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卮言”论《庄子》“齐物”概念所蕴含的子学精神

《齐物论》的基本旨趣在于,使人领悟"万物齐同"的精神。据庄子,万物皆是道的体现者,因此其存有本身理应被尊重,以至于万物齐同的和平境界。万物先以个别单位呈现于特定事态中。并且每件事物在其存在过程中,常与周遭环境连上关系,互相影响而转化为另一存有者。因此,使此世界总在变化之中。《庄子》一书所提出的"齐物"概念,要使人承认万物理应拥有按照各自的存有方式而存在的生命形式。那么,在《庄子》文本中,如何将"齐物"之论得到其内在逻辑根据呢?换句话说,《庄子》究竟依据何种内在的逻辑形式以确保"齐物""逍遥"等核心概念的证成呢?本论沿着"卮言"的语言特征而论证"齐物"概念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由此导出《庄子》"齐物"概念正合乎新科技革命时代所需的子学精神,即多元性生活世界此般结论。     

论公孙龙、庄子和憨山德清的“非指”之辩

公孙龙和庄子都讨论过"指非指"的命题,后世高僧也参与论析,使"非指"之辩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涉及道家、形名家和佛家的著名公案。然而,三家的讨论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公孙龙侧重于从差异性的角度分析概念,深化了对于概念内涵的思考,但概念使用不严密;庄子在道家境界论的语境下的讨论"非指",从道论的立场出发,主张万物一体,超越了对事物差异性的分别;憨山德清立足于佛教修养论对《庄子》进行解读。德清强调"我见"、"我执"是纷争和是非的根源,以"物论"之齐解释"齐物"之论,将庄子的"非指"之辩落实为非辩之辩,固然揭示了道家之境界,同时也体现了佛教修养论的思想特点。     

“齐”“一”与“和”“顺”——道家的和谐如何可能？

中国人基本上都是根据"和而不同"来理解和谐的,而"和而不同"的核心就在于不同、差异,而道家又侧重于讲"齐"、"一",这似乎与不同、差异相矛盾,从而容易使人们对道家实现和谐的可能性产生怀疑。实际上,这种矛盾是一种字面上的矛盾,道家的"齐"、"一"是蕴含差异性于自身的,并且力图去维护、保存这种差异性,使差异之物和谐相处。不过道家处理不同、实现和谐的方式与儒家的协调统一有所不同,主要强调顺应。     

中国“和”文化与和平外交

"和同之辩"表现了中国古代"和"与"同"的区别与联系,"和而不同"体现了二者的辩证关系。中国"和"文化表现在物质形态、精神理念、生活习俗和社会规范等诸多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和"文化引领下的新中国和平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和"特色,热爱和平、倡导和平、维护和平、捍卫和平是中国和平外交中的核心诉求与基本内容。     

“和”与《齐物论》的思想主旨

《齐物论》是《庄子》中的重要篇目,也是其核心思想。庄子认为世界万物看起来是千差万别的,但归根结底是齐一的,没有什么根本不同。以前解"齐物"多在"通"上着眼,本文则进一步从"和"的角度挖掘其深意,认为"和"是理解"通"而达致"齐(物)"旨趣的重要方式和功夫。"和"是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融合、包涵,如孔子有"君子和而不同"之说,故在这一点上"和"与"通"是一致的。本文认为,在《齐物论》中,"和"主要有三义:一为涵纳、融汇;二为调剂、均平;三为休止、超越。因此,"和"不仅是诠解《齐物论》思想旨趣的新的切入点,也具有与现代生态文明相通的独特伦理价值。     

《齐物论》“八德”新诠

《庄子·齐物论》有"八德"之说,谓左、右、伦、义、分、辩、竞、争。八德两两之间看似或相反或相似,传统注解多未能厘清其内在关系,亦未精确地指出两者的区别所在。爬梳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左""右"对应于吉与凶、生与杀、生与成、阳与阴、出与入等。与之相似,"伦"是仁爱的扩散,"义"则包含杀伐与节制;"分"是由一而多、向外滋生的过程,"辩"则是由多而一、向里合的途径;"竞"是创发性的、彼此同向的自我实现,"争"则是彼此对向的争夺与消灭。两两之间有一致的内在逻辑,既相反相对,又相续相承。     

