾的重要因素。     

当现实走到启蒙的前面——超级现代性的哲学批评

随着现代性在空间上的扩张和在逻辑上的加强,其在社会历史表象上也就不断极端化,并因此使得其原初的启蒙规划显得过剩。这种极端化表明现代性进入了超级状态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环境的超现实化、生存活动的脱语境化以及人本身的非主体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直接提出了终极性挑战。对这种挑战的诊断以及对另类现代性的想象,构成今日哲学之重大任务。以之为参照,自卢卡奇提出现代性的极限以来,由于缺乏替代想象,在话语上,西方激进理论便陷入百年焦虑,后现代以及其他晚期现代性话语都只是这种焦虑的表象。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也意味着创造超越西方现代性之疯狂的别样现代性成为时代的直接任务。     

脱域与重构:反思现代性的中国问题与哲学视域

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反思现代性出现了本土化的"脱域"与"重构"两大特征。所谓本土的"脱域",就是中国的现代性正处在一种"时空倒错"的格局中,原本在西方依次出场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在新全球化语境中于中国共时出场或错序出场;所谓"重构",即与全球一系列后现代特征对接的中国现代化既不是经典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也不是西欧"新现代"或"反思的现代性"的跨界平移,而是立足中国本土的"新现代性",从而形成了具有本土风格的中国问题,需要我们以中国立场、全球视域来观察中国问题,建立中国新现代性理论。     

叙述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中国现代性建设进入到实质性阶段,亟需在话语层面有所主张。近代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建设方案并未成功履行,关键在于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在深入中国社会现实当中开启现代性话语构建思路,从而陷入进退两难境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当今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构筑以深切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为立足点,开启举世瞩目的现代性建设工程,并在中华民族的语言当中被深切领会,值得坚守并发扬光大。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生态文明——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访谈录

旅美学者王治河、樊美筠博士2021年9月9日对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进行访谈。在访谈中,柯布博士强调,虽然西方现代性有许多值得赞扬的成就,但它正在削弱维持人类文明的可能性,正成为"世界的毁灭者"。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深刻的有机过程思维和悠久的天人合一传统这些思想上的优势,在深层次上自觉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决裂,坚定不移地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将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希望之光。在柯布看来,如果中国的学校能够培养出成千上万高素质的后现代农人,那就是对生态文明的巨大贡献,也是中国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中国器物美学的理论资源新探

中国美学的一大困境来源于西方学术语境与中国现实环境之间的矛盾,重新发现与挖掘具有中国特质的美学理论资源成为美学界的重要课题。中国器物以物质存在形式完整、连续、丰富地保留了华夏文明和中国古典美学,是区别于西方美学、具有中国特质的传统美学理论资源。从器物的概念出发,器物美学主要是指对器物实用形制或者形式中显示出的人类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可以表征为功用之美、文明之美的审美特质。激活与挖掘中国器物美学的理论资源,可为我们建立起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更切实可行的理论样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之维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全球化潮流、全球发展风险、国际新秩序构建等视角提出的新理念,也是走向世界过程中中国话语和中国声音的典型体现,不仅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还具有深邃的伦理意蕴。它体现了资本逻辑全球化过程中对发展正义的追寻,凸显了多元文明场域中共同价值的守护,彰显了构建国际新秩序中中国的责任和道义担当。从伦理视角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有助于展现其价值理性和实践诉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哲学诠释

启蒙以来，社会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以及技术理性逻辑的全世界扩张客观上生成和确立了“经济世界观”及其话语的主导性、支配性地位。就其历史性后果而言，则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弥漫。真正的、真实的文化在被日益边缘化的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失去了从整体上理解、观照、诠释以及重构现实的能力。此种情境为反思批判意义上文化与现代性叙事逻辑的开显提供了可能。文化哲学之思的当代主题，当是直面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思想、理论、制度等日益差异化、异质化的生存与生活现实，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实践，顺应人类社会从“经济时代”向“文化时代”全面转型的历史趋势，着眼人类整体性优存的实践-价值方略，有效破解文化与现代性的深层理论困境。     

文明论视角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问题探析

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乎文化自信的问题,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必须特别注意坚持文化自信。从文明论视角来看,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否坚持文化自信,主要取决于它所代表的文化与文明是否在国际竞争和文明博弈中具有足够的综合实力;在“后西方”时代讲文化自信,就是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习惯,从根本上肯定各大文明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化传统、经验智慧尤其是创新能力。因此文化自信必然表现为敢于进行各种创新行动,包括建构一套既有其文明特色又具有普遍性的话语体系,这既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又可反过来增强文化自信。在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时坚持文化自信需要特别强调三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学术的思想资源,二是深刻体认和阐发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三是自觉养成中国学术共同体意识。     

中国道路对传统文明观的继承和发展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自我反思、审视与重建总是笼罩在他者——西方文明的阴影中,西方文明成为中华文明荣耀与跌落的坐标。然而,西方中心主义的鉴临决不会有中华文明的出路。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本身。中国道路开创的实践文明新形态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新生,是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文明的人类新文明类型。     

反思性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法制现代化

法制现代化论题始终需要置于现代性语境中予以阐释。后现代社会的形成,现代性的反思性日益凸显,构架现代性制度之维的现代法律和司法,需要因应现代性的反思性要求。反思现代性既是对理性前提预设的追问和重释,又在向世界蔓延过程中遵循实践逻辑表现为多元现代性状态。中国的法治道路既是对西方法治理念的反思,也是对自身传统的重释。在司法层面,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反思性要求从方法论上入手,从具体的案件审理切入,将案件审理作为渐进式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方案。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自信

<正>在当下复杂的境遇下,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如何让日常生活世界按照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被强行纳入一种以西方文明为主流的话语和价值系统中去。这实际上是在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相互冲突和相互竞争中,争取中国文化的自主性,积极参与界定世界文化的问题。因此,它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我确证和抱负,是对自己生活世界的根本性的自我期待,也是实现中国文化自信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论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中国诠释学建构的两条路向

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源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中的意义焦虑,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国经典中所展现的思想文化传统。余敦康、景海峰、李清良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方法来建构中国诠释学,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将中国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揭示出来,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中国文化的建构作用。洪汉鼎、傅永军等学者则力图借助西方诠释学使中国经典中的传统思想经过哲学化后进入普遍的世界哲学,融入其所理解的现代性。二者对哲学普遍性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从20世纪所流行的现代化思潮转向比较视野下的文明论是中国当代学术界的重要趋势。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诠释学本身不是思想表达的主要理论形式。中国话语的当代建构有赖于对文明结构的深刻把握,而诠释的技艺是促成此项思想创造的有力工具。因此,无论是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还是将中国传统经典作现代性转换,事关思想本身,而非诠释学理论所能负载的使命。中国经典诠释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义,是现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