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的“Handlung”与马克思的“Praxis”——“在我的物象-世界中行动”与“在物象-世界中我的行动”

黑格尔的行动构想"在世界中行动"可以更准确地概括为"在(我的)世界中行动"。通过行动的结果,黑格尔的主体走向超个体的"物象"(Sache),即"在世界中行动"中的"世界",但通过行动(Handlung)本身,"物象-世界"又内化于主体。马克思的旨趣在解释"在世界中我的行动"的现实根据。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吸纳了黑格尔《逻辑学》的行动思想,但他更关心行动的"条件"(Bedingung)。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从"实践"(Praxis)的"条件"出发,解释了"物象世界"本身的形成。在《资本论》中,通过分析"价值形式论"与"交换过程论"的关系,马克思解释了"物象世界"中"我的行动"何以是拜物教性的"起初是行动"(Im Anfang war die That)。     

对合作行动出发点的逻辑梳理

近代以来,社会建构是从抽象的个人出发的,或者说,"原子化"的个人是社会建构的原点。在对人的界定中,由于发现了人的自利追求而使近代早期关于人权的模糊认识变得更加实在,也因此而使社会治理方面的安排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在人的自利设定中,把人本来应当具有的道德因素从人身上剥离了,使人成为理性经济人。结果,人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也都被简化为利益追求,社会建构也就完全从属于为了人的利益追求提供实现路径和保障的目的。在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后,这一社会建构逻辑中的问题暴露了出来,以至于我们必须去重新审视人。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社会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人也不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相反,社会是存在于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人是通过行动而建构了社会和诠释了社会。基于这一认识,关于社会建构问题的探讨也就聚焦到了人的行动上来了,从而发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行动应当是合作行动,而人的共生共在则是合作行动的目的。     

多元嵌套结构下的情理行动——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研究

本文在对以往关于中国人社会行动(行为)模式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结构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人"与"事"是分析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的主要变量,并从基本关系、问题性质、责任结构、共事经验四个角度分析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模式.本文将时间视角引入对问题的分析,指出上述四个角度都具有时间的性质,从而提出"多元嵌套结构"的概念,并以此来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模式,最后形成关系-问题-责任-经验四位一体的影响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的理论模型.     

“面相学”和“头盖骨相学”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意义

学者们历来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讨论面相学和头盖骨相学这部分的意义重视不够,认为这只不过表达了黑格尔对这两门早已过时的"伪科学"的繁琐甚至多余的批判,没有看到这两门学问作为黑格尔从"观察的理性"进入到"实践的理性"不可缺少的环节的重要意义。黑格尔认为,面相学实现了人的内在东西与人的实践行动的统一;头盖骨相学的结论 "精神是一块骨头"虽然陷入误解,但它毕竟说出了这一带有正面积极意义的无限判断的命题,进一步表达了人的精神和外在客观对象的统一,从而为"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己本身而实现"的实践理性提供了理解的前提。这种前提,其他自然科学和一般形式逻辑及心理学都是不具备的。只有经过这样两个步骤的统一,观察的理性才终于迈入了实践理性的王国,理性也才从一种科学的旁观成为了能动地改变世界的精神。     

理由、原因与行动

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行动既有其理由(reason),又关乎原因(cause)。从具体的机制看,行动的理由与行动的原因所涉及的,是行动的根据与行动的动因。理由为行动提供了根据,也使对行动的理解成为可能。在现实的形态上,理由表现为一种系统,并关联着内在与外在、现实与可能等不同的     

自由与异化

1.黑格尔说:“只有当没有外在于我与我不相干的他物时,方能说是自由。”从表面看,这句话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怎样理解“没有外在于我与我不相干的他物”这句话的意思呢?黑格尔好象是说,只有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同我们的周围事物没有不同,也就是当自我与他人的差异被克服的时候,那才算实现了自由。但是只要我们有所行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企图进行改变周围事物的活动,就会感到这种差异的存在。我的行动包含了把我自己同我行动所及的周围事物分离开来的过程。因此,从字面上讲,黑格尔的上述名言只能施用于那些无所行动的人,但是自由的概念与这样的人却是毫不相干的。不过我愿指出,黑格尔的名言含有关于自由的重要真理。他的主张是:我之所以能够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我必须同我生活于其中的周围事物保持某种协调一致的关系——什么样的协调一致,下面再讲。在黑格尔看来,这个世界既包括我的物质环境,也包括我的社     

