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人的政治天命——对孔子政治思想的一种哲学理解

孔子一生追求"学而优则仕",但他理解的政治与俗常政治迥异其趣。他辞官以表达对好利无德的为政者的不赞同,并从"道""德"出发去理解政治的本性。他认为政治不只意味着官职或行使权力,而是将"为政"理解为伦常道德实践,把政治与人的本性本原地联系在一起,使政治朝向"道"。孔子认为,人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存在,因其不断践行伦常道德而成为真正的人,人的本性就是弘道。孔子指出政治的本性由人的本性决定,政治是人成为人的最根本方式,为政就是人的天命。在形而上层面,孔子确立人人拥有政治权利的全民政治;在形而下层面,孔子确立"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政治。在孔子心中,人"知天命"而好学才能真正获得从事具体政治事务的资格与能力。     

亚里士多德论人自然的政治性

本文尝试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最著名的命题"人依据自然是政治的动物",用更前后一贯的方式理解《政治学》I.2中的论证,强调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说的"自然"主导的含义是人趋向美好生活的自然冲动。本文反对对该命题的两种误解:第一,将"政治的动物"理解为"城邦的动物",从而认为"政治的动物"是人的定义;第二,认为亚里士多德主要在"目的"的意义上理解"自然",城邦在"自然实体"的意义上优先于个人。这个讨论让我们能更好地看到以阿伦特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对亚里士多德的使用在什么地方存在问题,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在看待人与城邦关系时的相似与差别,从而提示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待所谓"古今之争"的方式。     

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政治概念的重释

在20世纪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复兴中,汉娜·阿伦特无疑是最大的贡献者之一。阿伦特继承了亚氏的政治概念: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分,政治的"实践"不同于技术的"制作",从而在当代恢复了政治活动的自足地位。从阿伦特"拯救行动"的立场看,亚氏的自然目的论实际上削弱了行动的自足意义,损害了真正的政治自由。正是基于后者,她认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道,开创了西方"非政治"的政治哲学传统。     

公共世界之惑

熟悉阿伦特文本的读者应该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阿伦特坚持认为任何制造活动都不属于政治领域,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作为政治领域之重要观念的公共世界却又与制造活动尤其是故事讲述者的制造活动保持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旨在通过对阿伦特思想中行动、制造以及世界之关系作一番分析,揭示这一鲜明矛盾背后掩盖的事实是阿伦特无法成功地将工作或曰制造排除出政治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说,制造对于阿伦特推崇备至的公共世界而言是构成性的,作为其结果,与制造活动相伴的暴力在政治领域也就是无可避免的现象了,改变的只是其形式。     

“未写出的政治哲学”——汉娜·阿伦特与《判断力批判》重构

阿伦特认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包含着"他未写出的政治哲学",因为康德真正的政治哲学是基于他对判断而不是意志这种人类能力的考察。阿伦特在康德的鉴赏判断中发现了判断的这种自主性能力,即在缺乏概念和规则同时又不放弃某种普遍有效性的情况下来判断特殊物的能力。判断不仅是在与共通感同源的共同世界中发生的,而且与"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这种扩展的思想方式联系在一起,判断的必然性是一种通过想象力而成为可能的示范性的有效性。阿伦特对《判断力批判》的重构旨在表明,反思性判断力不仅是一种区分美与丑的能力,而且也是一种区分对与错的能力。我们必须像判断美的对象那样来判断对与错,因此,反思性判断力成为了政治判断的一种模式。     

阿伦特论人的“世界性”

"无世界性"是阿伦特对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诊断。受海德格尔的影响,阿伦特在对人的存在的"无世界性"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揭示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孤立"、"孤独"和"隔离"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阿伦特发挥康德关于鉴赏判断力的理解,提出政治判断力在现代社会中重构人的"世界性"的重要意义。这种判断力正是使得世界之公共性成为有意义的前提。     

哲学语境中的公共性:概念、问题与理论

“公共性”是在什么时候成为哲学范畴的,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不过学界普遍认为,“公共性”概念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与阿伦特紧密相关的.西方学者基于当代社会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公共性理论.其中杜威、李普曼、阿伦特和桑内特的“公共性”是批判性的范畴,但是哈贝马斯把“公共性”范畴引进到政治哲学中来,“公共性”范畴的批判色彩逐渐淡化,到罗尔斯那里成为确证“公平的正义”不可缺少的背景性支撑.阿伦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公共性理论在西方有着广泛影响.他们的公共性理论既有联系又存在显著区别.阿伦特的公共性是政治生活本身,涉及的是人的生存境况,而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公共性则是用来论证政治原则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涉及的是人的交往理性和推理能力.     

