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以变应变

正孟子师承孔子嫡孙子思,请教:"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先给利益)。"孟子疑惑:"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怎么能离开利益呢?利益是仁义的完美体现。"数十年后孟子成名,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先生千里而来,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回答:"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封地),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与燕国"禅让"

战国中后期燕国“禅让”事件影响重大,连作为理论家思想家的学术大师孟子也涉足于此事。孟子主张伐燕以扼杀其禅让。这显然与他宣扬禅让、仁政等思想是相悖的。通过对孟子思想的深入考察,可以看到孟子的主张看似自相矛盾而实际上是审时度势的卓见,与他对禅让的理解及其仁政思想是契合的,出土的战国中山王方壶等铭文亦是明证。孟子的思想深刻地反映了战国中后期社会政治发展的轨迹。     

公孙龙名字解诂与《孟子》“龙断”语义探原

先秦有两个公孙龙:一是孔门弟子,一是六国时辩士。但明代以前,这两个公孙龙却没有得到有效区分,因而公孙龙字子秉之说,一直在然疑之间。据古人名字相应之理,孔门弟子公孙龙,名公孙砻,字子石;辩者公孙龙,名公孙龓,字子秉。《说文》云:"龓,兼有也。"又云:"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龙"与"龓"通假,有"兼包"、"占尽"、"专有"之义,其用字之例就在孟子所引季孙"龙断"一语。但孟子以"求龙断而登之"释其词,却曲解了季孙本意,以致后世注家皆从孟子而以"冈垄之断而高者"释其义。     

孟子“先立乎其大”的哲学方法论——从“大体”、“小体”之辨谈起

孟子论及人的"大体"和"小体"时,提出了一个"先立乎其大"的观点,认为首先确立了"大体"的主导地位,"小体"就不可能动摇或取代"大体"的地位。梁启超认为,这是孟子发明的道德修养方法。其实,这还应该涉及到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问题,即: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应该立足于"高",着眼于"大",牢牢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求得矛盾的正确解决。     

孟子与齐燕战争--兼论《孟子》相关篇章的文本编年

本文将传世品陈璋方壶、80年代新出陈璋圆壶铭文与今本<孟子>及其它史籍相对征,考证出孟子在齐燕战争时(305BC)正在齐国,其时齐国面临着兼并燕国的绝好战机,孟子及其朋友储子、匡章等人极力主张伐燕.孟子劝齐宣王伐燕的动机是因为他期望周初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模式能够重现,因此他设计的"伐燕"、"取燕"策略也是模仿周初克商及统治商后裔的旧套路.孟子有关禅让、仁政和义战的理论,与其劝齐伐燕并无矛盾,均可从周初模式中得到圆通的解释.这一事件的历史复原,有助于分析孟门弟子是如何围绕它对<孟子>文本进行叠加累造的,进而重新排定<孟子>相关篇章的文本编年.这一事件,也应当成为剖析<孟子>文本形成过程的一个界标个案.     

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北大核心CSSCISSCI

《荀子·性恶》所引三处"孟子曰",应出自《孟子》外书,反映的是孟子后学"性善修习论"、"性善完成论"的思想,与孟子的"性善扩充论"有一定的差别。《性恶》乃针对《孟子》外书之《性善》篇而发,荀子批判性善论,一是认为其"无辨合符验";二是指责其否定了礼义、圣王;三是批评其对人性的态度过于乐观。其批判的理论根据,则是"性伪之分"。     

基督徒的家庭观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家庭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保罗在圣经里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人如果不看重自己的家,就是背了真道。我们的先人提出要“正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把“齐家”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家庭幸福是人间天堂,家庭分离是人间地狱。幸福的家庭是多么的美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不时能看见有些家庭“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有些基督教徒认为,基督徒只要有天家就行了,地上的家可以不要,有的人甚至与家人不来往,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     

论孔子称管仲以“仁”——“思想史事件”视野下的分析

孔子称管仲以"仁"的事件引起了古今学者的诸多争论,至今未有公论。以往的批评和辩护往往不经意间渗入了论者时代特有的观念,显得以今责古,这样不免失去孔子本意。由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思想史事件",从对事件的解释史入手,剔除孟子、荀子和后贤看法中独属于他们而不属于孔子的先行观念,从而使得孔子的评价更为清晰地向我们呈现。孟子贬抑霸道,荀子以礼为最高以及宋儒特重忠君、悌道等,都是后来的观念而不在孔子观念中居于核心的地位。相反,孔子更多以华夏存续为重,赞许管仲以文明的方式战胜了野蛮,虽指出管仲不"礼",但仍多次、前后一贯地肯定管仲之"仁"。     

孟子思想的"共享"指向及其当代启示

孟子思想中有鲜明的"共享"指向:在"与民同乐"的主张中,孟子将"快乐"视为君民共享的重点,反对君王独享快乐,倡导恩赐的共享和无主体差异的共享;在富民政策中,孟子试图通过赋权、救济、减免税赋三种方式实现君民财富的共享;在教育主张中,孟子认为伦理教育和成圣的机会不应当被某个社会阶层所独占,而应当被所有人共享。孟子的共享观念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启示在于:为论证共享的道德正当性提供了基于恻隐的理由;在共享主体上,笼统地谈论"人民共享",容易让社会弱势群体沦为共享的边缘群体,共享不仅是民与民共享,更是国与民共享;在共享客体上,对一切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应当以有助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普遍实现为价值指向和最终目标。     

