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空间的“暗物质”

"暗物质"(Missing Masses)是拉图尔技术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该概念的提出为伦理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把"人工物"纳入到伦理学的视野之中,赋予"人工物"以一定的"能动性",扩大了伦理空间"行动者"的范围,这使得传统伦理学需要重新反思其基本前提与理论体系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从伦理学发展历史的角度看,拉图尔在伦理空间中引入"人工物"的意义不亚于环境伦理发现"自然物"的革命性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伦理学的研究产生"范式"意义上的变革。     

“革命的现代性”: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双重维度

革命与现代性并非处于二元对峙的关系之中,以历史性眼光观察,二者在本质上呈现出"正-反-合"的辩证发展图景。在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中,革命与现代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了有机融合,即"革命的现代性"。它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完成双重维度的超越功能: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在理论谱系上仍从属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因而代表了对前现代意识的变革与超越;另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通过革命的手段弥补了现代性进步意识消却的弊病,从而以一种"另类现代性"的方式规避西式现代性的一般弊端。     

现代社会的"道德迷宫"及其伦理出路

伦理作为社会的一种文化存在,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并帮助人们应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现代社会转型导致了人类道德活动空间的变化,传统道德哲学提供的理论及其原则已无法解释和应对现代社会复杂的道德状况,伦理危机状态下的社会成员生活在无所适从的"道德迷宫"之中。在伦理危机四起、"道德迷宫"叠出的现实社会,根据现实社会结构的变化实现相应的伦理建设成为我们当前亟须解决的迫切任务。组织伦理是帮助社会摆脱现代性伦理危机,走出"道德迷宫"的关键。     

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

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对现代性作出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就现代性意指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而言,马克思的学说意味着使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进入到批判的把握之中。这样的本质—根据,一方面是资本——作为物质动因构成现代经济生活之支配一切的权力,另一方面是现代形而上学——既作为技术的本质,又作为一般的观念形态以构建现代世界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的学说是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而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是以超越知性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同时也是以充分占有现代性成果的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为实践定向的。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将"体会到异化"提升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了。正是由于当代世界的本质—根据依然从属于现代性,并且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具有特定的原则高度,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就依然作为"思想母体"在我们的时代中起作用,确切些说,就依然在问题架构和意义领域中统摄着当代世界的理论与实践。     

反思伊斯兰与现代性研究的几种理论范式

在对当代西亚北非诸多穆斯林人口为居民主体的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讨论中,伊斯兰与现代性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初生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经典现代性理论认为,现代性起源于理性的启蒙和宗教权威的去神圣化。但现代社会的发展态势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特别是20世纪以来以此对非西方世界的现实进行分析和对照时,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促使研究者不断对相关理论进行修正和更新,进而引发了现代性理论范式的转换。在对伊斯兰与现代性的研究中,也先后经历了从理性化到世俗化、再到多元化以及历史循环论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不仅揭示了以神圣"启示"作为确定性知识之来源的宗教,与以"理性"作为自我确证之基石的现代性之间的动态变迁关系,而且展现了一个笼统的现代性概念自身的不确定性:即以现代性为标准对宗教或是其他文化要素进行规范和衡量时,其自身也会陷入难以回避的风险与隐忧。     

韦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技术批判理论

合理化构成韦伯"现代性诊断"的基本研究范式,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传统中的技术批判理论产生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批判可以纳入韦伯合理化理论的思想效应史。在韦伯那里,技术的本质被视为一种形式合理性。韦伯虽然没有系统地阐发技术批判理论,但实际上对技术抱持一种悲观主义,并通过卢卡奇的理论中介影响到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技术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扩展到现代社会生活的诸领域之中,从现代性批判的一般性视角,上升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     

理性的分化和对策

理性的分化和对策——福柯论现代性杨大春法国哲学家大多关注社会问题,以知识分子或社会批评家著称。如果说伏尔泰等人是启蒙运动的“理性设计者”,萨特和福柯则是其批评者。本文旨在分析福柯关于现代性的有关看法。通过对合理话语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分析,福柯揭示了现代性的复杂内涵,并使现代社会对待非理性的各种策略及其虚伪性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与此同时,他向人们展示了理性批判的新策略。一、现代性的界定毫无疑问的是,福柯的所有作品都涉及现代性问题,但他很少使用“现代性”（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一词,也从未明确界定何为现…     