从黑格尔的“Handlung”到马克思的“Praxis”——19世纪上半叶德国实践哲学的两个主题词及其演替

通过主题词研究法,黑格尔的"Handlung"与马克思的"Praxis"之间的演替过程能够得到清楚呈现。"Handlung"在黑格尔客观精神理论中被主题化,它在道德领域指道德意志或主观意志的外显,在伦理领域则既包括市民社会中具有特殊性和中介性的劳动,也包括政治国家中具有普遍性的政治行动。"Praxis"一开始被马克思主题化为理论的现实化和世界化,后来它尤其被理解为一般劳动和革命。19世纪上半叶德国实践哲学中"Handlung"向"Praxis"的演替背后是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变化。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体现出社会化劳动生产的巨大威力,它支配着包括道德行动和政治行动在内的一切方面,同时引发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革命。     

论组织研究的行动主义转向

组织研究以人的主体性行动作为研究元点。组织的结构是对组织连续性行动的具象描述,组织成员和微观过程将组织的宏观变迁关联起来。社会治理场域中的组织研究正在走向关注组织中的行动者、关注组织行动的关联性特征的行动主义路径上来。行动主义主张社会存在于人的行动之中,因此行动主义的组织研究致力于发现组织中的人性和复杂性,发现组织行动的关联性和去中心化特征,这代表着组织研究将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实现双重的转型。进而言之,行动主义为个人行动和组织行动提供了价值指引,不仅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组织结构与制度设计的原则,也将成为未来社会治理的原则。     

从黑格尔的康德批判看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是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极好的入手处。黑格尔通过对康德哲学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彰显了他自己哲学最主要的特征和贡献。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最根本的目标是批判康德哲学的主观主义二元论,因为这种二元论反映了现代世界和人的种种严重分裂。黑格尔把康德哲学称为"主观观念论",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绝对观念论";"绝对观念论"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克服现代性造成的种种二元分裂。另外,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积极动力;他一直为人诟病的形而上学及其各个核心概念,只有在此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本体论变革意蕴

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的变革与其辩证法的变革是同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曾试图通过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改造和重构形而上学本体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不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把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人类活动的"感性对象性"和"理性能动性"等两极对立的矛盾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否定性地统一起来,使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具有了真正辩证的本性。以禀赋辩证本性的现实世界为基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理论前提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反思,在为辩证法确立了真实的本体论根基的同时,也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真正的辩证变革,从而实现了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这是马克思哲学重要的理论贡献。     

行动、意志与道德悖论——法国伦理学家扬克勒维奇伦理思想简释

扬克勒维奇的伦理思想展现了人在道德现实与道德理想的矛盾冲突中的痛苦体验。他认为,善与恶只是与主体有关系,它们体现在主体的行动中。一切都通过行动而开始和结束,行动才是真正意义上道德的源泉。为了去爱,我应该存在,但是为了真正去爱,我却应该不存在(忘我)。爱是对存在的超越,是对自我的放弃。人一旦存在,就被打上了一个永恒的印记。我们因而生活在"永恒的道德瞬间"。     

托马斯·默顿论凝望与行动

凝望(contemplation)与行动(action)是基督宗教神秘主义思想史中重要的一对概念。本文正是对托马斯·默顿关于"凝望"与"行动"的悖论性论述的一个整合。默顿认为,人们应当在凝望的氛围之中行动。凝望给行动以源泉、动力及其保障,行动则给凝望以持久追求的动力。     

“否定性行动”的合法性之争

"否定性行动"是行动哲学中备受争议的一个概念,争议主要集中于其合法性。针对"‘否定性行动’是否为行动"这个问题,行动哲学界形成了以赖尔为代表的否定派和以摩塞尔为代表的肯定派。否定论者认为"否定性行动"不具备行动的根本特点,从而不是行动,因而是不存在的;而肯定论者不仅承认"否定性行动"的存在性,他们甚至把它看作一种正行动。分析与比较两派的观点可以发现,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承认否定性行动的存在性是否会带来某些无法接受的理论后果"。由此可见,"否定性行动"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概念界定问题,它从本质上关系到对于"什么是行动以及如何解释行动"这个行动哲学基本问题的解答。     