“国际儒学论坛·2016”会议综述

正2016年12月2~3日,"国际儒学论坛·2016"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会议主题是"儒家视域中的家国天下"。来自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一百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探寻家、国、天下的真实意蕴。《大学》最先言及家、国、天下。儒家视域中的家、国、天下,"身"作为其隐含之先决条件,无论在"家"之起点还是在"天下"之终点,都是不可绕开的问题。     

修心如何

人生在世,重在修为。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愿尔顾修名,慎勿污青史"。无论是"修名",还是"修身",凡此种种修为,无不皆是修心。修心如何,修心是"戒",是"养"。因此有戒贪杯、戒好色、戒贪财、戒使气等种种说法。而"酒、色、财、气"中,最重要的却是"气",一气之下,理智丧失了,失足了,便成千古恨。故而,凡修为归根到底就是"养气"。历史上,孟子、苏辙称得上是善于修为的人,     

试论孟子与士人精神

作为中国“轴心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孟子希望以道德化政治,实现天下有道。他提出士人修养的“浩然之气”,在士人与君主的关系上主张“道高于君”,而对于广大普通民众则倡导“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在此基础上,孟子推出了四种士人典范。而在孟子这些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乃是对德性的张扬,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他明显偏重于前者,这是孟子关于士人精神的特色所在。在孟子的精神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信仰和勇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是一位信仰道德的“宗教家”,而不是一位代表智性的“学问家”。     

《孟子》中的民本思想探微

民本思想是与君本思想相对而言的,与君本思想强调以"君"为本不同,其强调以"民"为本。孟子作为儒家学派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孟子》一书中提出了"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并从经济、政治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经济上孟子主张富民,政治上孟子倡导任民、保民、恤民和爱民。这些主张构成了孟子民本思想独有的深邃性与全面性,使孟子的民本思想具有极大的时代进步性。孟子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孟子自身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     

儒家和谐伦理体系及其道德哲学意义

儒家在历史上进行的最成功的努力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和谐道德哲学体系与和谐伦理精神体系.这个和谐道德哲学体系与和谐伦理精神体系具体表现为四个结构:道德哲学体系、伦理精神体系与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特殊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以"五伦"为原理的伦理世界的和谐;以"四德"为内核的道德世界的和谐;以"中庸"为境界的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之间的和谐.     

义势两辨荣辱相分——荀子荣辱观及其当代启示

荀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论述荣辱观的思想家,他在<正论>篇里提出了著名的"义荣"、"势荣"、"义辱"、"势辱"概念.先秦儒家三大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在荣辱观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荣辱观主要通过荣誉感的激励功能与羞耻感的约束功能发挥其道德评价与选择功能.荀子以先义后利为荣,追求内在的义荣的思想为我们当前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戴震《孟子私淑录》与《绪言》写作先后辨析

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反对封建专制的进步思想家。其一生哲学思想有一个从唯心主义理木论到唯物主义气本论、由信奉程朱理学到激烈的批判程朱理学的转变与发展过程。而作为这一转变的标志是:《孟子私淑录》与《绪言》二书的问世。故弄清二书孰先孰后,对于我们把握戴震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孟子》在辽金时期的传播与影响

作为儒家经典的《孟子》,在辽、金二朝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辽代并无孟学著述的著录信息,但从营州人马保忠进谏辽帝,称扬"孔孟圣贤之教"的表述可以推断,《孟子》在辽代有所传播,并且认定"孔孟"乃属一体之学。至于金代,由于汉化程度更高,《孟子》也在国子监、国语译经、科举考试等领域得到更广范围的流传,孟学著述亦更丰富;无论是金朝科考的科目规定,还是王若虚等人的著作,都体现出北方学术传统对南方朱子理学反动的特色。《孟子》在辽、金的传播,对于二朝教化的广施和器度的涵养,对于推进二朝儒学化的进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辩与不得不辩:孟子与庄子的言辩观念比较研究

善辩如孟、庄,其实都处于不辩与不得不辩的张力之中:"不辩"的观念来自于学术渊源与自身思想对言辩本身的警惕和省察,而"不得不辩"的行动则是对战国时期风行的公共论辩的现实回应。欲理解孟子与庄子言辩观念的内在张力,有必要先考察孔子与老子围绕"言"与"名"的言辩观念以及好恶情感的介入。孟子与庄子分别绍继孔子与老子的思考,进而透过"言""心""气"诸概念从语言、心性、气论、情感各层面反思辩论本身,并检讨言论观点的产生与接受机制,由此促使孟、庄在不辩与不得不辩的张力之中采取了迥然不同的辩论姿态。     

孟子论孝与“无后为大”

本文从几个角度概述了孟子对孝的论述与实践,认为孟子是一位孝子。同时对《孟子》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进行了阐释。认为孟子只是就舜在特殊情况下"不告而娶"而言,目的是强调人类社会繁衍。"后"不一定单指男子,应指子、女而言。今日之"后"更是如此。     

先秦“圣人”道德形态嬗变的伦理意蕴

本文以道德形态学的方法,考察先秦一段(上古时期到孟子为止)历史视野和文化视野中的"圣人"形态,区分了圣人发展变化的三种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圣人"、作为精神象征的"圣人"、作为道德典范的"圣人"。借分析"圣人"这一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展现其在先秦一段历史时期之内的道德形态变化过程中呈现出的伦理意蕴。"圣人"由上古社会事实与价值紧密结合的形态,发展为春秋之际事实与价值相分裂的形态,最终孟子通过高扬仁德的方式使得事实与价值分裂的圣人形态在道德实践领域复归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