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的理学思想

薛渲是明初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本文拟就薛值的理学思想,作初步分析论述。薛渲平生为学,崇儒学,宗理学,笃躬行,重践履,清代学者称"明代醇儒,道为第一。"（《四库全书总目妹一七①）,"明初理学,以（曹）端与薛造为最醇。"（同上）有人称他为"明初理学之冠"。就是说,薛渲的思想是作为醇粹儒学、正宗理学而出现于明初思想舞台的。据《明史·薛渲传》载："范学一本程、朱,其修已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速密,言动成可法。尝日：'自考事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在薛遍看来,周、程、张、朱之书,深、洛、关、闽之学…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

<正> 南宋时期,浙江儒学极盛,形成了地区性的三个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金华、永康、永嘉三地区,历史上称为“浙东”,所以有“浙东学派”之称。浙江三派的思想倾向有同有异:陈亮专言事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以经制言事功,历史上称为“事功之学”;     

宋濂的理学思想

宋濂是宋元之际的理学家。他在明代,“以开国巨公,首唱有明三百年钟吕之音”。他在理学上宗奉朱学,但他讲道教的元气说,强调吾心为天下最大,又谓儒佛“本一”、“同一”,儒佛相资并用。他参取佛教“盪名相”、“破二边”、作为理学识心明心的方法,其说多越出朱学的“规矩”。他与明初曹端、吴与弼等朱学人物,从不同的角度,使朱学的思想体系发生分化和衰变,以至后来的王学得以抬头。     

胡居仁的理学思想探微

<正> 胡居仁是我国明代初期一位重要的理学家,他的思想没有引起时贤们的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本文仅就胡居仁的理学思想作初步分析,以期抛砖引玉。胡居仁(1434—1484年),字叔心,江西余干县人。他从学于吴与弼(1392—1469年),终身绝意仕进,“其学以主忠信为先,以求于心为要,操守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斋。”(《明史·本传》)一理气论胡居仁的思想,宗程朱理学,重治心养性。他认为,后世儒者,只有程朱才真理解了《四书》、《六经》的广大浩博精密之旨,因此他十分推尊程朱理学,并亲身躬行之。     

陆陇其理学思想评议

陆陇其是清初享有殊荣的理学家,他基于对当时学术的认知和现实的需要,极力倡导“尊朱黜王”的学术立场。一方面,在思想的主导方面力主向传统朱学复归;另一方面,由于时代思潮的影响,他在阐发朱学的主要范畴时,不同程度地有所发挥。其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理气学说、以人生论诠释“万物统体一太极”的阴阳太极理论等都表明他力图以注重具体生活和道德实践使理学摆脱“虚而难据”的窘境,也使其思想具有某种程度的人本色彩。同时,也表明了他的思想与早期朱学的差异。     

论胡宏的理学思想

<正> 胡宏(公元?～1161年),字仁仲,福建崇安人,学者称五峰先生。为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和其父胡安国一起隐居湖南衡山,讲学著书,创立湖湘学派。胡宏的代表著作是《知言》。这部书是他“优游南山之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张栻《胡子知言序》)而完成的。学术史家全祖望对胡宏的理学成就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宋元学案·五峰学案》)胡宏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思想?这是一个需要作深入细致研究的问题。笔者在此只能对胡宏的理学思想作一粗略的勾勒。不当之处,祈望学界前辈不吝指正。     

杨时承洛启闽的理学思想

程门弟子杨时承洛南传,开拓了洛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为南宋朱熹闽学的诞生并上承二程洛学为儒学正脉提供了必要的学脉渊源.杨时的理学思想即是以洛学为宗,在洛学的论域内所作的阐释与发挥,他强调理本气化,重视分殊之用,主张反身格物,关注静中体验未发等,这些观点虽不为后学朱熹完全泥守,但却有开启闽学端绪之意义.杨时的理学思想在程朱理学的传衍中起上承下启的作用.     

明末清初中西医汇通思想的萌芽

中西医汇通是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以传教为主的同时,将西方医学知识传入中国。西医的传入使得国内一部分勇于接受新知识的中医学家开始注意到中西医学的不同。他们从主体上肯定中医学,主张吸收西医学的优势,从不同的角度对中西医学汇通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详细论述了明末清初西方医学的传入以及伴随出现的中西医汇通思想的萌芽,为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发展史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高攀龙理学思想研究

<正> 高攀龙(1562—1626)是明后期重要的政治家、东林党首领之一,万历、天启年间,他抨击黑暗朝政,呼吁政治改良,力图挽救明王朝的灭亡命运。高攀龙也是明后期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理学思想宗奉程、朱,兼采陆、王,以“主静”为特色,在当时社会及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因此,对高攀龙理学思想的考察,不仅有助于对其个人、对东林党乃至明末社会政治的研究,而且对明后期思想、学风的流变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明初儒者方孝孺的辟异端思想

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明王道是方孝孺政治思想的最终归旨。结合明初具体的时代环境,他对圣贤之道做出新的诠释,即是明王道的具体途径。儒家之外的百家杂流以及儒家内部偏离修身之法的异端分子都与实现王道理想背道而驰。方孝孺所谓的圣贤之道是他辟异端思想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对异端分子的驱斥态度。本文对方孝孺站在道统立场的辟异端思想进行考察。     