“人的境况”和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法——赫勒伦理学建构的现代性线索与方法论旨趣

"人的境况"是赫勒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她将"人的境况"放到现代性的背景中,得出了现代性条件下"人的境况"的悖论性特征,"人的境况"的悖论具体展现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具体的道德规范与抽象的道德规范、碎片化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张力与共存。赫勒在日常生活批判、伦理学和历史理论中都对"人的境况"进行了分析,并在"人的境况"的基础上进行了日常生活批判、实践商谈伦理学构建、现代性批判,展现了一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法。总之,"人的境况"体现了赫勒伦理学建构的现代性线索与方法论旨趣,同时从"人的境况"出发,也可以理解赫勒在自在与自为之间、道德绝对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之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理论立场。     

论列维纳斯的政治思想——基于源初伦理的视角

传统社会契约论将人的本性界定为自我保存与提高,基于理性权衡所订立的社会契约将有助于每一个体的福祉得到稳定的保障。如此所产生的和平乃是权能与利益平衡之上的和平,缺乏一种真正伦理性的基础。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则为我们提供了对于自我/主体性的批判性理解。在他人面容投射向我的"反向-意向性"的触发之下,首要的问题不再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是"存在如何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通过对自我权能之正当性的不懈拷问,列维纳斯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自我与他人的共在关系,领悟到对他人的责任同样是自我内部的源初构成性环节,从而重构了主体性:别样于权能主体性的伦理主体性。而政治只有奠定在源初伦理性——自我对他人的无限责任——的基础上,去公正地捍卫诸个体存在的伦理独一性,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何谓道德——论阿伦特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

作为政治思想家,阿伦特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也是深刻的,然而这一方面却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阿伦特的批判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就道德主体而言,以复数的"人们"批判理性存在者;其次,就道德主体的理性与意志关系而言,以判断的综合作用来批判将两者直接勾连的处理方式;最后,就道德判断力的性质而言,以基于共通感的反思性来批判基于道德法则的规定性。阿伦特这一批判代表着一种新的路向,对之后的思想家影响重大。     

汉娜·阿伦特论“拥有权利的权利”

作为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尽管并未系统地阐释一种关于人权的理论,但是人权思想构成了阿伦特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她提出的"拥有权利的权利"(the right to     

《“超越政治”还是“回归政治”: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出版

<正>吉林大学白刚、张荣艳著《"超越政治"还是"回归政治":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一书,于2015年12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哲学与政治的张力关系中,将马克思和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放进"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这一"纵向"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问题域"这一"横向"的"纵横交错"中进行了比较研究,集中阐释和回答了三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政治哲学?什么是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什么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正是在对这三个     

善与恶

正孟子相信"人皆有恻隐之心",也就是"性善";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不是"虚伪"的意思,是个动词,意为"后天的学习和修饰"。这两个大哲学家虽然在人的本性问题上针锋相对,但是对人性的前途都充满信心,认为无论本性是善是恶,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修炼,达到善,所谓"殊途同归"是也。这"殊途",孟子的想法是,既然"人皆有恻隐之心",那么     

政治美学与马克思的人学重构

柏拉图政治哲学的重大创意之一,是通过最美人性去反思"存在本身的完美性",并指出最美人性不是现实的人,而是对人的概念的彻底理解;哲学是创造人性之美的方法,即创造关于人之为人的知识的方法。柏拉图以此将政治哲学变成了政治美学。马克思把"在自由联合中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当作人的更高存在的概念,从而把现代政治哲学重新带入对最美人性的思考,恢复并光大了柏拉图政治美学的原初问题。但马克思对人的思考采取了与柏拉图不同的路线,即不是悬搁现实的人去直接呈现人性之美的概念,而是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反思性规定去超越现实性。     

