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区集体行动的一个理论模型:以抗交村提留款的集体行动为例

本文以一类假想中的、很有可能曾经在中国乡村社区中发生过的抗交村提留款的集体行动为对象,以社会运动/集体行动这一研究领域内的现有理论成果为基础,提炼出了用于解释村民家庭户是否参与了抗交村提留款的集体行动这一因变量取值的一系列自变量组群,从而再现了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研究传统中的四大理论取向--古典理论、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综合,对于中国经验案例的理论指导意义.     

工具理性、社会认同与群体愤怒—— 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集体行动现象一直备受社会科学共同体关注。20世纪早期, 社会心理学曾是集体行动研究界的主导视角, 后逐渐转至社会学与政治学视角。最近20多年, 社会心理学视角开始复苏, 进入研究复兴期。社会心理学家先后确认工具理性、社会认同和群体愤怒这三种影响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主要前因变量, 并分别建构了包含工具理性和群体愤怒路径、包含工具理性和社会认同路径, 以及包含社会认同、工具理性和群体愤怒路径的三种重要集体行动参与模型。未来的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学研究应重视行动情境类型、个体心理特征和除愤怒之外的群体情绪在集体行动参与中的作用, 考察理想信念等潜在新前因变量的可能地位, 加强与群际关系、歧视动机等其它经典研究领域的联系。     

独立预测作用,还是基础性影响？——价值观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机制

为阐明价值观在集体行动参与中的地位和影响机制,研究者以利比亚事件为背景,针对现实和网络场域中不同程度的4类集体行动倾向,在天津市957名大学生中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价值观显著增加了低成本集体行动倾向解释率,并调节着情绪、工具性动机和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倾向的影响;中国人进行集体行动决策时具有集体主义理性计算特征;不同场域和程度的集体行动有其各自规律.结论：价值观在集体行动参与决策中是一种与社会认同类似的基础性变量.     

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的作用：群体情绪与效能路径*

为探究多元社会认同如何通过群体情绪、自我和群体效能路径,影响现实或网络集体行动参与,研究者分别以中日撞船事件、利比亚事件和就业性别歧视现象为背景蓝本,开展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结果发现：群体愤怒情绪主要对现实集体行动有显著影响,效能感对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皆有显著影响;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类别认同,通过情绪路径或效能路径影响集体行动参与,与集体行动组织方的认同则只通过效能路径影响集体行动参与;两类社会认同与两条路径之间是调节而非中介关系。不同事件背景与不同行动场域下的综合分析表明网络集体行动参与决策更具工具理性特征。     

理性行动-社会认同整合性集体行动模型

为探究理性行动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两大社会心理学宏论对于个体集体行动参与倾向的共同解释力,以“中日撞船事件”为考察蓝本向天津市431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效能和社会规范作为态度和行动倾向的中介变量,在不同情境下对行动倾向的作用不同,符合理性行动原则;内部动机作为态度和效能、社会规范之间的中介变量,并受到学校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支持了社会认同理论对遵从规范行为的解释;回归分析验证了不同水平认同对行动倾向作用程度的差异,整合模型则揭示了其具体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制.结论：理性行动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可彼此互补成为集体行动参与的整合性解释框架.     

想象积极群际接触对利他型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系统公正感和群际评价的中介作用

集体行动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之一。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弱势群体利己型集体行动,很少有研究考察利他型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双随机设计,通过三个实验探讨积极群际接触与利他型集体行动的中介效应因果模型。实验1采用想象性群际接触范式操纵积极群际接触,发现积极群际接触促进利他型集体行动,系统公正感和群际评价中的热情维度起中介作用。实验2与实验3分别操纵系统公正感和热情,检验中介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证实了积极群际接触-系统公正感、热情-利他型集体行动的因果关系链。     

当抗议遭遇挫折:集体行动失利情境下情绪反应对行动意愿的作用

在集体行动发展过程中,新的群际互动事件会对参与者心理及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采取调查问卷与实验情境设计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集体行动失利情境下参与者情绪体验对其未来行动意愿的影响,以及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对情绪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集体行动的消极结果会引发参与者愤怒与沮丧情绪体验,且愤怒情绪对其未来行动意愿有正向预测作用,沮丧情绪对其未来行动意愿有负向预测作用;2)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会影响群体成员因集体行动失利而产生的愤怒感与沮丧感,参与者对内群体的认同感越强,效能评估越高,在集体行动遭遇挫败时体验到的愤怒感就越强,体验到的沮丧感就越弱。本研究扩展了集体行动的情绪研究取向,并为探讨集体行动的动态演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集体意向:一个无用的虚构

<正>一、集体行动与集体意向行动哲学家多将集体行动定义为归属于多人的行动(action ascribed to more than one person)。(cf.Tuomela and     

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框架与反思

本文在与美国主流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进行对话和点评的基础上,全面而简要地介绍了西方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理论要点、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尤其是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和革命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作者本人基于多年学术研究实践基础上的反思。只有面对中国自己的真问题,才能发展出一套与西方既有理论既能对话,又有所超越的、中国学者自己的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     

集体行动参与双路径模型再分析：来自现实与网络行动情境的检验

为探明中国文化背景下,Simon等人(1998)提出的集体行动参与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以及现实和网络情境下行动参与心理机制的异同,本研究以“中日撞船事件”为考察蓝本向天津市431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国家认同和工具理性动机对集体行动倾向的影响独立且显著,但两路径在内部动机上有汇聚;现实和网络两种行动情境下的整合模型对行动倾向的解释率为37%和44%。结论：中国式集体行动表现为内部驱力作用下的集体主义理性特征。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

一(一) 三形态理论的提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创立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发展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基础结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第二步,马克思从一般研究转向特殊对象的研究,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解剖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揭示出它的矛盾和历史运动过程。从马克思的一些论述可以看出,他对资本     

社会运动研究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近30年来的主流范式.但此理论是基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所归纳出的经验理论,在解释西方早期社会运动和非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方面,存在着自变量和因变量范围过于狭窄、解释能力不足等缺点.本文指出,国家主义理论以及后来进一步发展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是研究社会运动的替代性范式.国家-社会关系清楚定义国家性质、社会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于认识作为集体性抗争政治形式的社会运动具有重要价值.     