行动哲学与胡塞尔现象学论集体意向

对"集体意向性"的讨论是当前现象学与分析的行动哲学之间的对话焦点。除了双方形而上学立场上的差异,分析行动哲学关于"集体意向"的若干代表观点与胡塞尔对"集体意向"的论述产生了强烈的理论共鸣,胡塞尔对意愿共同体的分析与布拉德曼对意向交融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胡塞尔与佩蒂特对群能动性的界定也非常类似。不仅如此,通过对"元社会性"的发掘,胡塞尔现象学的集体意向理论也深刻地批评了原子式的个体主义。胡塞尔对"多层-极"的社会构成分析及其辩护的"高阶人格"概念,组成了专属于现象学的"集体主体"模型。这个模型能够在拒绝神秘的集体心灵的同时,解释社会化各层次上的集体意识与行为。     

意向行动与信念

麦克道尔认为意向行动像感性经验一样也是概念能力的实施。从麦克道尔对行动概念论的论证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意向行动中也必然包含信念。这就是本文所主张的行动信念论。行动信念论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信念作为意向行动的理由必在行动之中且贯穿行动始终;其二,意向行动的实施中包含关于主体自身及其所处环境的即时信念。     

公共行政行动主义的知识论考察

公共行政的本质是相关主体基于其意向而生成的行动网络,是为实现美好生活、建设美好社会而采取的行动总体。强调行动意义的公共行政最初酝酿于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再次用实践理念思考人类社会,对社会生活机构与运转进行反思的实践转向,在反思传统理性主义秩序基础上审视行动逻辑的重要性。其次,因为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及知识观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运用,公共行政是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行动经验的建构过程,需要关注互动性的结构化实践过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及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公共行政行动主义指向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生活,需要在行动理论既有的知识体系中"前进—逆溯",找寻构建本土化公共行政行动主义的可能。     

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北大核心CSSCI

《哲学史讲演录》是黑格尔评判东方哲学的重要文本,其中充斥着对于孔子的多重误解与误说。从黑格尔对于孔子哲学的误说的背景及其理路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内在成因或者说其内部症结所在,主要表现在:一是黑格尔顽固地站在"西方中心论"的哲学立场上排斥东方哲学;二是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认识的模糊性甚或浅薄导致其主观臆断;三是黑格尔对于孔子哲学知识储备严重不足而导致其作出一些虚张声势的错误论断;四是黑格尔对于"思辨"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而将"思辨"作为衡量哲学的绝对化标准;五是黑格尔对于哲学史论述方法上过度主观性而出了问题。因此,我们当下应该揭示黑格尔在当时做哲学史讲演时的相关动机,修正其发表的一些不正确的言论,以便还东方哲学及其历史以真相和应有的地位。     

行动学说与层次论

行动学说强调人类行为的目的性,认为计划指导着行为,从而实现目标。因此,要揭示藐似序列的行为的规律性,有必要深入其背后,研究它的心理调节过程。心理调节是一个目标的层次系统,它既决定了外显的行为的组织,也决定了行为的结果。行动学说也强调行动过程对心理调节的反作用,在行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实现着预定的目标,同时也通过反馈,进一步澄清和完善目标系统的构思。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又是一个异阶层次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目标的形成过程,实现目标的行动过程,以及目标对行动的调节过程有机地统一了。本文总结了这个学说的一些具体的理论和研究,指出了它对决策研究的指导意义。     

大众的“理性行动”概念——一种实验哲学视角的考察

对理性行动的说明向来是一个哲学难题,大众则普遍相信自己能够判断一个行动是否理性。通过设计若干案例调查大众的"理性行动"直觉,对调查获得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表明:(1)传统(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行动概念没有很好地刻画大众的"理性行动"直觉;(2)大众对行动是否理性的判断也易于受一些因素(如行动的后果)的污染;(3)大众的"理性行动"直觉与哲学家经过慎思的直觉没有显然的差异。对理性行动的说明应充分尊重大众和哲学家共享的东西。     

社会治理中人际标识的伦理解读:身份、角色与行动

审视社会治理,人际标识主要包括身份、角色与行动。历史地看,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以纲常伦理精神为指导,人际标识主要是等级身份。近代以来,随着人的存在境况由"神人同在"转变为个人本原的"非此即彼",契约伦理成为工业社会典型化的伦理精神。等级身份分化为身份与角色两种因素,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呈现为具有一定流动性的组织化的角色扮演。在当前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的存在境况不再是个人本原的非此即彼,而是人的共生共在,一种新的合作伦理将取代契约伦理为社会治理的合作行动提供道德支撑。合作行动成为主要的人际标识,在具体治理场境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合作行动体系中自觉的行动者,通过具体的合作行动来定义自己并证明自己的角色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