在“挖出来”与“再联结”之间:中国大陆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新方面

本文根据吉登斯的有关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现代社会的本质和推动其形成的基本要素,就是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而目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多数人已经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了,但是并没有适当地"再联结"起来,因此,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必需的"我们"意识。现代性的"再联结"需要社会工作者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方面。     

脱域与重构:反思现代性的中国问题与哲学视域

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反思现代性出现了本土化的"脱域"与"重构"两大特征。所谓本土的"脱域",就是中国的现代性正处在一种"时空倒错"的格局中,原本在西方依次出场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在新全球化语境中于中国共时出场或错序出场;所谓"重构",即与全球一系列后现代特征对接的中国现代化既不是经典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也不是西欧"新现代"或"反思的现代性"的跨界平移,而是立足中国本土的"新现代性",从而形成了具有本土风格的中国问题,需要我们以中国立场、全球视域来观察中国问题,建立中国新现代性理论。     

社会风险研究:时代危机的哲学反思

现时代的关键问题是风险已生成为我们的时代特征与社会主题: 从个体生活、社会发展到人类命运,无不受到风险的影响,我们已进入风险社会之中。"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既有差异又有关联。只要社会发展还处于未完结的生成过程之中,"社会风险"作为具有一般性特征的客观实在,就将持存于人类社会始终,即便在未来理想形态的社会中也应据有重要地位。"风险社会"则是一个现代性范畴,是自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才逐步进入公共话语的中心地带,并被贝克、吉登斯等社会学家标识为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 它本质上是"社会风险"在现代性境遇中所凸显出来的当代形态与时代危机。"风险社会"的来临标示了现时代     

法国语境下的现代性批判溯源:马克思和波德莱尔

马克思在写下《克罗茨纳赫笔记》的过程中,通过对法国革命史的阅读寻找到了一种不同于德国法哲学的新的逻辑方法,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一种"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政治现代性批判,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开始逐渐走向对社会历史本质的探寻。与此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观察者"的诗人波德莱尔,则是在巴黎革命的余烬中构建起一个关于现代生活的精神世界,并提出了一个文化批判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两者如何在理论与实践、革命与诗情之间作出抉择,这对于我们当今社会批判理论研究而言依然是绕不开的经典话题。     

框架诠释学:框架理论的诠释学与现代性批判意蕴

泰勒的"框架诠释学"既注重对现代性理解的前理解条件及其作用的探究,在理论品格上倾向于哲学诠释学;又特别注重通过诠释进行社会批判,其诠释学思想又表现出诠释哲学品格.他的框架理论兼具哲学诠释学与诠释哲学的维度,具有一种明显的居间性,这说明现代诠释学不仅可以在哲学存在论上被理解,亦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被应用于哲学研究之中.泰勒的...     

卷首语

<正>多年的办刊实践,对我们来说,一个较有成效的做法是把办刊与办会紧密结合。这些年来我们先后举办了四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它们的主题分别是"中英审美现代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未来""宗教与现代美学"。这些主题承载着丰富的时代信息,既是当今时代发展所牵动的精神的和意识形态的深层次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所义不容辞要给以回     

祛魅与返魅:现代传媒对人的双重作用

现代传媒作为越来越复杂的物理装置,以无声的语言改变着人的精神世界。我们都把现代传媒看成造成心灵失序的渊薮,事实上,并不是物理的装置改变了人的心灵结构,而是在现代性语境下,人的德性世界自身出了问题。放逐人的心灵,企盼物理装置的救赎,那一定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唯一的出路在于使人以人的方式同他者进行情感交融、思想交流。用交融和交流为无所不能的现代传媒和"交换"祛魅。祛魅使人的德性世界裸化,返魅使人的德性世界丰富。只有拥有健全的道德人格才会使人们充分运用现代传媒进行广泛的、有深度的交往,而又不失去充分运用信、知、情、意四种力量助力自己过一种整体性的好生活。     