论高攀龙的理学思想

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号景逸,明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今江苏省 无锡市)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作为东林党的首领之一,高攀龙既是明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当时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理学思想宗奉程、朱,兼采陆、王,以“主静”为特色,在明后期及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对高攀龙理学思想进行探析,不仅有助于对其个人、对东林党乃至明末社会政治的研究,而且对明后期思想、学风流变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曾国藩廉政思想的理学底蕴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名臣,久历官场,于"守廉、奉公、尚俭",不遗余力。曾氏的廉政理念源出理学,廉政实践不离修身,理学是因,清廉是果。"廉吏,可为不可为?"是曾氏对自己步入仕途后的考问。他倾其一生,领悟孔孟之道、践行程朱之学,弃小廉、成大廉,自省自励,为仁为己,交出了一份合格的人生答卷。具体言之,先以"公"兴廉(恪守公心、力戒贪念),再以"俭"养廉(近仁达道、合礼明理),公、俭、勤、仁、道、礼、理、心等众多理学范畴一一被他体躬心悟,化作实行,融通在家居和仕途当中,以明廉吏本色。"中国之官,必廉必正。"曾氏掷地有声的回答、鲜明理性的态度及其对信仰的求真、对修身的求勤、对法纪的求严,不仅为时人所称颂,更是今日中国强化反腐倡廉的学理支撑、历史借鉴和文化依据所在,细细研读曾国藩的廉政思想确有必要。     

诚斋理学思想新论

学界对诚斋思想存在唯物论、反理学论、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等不同看法,折射出其思想的复杂性。诚斋以觉、爱、恻隐论仁,持性体心用之心性论,工夫论以察识、致知为先,慎独、主敬为本,体现出湖湘学特色,并对道学诸家思想有所吸收整合,呈现出南宋理学所具有的立足一家、综合各派的特征。     

朝鲜王朝时期儒学思想的基本问题——以性理学和实学思想为中心

从高丽末期到朝鲜王朝初期,主导韩国社会前进的势力一直是士大夫。这与中国宋代的情况并无很大的区别。(参见崔承熙,第119页)他们批判了作为之前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佛教思想,从理念上试图克服高丽时期的思想。在把朝鲜建成为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国家的过程中,先朝的官僚儒学者以及其反对力量———士林派,在理念、方式上产生了极深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理念性的冲突逐渐深化,后来便分化成了朝鲜后期畿湖学派和岭南学派。另外,中国的朱子学传到朝鲜后,这时发展成为性理学。朝鲜王朝后期,随着从勋旧派向士林派的政权交替,士林派成为主导社会…     

礼学即理学——定海黄氏父子的义理学

<正>近些年来,随着对清代学术研究的展开,以为清代只有学术,没有思想的论调已经逐渐被否定了。而清代思想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礼理之辨。但究竟该如何看待礼理之辨,却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笔者认为,由黄薇香(式三)、黄元同(以周)及元同在南菁书院的诸弟子构成的儆居学派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将在清代学术争论的语境下来审视黄氏父子的理礼之辨,以     

西方和俄国经济思想的萌芽

Ⅰ经济科学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相联的。虽然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家在该领域中已经陈述过某些观点,但直到17世纪和18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科学才真正诞生。当时,探索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得到发展,首批科学研究机构与社团已经建立起来(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经济科学的最初发展是与这一过程相联系的,而且,最初的经济学家的思想总是集     

略论程朱理学中的人治思想

<正> 人治是与法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古代,所谓人治,就是注重人在国家事务中的主体作用和能动作用,认为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相对忽视法律的作用。所谓法治,则是注重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主张以法治国,相对忽视人的能动作用。由于中国古代不存在民主和民主制度,所以在实质上,不仅人治是专制,而且法治也从属于专制,因而不同于近代的与民主和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法治。     

张景岳医哲思想的理学渊源

宋明时期是医学基础理论哲学化的重要时期,张景岳的思想受理学影响颇深,是这一时期儒医的典型代表。张景岳运用理学思想重新诠释《黄帝内经》,融合与吸收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太虚即气论及天人一体论和朱熹等理学家的思想,形成和发展了气一元论、阳不足论和水火命门说等思想体系,使中医理论体系更加完备。     

薛瑄思想与明代理学的发展

<正> 薛瑄字温德,号敬轩,山西河津(今万荣)人。他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卒于明天顺八年(1464年)。永乐年间进士,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卒后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其主要著作有《读书录》、《读书续录》等。薛瑄学宗程朱,是明初一代理学大师。卒后其学“诏名正学,隆庆六年,允廷官清,从祀先圣庙庭”(《明史·薛瑄传》)。“海内宗焉”(同上书《儒林一》)。薛瑄之学在明代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作用,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其一,从学术思想发展史看,薛瑄思想具有     

杨万里反唯心主义理学的进步思想

杨万里(1124—1206年)是南宋初年著名的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称四大家。过去,一般只把他作为诗人看待而忽略了他在哲学方面的成就。实际上,他是一位学识广博的学者。后世有人把他列为道学家,但他和当时不识时务的皓首于名物、章句而自命清高的儒者不同,也和空谈性命、不务实际而自诩继“道统”的理学家不同。政治上,他有满腔忧国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