《周易》“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异文疏解——兼论《尚书》中的两个“辩”字

《周易》革卦"大人虎变""君子豹变"中的"变"字,熹平石经作"辩",马王堆帛书作"使"。"变"和"辩"都应读为"弁"。虎皮、豹皮做的弁文采斐然,所以《象传》说"其文炳也""其文蔚也"。战国楚地的《周易》中,这个字很可能本来写作■、■一类形体,是"弁"。由于当时"史""弁"混同,有些版本上的"弁"被误认成了"史(使)"。在有的版本中,"弁"被按照当时"弁"的一种习惯用法读成了"变"。而在有的版本中,"弁"又被读成了同音的"辩"。这就是马王堆《周易》"使"、今本《周易》"变"和熹平石经《周易》"辩"字的由来。与此相关的是,《尚书·酒诰》"勿辩乃司民湎于酒"及《书序》或本"王辩荣伯作《贿肃慎之命》"的"辩"字,应当本来是"史(使)"字,被错认作了"弁",后来又被读作同音的"辩"。这几个例子说明,早期文献中存在着一些由于战国楚简中"史""弁"混同导致误认并衍生出众多异文的例子,有待于进一步的关注和探索。     

《庄子·齐物论》“指”、“马”之喻别裁

本文从考辨《庄子·齐物论》之"指"、"马"之喻所喻为何,对庄子借此以申释其齐"物论"而齐"物"的思想作了抉示。庄子因名家所辩"指"、"马"而为"指"、"马"之喻,但却从根本上抑斥言辩。而"物"与"物论"、"物"之齐或不齐与"物论"的齐或不齐在庄子这里是一体的,对这一体的最精要概括莫过于"物谓之而然"。对于庄子来说,齐"物"的契机在于齐人的"谓之"或齐其"物论"。     

“和而不同”古今论

"和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重要命题,古代学者一般从自然观、政治观、伦理观方面来讨论"和同"问题,现代学者则从文化观方面来讨论。从自然观上说,世界最根本的特点是差异性,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是"和而不同"。因此,承认世界是万有不齐的差异性的和谐统一,是人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君主应善于用"和而不同"的观点,吸取不同意见中的合理成分,取长补短,集思广益,以做出万全之策。在伦理观上,人们可以从"和同"观上来区别"君子"与"小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文化观方面,"和而不同"命题可以作为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对待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与文化,人们应采用世界有识之士所共同倡导的"文明对话论",而非"文明冲突论"。     

理同事异、和而不流——睽卦《大象》辞“君子以同而异”诠释

睽卦《大象》辞"君子以同而异"古来解释歧义颇多,东汉末荀爽"大归虽同,小事当异"、魏王弼"同于通理,异于职事"、南宋赵汝楳"同于为善,制行则殊"三说大体相近,可以简单化为"理同事异"说。北宋程颐"同于人理之常,异于世俗之失"之"和而不流"说在历史上影响巨大,宋元明清易学家多从其说。总体上看,程颐的诠释与《大象》德教修养的主旨最为接近,体现了孔子儒家《易》的重德精神。"和而不同"与"和而不流"在意义上比较接近,"不流"更能体现出君子的人格修养。用"周而不比"、"群而不党"来诠释"同而异"则于主旨有些疏离。全面来看,"理同事异"说也有其道理,"理事"问题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从此也可以看到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在思想脉络上的重要关联。"同而异"不应理解为求同存异,这种现代理解没有古典依据。本于程传的精神,"君子以同而异"可以翻译为"君子因此要和而不流、特立独行"。     

说“玩”——从儒家的视角看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之"玩"以人与对象彼此交感、相互授受以成就为实质,其对象从实物(如玉)扩展到精神体(如《易》之"辞""占""神明""理""义"等)。相应地,"玩"由身心修养方法,发展为意义丰富的精神生活方式("玩心神明")、认知方法与经典读书法("玩味"),从而确定了中国人"玩"的内涵。通过对"玩"的考察,既可以窥见古代儒者精神生活之丰富,也可领略其思想世界之深沉。     

理同事异、和而不流--睽卦《大象》辞“君子以同而异”诠释CSSCI

睽卦《大象》辞"君子以同而异"古来解释歧义颇多,东汉末荀爽"大归虽同,小事当异"、魏王弼"同于通理,异于职事"、南宋赵汝楳"同于为善,制行则殊"三说大体相近,可以简单化为"理同事异"说。北宋程颐"同于人理之常,异于世俗之失"之"和而不流"说在历史上影响巨大,宋元明清易学家多从其说。总体上看,程颐的诠释与《大象》德教修养的主旨最为接近,体现了孔子儒家《易》的重德精神。"和而不同"与"和而不流"在意义上比较接近,"不流"更能体现出君子的人格修养。用"周而不比"、"群而不党"来诠释"同而异"则于主旨有些疏离。全面来看,"理同事异"说也有其道理,"理事"问题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从此也可以看到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在思想脉络上的重要关联。"同而异"不应理解为求同存异,这种现代理解没有古典依据。本于程传的精神,"君子以同而异"可以翻译为"君子因此要和而不流、特立独行"。     