《资本论》的正义观与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

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正义观的争论表明,马克思对于正义问题的理解已经跳出现代政治哲学视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探讨正义问题的理论语境。重新理解《资本论》的正义观成为重新阐发马克思现代政治批判思想的重要切入点。古典政治哲学对于"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区分为我们重新理解《资本论》正义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正义从一个道德二元抉择问题转化为政治经济学问题,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性正义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进而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正义危机的同时,开辟了一条超越现代"道德政治"的思想道路。     

现代性之后:福柯哲学与当代性的提问法

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个概念因为现代文明的消极反思而紧密关联,古代性、现代性和当代性三个范畴则分别对应于三个时代的积极描述。有别于笛卡尔哲学所代表的早期现代"普遍精神"和梅洛-庞蒂哲学所代表的后期现代"个体精神",福柯哲学集中展示了当代哲学、尤其是当代法国哲学为我们所描述的"精神失落"这一"时代精神"。在围绕现代与古典之区分而展开的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福柯哲学正面描述了当代文化的"现时性"和"物质性"维度,现代与传统之分的当代转化或者说现代性与古代性之别的当代性变迁由此获得了完美的表达。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规范性重构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规范是否可能及何以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西方伦理学传统中,古典德性伦理学整全性的"目的规范"被现代道德哲学肢解为义务论的"前提规范"和功利论的"后果规范",道德规范陷入了形式与内容割裂的现代性困境之中。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对现代性道德规范困境思辨超越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话语揭示了道德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伦理维度上重塑了道德规范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重新理解和深入阐释道德规范性问题,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理论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近现代汉传佛教哲学的变迁以及启示

汉传佛教的变革与发展遵循着自己特有的规律。现代性或者现代化的思想对其变革起到了催化或者唤醒某些成分的作用。这是因为,佛教与西方科学和理性之间毕竟在理论志趣、认识方法、实现路径不同。近现代中国佛学的变革是在现代性的活动范围和历史变迁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现代性不是作为一些抽象原则而被先验地强加到中国佛学的变革之上,而是作为一种实存中的本质而必然出现在中国佛学展开过程之中。在此意义上,研究近现代100多年来中国汉传佛教变革中的现代性因素,有助于全面了解佛教史、批判继承佛教文化,有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与佛教有关的国际、国内问题,有助于反思现代性面临的困境和当代佛教的价值。     

物性存在论:海德格尔与拉图尔

海德格尔对物之为物的思考尝试了多种途径,从前期的此在的时间性,到中期的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再到后期的作为天地神人之四重整体的聚集之物。在这个过程中,他将人的有限性一步步地从根柢上彻底地暴露出来;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表明物的本质首先是作为实践过程而非作为现成之物而存在,决定一物之为一物的是网络式的异质性力量的凝结与生成而非是单一的因素;他们在"物是聚集"的思想上并无本质性的差异。两位哲学家对物性问题思考的殊途同归,不仅确立和促进了当代哲学的"物转向"趋势,而且有助于我们看清人类现时代的本质和局限,从而为克服现代性之危机以及展望人类之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崇高与虚无之间的自由意志——兼论现代自由原则及其可能出路

自由原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如何面对自由、面对怎样的自由决定了我们对待现代性的基本态度。本文从目前学界热议的意志之缺席与出场现象出发,分析了现代自由意志的崇高性和给人带来的生存困境——面对虚无。前者是现代性由以论证自身的前提;后者则揭示了现代性自身的局限。为了克服自由意志的虚无性,现代哲学或者以自由为根据建构一套困难重重的"自由体系",或者从人实际的生存处境出发经受其存在身位的深度复杂性,并希冀对其自由身位作出另一种理解。这些分析显示,无论采用何种意义上的"解决"或"克服"方案,自由总是让人处于一种多少有些"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刻画了现代个体和现代社会的"准-无限"深度,以及其深度的悖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