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社会婚姻道德的嬗变

中国传统的婚姻道德生活一直处于封建宗法道德的束缚中。随着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西方新思潮的传入,引发了中国传统婚姻道德的变化。这主要体现为从追求家族利益到追求爱情的婚姻目的转变;从包办婚姻到婚姻自由的婚姻观念转变;从男尊女卑到男女平等的夫妻关系转变。但这些现代婚姻道德元素的出现,并未改变传统封建宗法婚姻道德的性质。     

近代道德重建的可贵探索——孙中山论道德的革命与革命者的道德

道德重建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任务。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革命的得失进行了持续的反思,愈益清醒地认识到道德重建对于革命的重要价值。围绕着国民道德的革命与革命者的道德这两个方面,孙中山阐发了诸如人格救国、替众人服务、为主义奋斗以及为主义牺牲等道德主张。这些道德思想为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与价值引导,其合理的内容在今天仍然闪烁着历史的光辉。然而,囿于历史的与阶级的局限,孙中山的诸多道德主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精神问题,但并未能对道德的本质与道德发展的规律进行科学的认识与探究,故未能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现实途径。     

论中国近代"道德革命"中的理性精神

中国近代的道德革命虽有偏激之处,但主导精神还是理性的。这主要表现在:它只批三纲而未正面触及五常;虽对传统的义利观、公私观、理欲观作了批判,但并未离义而言利,并呼吁节欲;虽宣扬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但所提倡的乃是合理利己主义和健全的个人主义;虽然学习西方,但对西方又有所反省。     

论近代“道德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深入

近代道德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深入,首先表现在一些革命派人士提出了三纲革命的口号,使人们将斗争的矛头更集中地指向三纲。其次,不少革命党人将自由、平等、博爱定为新道德的精神、原则,这就使近代道德革命的方向更为明确。其三,这一时期又有人对利己主义有所批评、矫正,这对近代道德革命向健康方向发展起了引领作用     

梁启超与近代道德转型

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发生一百周年了.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著名的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运动.这次运动虽然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残酷地扼杀了,但是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在文化上提倡和推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积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本文则试图对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在提倡和推动传统道德向近代道德转型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谈些粗浅的看法.     

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研究

何谓道德革命把中国近代道德革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文献甚少,就笔者所见,只有张锡勤的《略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道德革命》一文。张文认为,“所谓道德革命,就是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资产阶级新道德”,它发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道德革命论者有两派,即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他们提倡的新道德是自由、平等、博爱、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其中,个人主义     

近代婚姻道德生活的新动向

中国传统婚姻道德生活以其巨大的历史惯性绵延几千年,在近代的历史巨变中,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但是,在婚姻目的、婚恋模式、结婚习俗、婚姻形态、夫妻关系等方面都有了新动向,展示出新兴的婚姻道德观念和婚姻道德风貌.     

论日本近代早期的“自由权利”观

近代早期,日本受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影响,社会上出现了最初的自由主义思潮。在这一思潮中,思想界对人类自由权利的来源、自由权利的分类及其含义和特征、自由权利具的具体内容、人民应当通过何种方式获取自由权利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形成了近代化的"自由权利观",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社会需求。     

近代日本“神道非宗教论”的历史变迁

近代日本以“神道非宗教论”为依据,使“信教自由”与“国教”(国家神道)相并存。不过,“神道非宗教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梳理近代日本“神道非宗教论”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最初由真宗团体从“信教自由”立场出发而提起的“神道非宗教论”,在被政府以“神社非宗教论”的形式采纳后,逐渐从一种“防卫”措施发展成为“信教自由”前提下,国家神道“国教”化的理论依据,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在盟军主导的民主化改革中,“神道非宗教论”失去依附,最终不得不“销声敛迹”。这也意味着近代日本依据“神社非宗教论”所构筑的“世俗主义国家”彻底终结。     

近代日本的理性思想

(一)明治初期,把外来语“reason”译为“理性”的是西周。被认为是1870年(明治3年)左右执笔的遗稿《尚白扎记》中,他作了如下注释:reason广义使用时,可译为道理;狭义使用时,可译为理性。在《生性发蕴》(1873)一文中又解释说:“理性就是理解道理的性能”。查阅一下现在的《英和辞     