“和合”义解

"和合"一词随着"和合学"的创立而在当代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和而不同"不能简单理解为"和"与"同"的对立,"同"也有正面的价值,"和合"与"和同"是相互关联的。积极意义之"和合"作为"和合"的一般意义,直接阐扬"和生""和处"等正面价值,有"多元素和合"与"互动型和合"两种构成形态,两者又可以相互融通。"和合"自宋代以后,也在混合杂糅的消极意义上被使用,因此,明辨是非应当是"和合"的先导。可以说,传统和合观内容丰富,"和合学"的完善需要考量"和合"的多重蕴含。     

早期道家“一”的思想的展开及其形态

同"道"具有类似性又有差异的"一",是道家思想中另一个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概念,它同样由老子所开创,并经历了丰富多彩的变化和发展。作为本原性的概念,它既是描述"道"的谓词,又是指世界和万物的生成者和万物统一的基础和内在根据;作为建立秩序的政道和治道,它既是统治者要掌握和运用的根本原则和方法 ("执一"),又是统治者修身养性的根本目标和价值("贵一")。相比于"道",在"一"与"多"的关系中,"一"对于万物和事物直观上就呈现出了统一与差异、共同与多样的多重关系。     

《墨辩》与亚里士多德的“类”概念之比较

对于类概念的自觉认识是逻辑学赖以产生和建立的基础。因此,无论是亚氏逻辑还是《墨辩》逻辑都是在类概念的基石上建构的。类的同异关系是推理的基本依据。但是,尽管两者出发点相同,《墨辩》与古希腊逻辑却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由于古希腊哲学家主要是为求知而从事学术研究,纯理论地研究逻辑,因而亚氏在建构逻辑体系时,主要研究的是撇开内容的思维形式的结构,并建立了以三段论为核心内容的演绎逻辑体系,因而使古希腊逻辑具有人类科学思维一般工具的特性。     

《庄子》内七篇与惠施考论

庄惠之交是了解庄子的一个视角,历来为学者所注意。《庄子》内七篇均与惠施有一定渊源:从《齐物论》《逍遥游》看,惠施于"齐物"有所得,庄子有所取鉴,但惠施所论不醇,"齐物"而不能"逍遥",遂与庄子之学分道扬镳;《人间世》论士人进退存身"形就心和"之道,思想背景与惠施一类纵横策士有关;《养生主》论"无用"之"保身",亦发端于《逍遥游》庄惠辩"无用";《德充符》论"不与物迁、命物之化"之"德",与惠施"弱于德""逐万物而不反"形成鲜明对比;《大宗师》论生死哲学甚精,是庄惠围绕"鼓盆而歌"论生死的延展与深化;《应帝王》走向对政治的完全厌弃,汲汲于政治的惠施是一个主要参照点。但庄子创作七篇非因惠施,惠施亦只是庄子笔下众多"质"中之一员。     

何以为“圣”:理雅各对“圣”与“神”的译解

在儒家经典英译的过程中,"圣""神""天""帝""仁""贤"等概念之间的理解、关联和转换,特别突出地折射出中西之间的思想碰撞。而"强为之名"的翻译似乎可以建立对应的概念系统,却未必意味着真正的"会通"。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之所以不可替代,也许恰恰由于他始终处于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经典译介者的身份纠葛,从而无法"求同"的文本却成全了迂回辗转的比较和释义。就此,从"至诚如神"到"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从"惟曰其助上帝"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等等,在理雅各的译文中都成为"释"而不仅是"译"。这对儒耶对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和与同

正《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杨伯峻先生的译文是:"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这个译文很好,引人深思。"和"不是"同"。"同",杨先生译为"随声附和",真好。"同"不是真心认同,觉得你讲     

中国古典语境中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共同性话语

东西方哲学中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共同性思想丰富多彩。中国古典语境中以"同异"(以及"一多""共殊""齐不齐"等)概念引导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共同性思想,既有悠久的起源,又有复杂的演变;既广博,又精深。整体上,它是在"异"中观"同",在"同"中别"异";它在不同层次上被限定,也在不同意义上被界定。完整地把握它们,有助于避免人们的单向度思维,并在文化、宗教、哲学、政治等各领域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印度部派佛教“无为法”之争与《般若经》中“实相”相关概念的成立

在印度部派佛教中,说一切有部毗婆沙师、经量部等反对将"缘起"列为"无为法",而他们理解的"无为法"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大众部等则依据《杂阿含经》中的《缘经》,认为"缘起"与"涅槃"并属为"无为法",且"无为法"是"有为法"构成的经验世界之基础。这也使得"法性""如"等与"缘起"有关的概念,及"实际"等与"涅槃"有关的概念,逐渐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小品般若经》中"缘起"被重新理解为"空性",但只是消极意义的"无自性";而由《小品般若经》扩充而来的《大品般若经》中则出现了与大众部等相似的"无为法"之分类,相应地,代表"空性"的"如""法性""实际"等概念在《大智度论》里被看作"实相"。后来,这些概念逐渐发展为大乘佛教中的本体论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