竞赛压力、注意控制与运动表现关系的理论演进

竞赛压力及其引发的紧张焦虑对运动员的竞技状态有重要影响。注意控制理论(attentional control theory, ACT)从注意控制角度解释焦虑如何影响操作表现。阐述了ACT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基本假设, 梳理了ACT在运动领域的适用性检验和基于ACT的拓展研究, 引出了ACT的发展理论——运动注意控制理论, 进而分析了其与挑战-威胁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和自我控制力量模型的整合链接点, 提出了“压力-资源-注意控制整合模型”, 以更好地理解竞赛压力、注意控制与运动表现之间的关系。     

手的拦截运动的速度伴随效应及影响因素

对手的拦截运动的理论假设、速度伴随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指出:(1)“速度伴随效应”的机制可能在于补偿反应延迟、维持必需的注视时间、对即时运动信息的利用或时间-准确性权衡;(2)手的拦截运动指标受目标运动方向、先前任务、练习、目标大小、运动表征和策略以及双眼线索等因素的影响;(3)对拦截运动的进一步研究可在统一理论解释的基础上进行,克服研究方法和范围的局限。     

旁观者对集体行动的支持:目标合理性、行动策略及目标实现预期的作用

本研究采用实验研究的方式,考察了旁观者对集体行动支持的前因变量,探讨了目标合理性、行动策略及目标实现预期等因素对旁观者态度反应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的影响受行动策略因素的调节,当集体行动采用的是非暴力策略时,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当集体行动采用的是暴力策略时,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的正向作用不显著;2)当集体行动采取暴力策略时,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态度的影响受目标实现预期因素的调节,在低实现预期情况下,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在高实现预期情况下,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则不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信息空间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社会治理在本质上是行政组织与其他行动主体在信息沟通、交换的基础上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传统的治理模式下,行政组织依靠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和控制维持着社会运行。然而信息社会的到来改变了信息的传统运行渠道和方向,封闭-控制的治理模式已经凸显不适,我们亟需通过增强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以适应治理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本文从"信息空间"(I-space)的角度,将治理模式进行类型化分析,力图在信息思维的全新范式下需求治理路径变革。"信息空间"是英国学者Max H.Boisot提出的用于研究信息生产和信息交换的动态理论,通过分析和考察信息空间中数据流动的动力机制,我们能有有效解释法规制度的形成与治理模式的演变,从而为信息社会的治理变革提供有效借鉴。     

E.奥斯特罗姆著:《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Estrom),美国印第安纳大学Arthur F.Bentley政治科学讲座教授、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中心主任,曾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会长.1999年,她因"在集体行动和理性选择领域中卓越的经验与理论分析成果"而获得Johan Skytte政治学大奖,成为该奖项历史上惟一的女性获得者.     

运动区Beta节律的活动特点及功能意义

人类大脑运动皮质的Beta(15~30 Hz)和Mu节律(8~14 Hz)有共同的活动特征,研究指出二者可能是联合的脑电成分。然而越来越多研究表明运动区Beta节律可能独立于Mu节律,且具有特殊的功能意义。线索诱发的Beta节律降低、运动前Beta节律降低和运动后Beta节律回复增强都是Beta与Mu节律不同的活动形式,表明运动区Beta节律有其独特的心理意义。本文主要对运动区Beta节律不同于Mu节律的活动特征及已有的理论解释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结合儿童研究的数据,从发展的角度对运动后Beta节律的理论假说进行了评述,最后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探索运动区Beta节律的功能意义提出了研究的展望。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对过去三十年问三次集体行动浪潮的一个回顾

本文在总结集体行动参与者主导形象变迁的基础上,针对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事实,指出了经济利益重构和经济利益博弈是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地形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因素,并提出:在三个不同的时期,围绕特定稀缺资源的争夺,构成了解释过去三十年间三次集体行动浪潮参与者主导形象变迁的一个根本机制.在提出一个扩展了的时间框架之后,作者探讨了这三次集体行动浪潮更迭所揭示的三大趋势--世俗化、基层化和暴力化,并结合"历史-文化的"视角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现实,对中国集体行动场域的未来图景,在宏观层面上做了一个初步的推测.     

运动员运动道德推脱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关系

为寻找适合我国运动员运动道德推脱的有效测量工具, 揭示运动道德推脱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关系, 采用心理测量法对我国运动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运动员运动道德推脱包含行为重建、有利比较、委婉标签、非人性化和非责任; (2)性别、项目类型和运动等级可有效解释和预测运动反社会行为, 但对运动亲社会行为的解释和预测效应较低, 项目类型成为负向预测运动反社会行为的最佳变量; (3)在控制性别、项目类型和运动等级的基础上, 非责任成为负向预测运动亲社会行为(队友和对手)的最佳指标; 委婉标签和行为重建分别成为正向预测运动反社会行为(队友)和运动反社会行为(对手)的最佳指标。文章说明运动道德推脱可以解释和预测我国运动员的运动亲反社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