略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道德革命

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先后提出了“道德革命”的口号。所谓道德革命,就是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资产阶级新道德。虽然,道德革命的口号是二十世纪初提出来的,但是道德革命的历程实际上伴随着我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道德革命,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重视。     

论道德

一、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一向是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道德论的?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需简单地回顾以下两点:第一,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道德论的?第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道德论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把道德看作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问题,认为道德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变化,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他们还特别强调,阶级社会中道德价值也发生了分化。例如有人这样说:“在分化为各种敌对阶级的社会中,不可能存在对于所有社会成员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并使每个成员负有同等义务的统一道德。在阶级社会里,道德一定具有阶级性,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们所主张的那种‘永恒的’道德原则是不可能存在的”。     

论道德

道德是社会意识的形态,是指导人的实际伦理行为的伦理观点与伦理规范的总和。从拉丁文因袭而来的“道德”这个名称,无论就字词的来源来说,无论就实际的使用来说,与源出希腊文的名称“伦理”,具有相同的意义。两者都有相同意义的字源:“伦理学”出于希腊语的“ethos”,“道德”出于拉丁语的“mos”,两者皆指“伦常”、“风俗”、“习惯”。在德语中,单词“伦理”和“伦理的”,     

论道德

<正>道德这一文化思想从广义上讲利益众生,由狭义上说凡是与天下太平、社会稳定、人类健康发展进步有益的举措都是道德文化,即使现在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在道德这一范畴之中。道德,作为一种文化思想历史悠久,包罗万象,意义深刻,故历代都有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下是我对道德的认识和悟解,先从"道"字入手,将"道"字分四部分来作解释。一、"道"字的起首为两点,这两点的含义极深。     

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

■田茂雄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教授、文学博士,长期以来专门研究中国佛教史及华严思想,是日本研究中国佛教史权威学者。■田茂雄先生著作极丰,有《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宗密教学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通史》（全八卷）、《朝鲜佛教史》等 ７０余部。 １９９９年 １１月 １１日,■田茂雄先生在中国佛学院作了题为《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报告,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为了使读者更多了解日本学术界有关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情况,特将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论民族道德与政治道德

民族道德与社会政治道德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一般说来,民族道德易受制于政治道德,而民族道德又会反作用于政治道德,同时,民族道德与政治道德作为一种有联系的精神实体,又会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协调发展。     

论行政道德与道德行政

道德即行为准则,它规范着处于特定情境下的人们的行为。行政道德是一种职业道德,而又有别于其他职业道德,以其鲜明的公共性为表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行政道德要求行政人员主动、高效地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尽到公仆的责任,而不是主仆颠倒,利用手中职权谋取个人、家庭、亲友或派系的利益,或者通过种种不当行为为公众提供低效和劣质的服务。 我们不能狭隘地规定和理解行政道德。在我国,由于行政机关涉及金钱、财物的腐败现象较     

论民族道德与宗教道德

民族和宗教虽然没有必然联系,但二者之间却又联系得非常密切。这看起来很矛盾,却是事实。脱离开民族实体去看待宗教是不对的;完全从民族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亦是不对的。就民族道德与宗教道德的相互关系而言,民族道德与宗教道德不仅相互联系,也相互作用;就民族道德与宗教道德各自的特点而言,民族道德重在自律,宗教道德重在他律。     

论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

在民族国家特别是多民族国家中,如何看待并处理好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关系,是一个事关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大问题。从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关系看,民族道德统一于国家道德,民族利己主义是为国家道德所不容的,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的最高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用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并认识这一问题,因为它事关民族与国家的长远利益,对构建和谐民族、和谐国家、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近代日本法律移植活动初论

近代以来 ,许多非西方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和文明的双重冲击下 ,为实现本国的现代化 ,实施了以西方法为楷模的法律移植活动。日本曾被认为是成功移植西方法律的典型国家。但是 ,通过对其移植过程及移植效果的分析研究 ,可以认为 ,近代日本的法律移植并不完全成功。日本明治时期法律移植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对当前我国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制的立法活动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