从根本恶到恶之平庸——阿伦特对个体责任的思考

阿伦特在二战后和20世纪60年代分别以"根本恶"与"恶之平庸"来阐释纳粹运动。对于这一变化是否表明阿伦特彻底还是部分改变了对恶的看法,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事实上,在阿伦特的思想里,恶之平庸与根本恶之间具有悖论性相容关系;但在其后期的思想里,阿伦特更愿意通过恶之平庸而非根本恶来理解纳粹之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她对个体责任的思考有关。她逐渐明确拒绝了根本恶中隐含的神学因素,认为这一因素既无法把握,也难以导向对个体道德责任的追究,最终转而以彻底的世俗主义态度展开对个体责任的道德探究。     

《周易外传》论君子如何与小人相处

王夫之《周易外传》讨论了君子如何与小人相处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涉及德性论,又有政治哲学的意义。传统文献中的"君子""小人"有两种含义,一以德言,一以位言,而《周易外传》所言君子和小人主要以德言。船山认为,君子善处小人的原则是"内不失己,外不废物",这一方面是君子成己成物之人格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因君子与小人的紧密联系而具有客观必要性。船山认为,"君子小人相养者也",君子和小人皆是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承担不同的责任,有相应的位置。船山尤其反对一味打击小人的做法,因为"清浊太别则疑战承之",这其中隐含了他对政治根本原则及"党争"的看法。     

德性伦理:人类的自我关怀

在以德性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中,德性泛指使事物成为完美事物的特性或规定."人的德性就是种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1]现代西方德性伦理学进而认为,"德性是人类为了幸福、欣欣向荣、生活美好所需要的特性品质."[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性"一词始见于<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认为德性是人的道德本性,是人生而具有的向善的本性.程颐提出"德性之知",将德性看做是人的内在自我认识.王夫之则将德性较为明确地界定为:"德性者,非耳目口体之性,乃仁义礼智之根心而具足者也,常存之于心,而静不忘,动不迷,不倚见闻言论而德皆实矣."又说:"好善恶恶,德性也."德性即好善恶恶之性.可见,中外思想家对德性有相近的看法.概而言之,德性就是让一个人高尚并使其实践活动完美的品质,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相和谐的内在动力.德性伦理就是以个体或共同体品质为核心,以社会关系中的人为本位,以实现人的幸福生活为目的,以和谐为最高范畴的伦理道德体系.它从人的生活实践的内在性、整体性、超越性出发,真正实现了人对自我的伦理关怀.     

作为一种存在论规定的人的本性概念——马克思人的本性问题再考察

在马克思文本中,"人的本性"(das menschliche Natur)与"人的本质"(das menschliche Wesen)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前者主要指人的自然属性,后者主要指人的社会属性。因此,无论是把这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混为一谈,还是用后者消解乃至代替前者,都不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丰富内涵。在对马克思人的本性的解释中,一个悬而未绝决的争论点是,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概念。为了消解这一文本解释中的争论点,本文首先对比分析了V.维纳布尔所代表的"人的本性的无限可变论"与N.杰拉斯所代表的"人的本性的永恒不变论"。相比之下,笔者发现,N.杰拉斯的观点更为符合马克思文本原义和思想主旨。不过,即使是N.杰拉斯的观点也止步不前,缺乏对类的存在(Gattungswesen)概念的哲学史、思想史的深度检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进一步回溯表明: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的类(Gattungs)概念成为阐明人的本性问题的重要线索。     

错位的交锋——论海德格尔对舍勒“阻力思想”的批判以及舍勒的回应

舍勒把"阻力"视为"实在性",认为阻力是意志的体现,是比认知关系更根本的存在关系。海德格尔也从"实在性"问题域入手,批评"阻力思想"虽然突破了传统存在论的限度,但还没有真正思入本源性的"人与存在之关联"。舍勒在回应中批评海氏受限于一种"此在的唯我论",没有真正理解"阻力思想"的丰富可能性。这种争辩实质上是对"如何克服传统存在论"的争辩。但由于相互理解乃至自身理解的困难,这最终只是构成了一次"错位的交锋",对此间情形和缘由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加真切地观察海氏与舍勒的思想史位置,并由此更为深刻地理解思想对话的困难与出路。     

权力意志、自我中心性与罪——《上帝之城》中对权力意志的诊断

奥古斯丁认为,人的被造的本性决定了人必须在对终极实在的爱与顺服中才能保全自己.罪之为罪正是表现为人的意志偏离了终极实在,转向了低于终极实在的其它存在物.罪的根源在于人的自我中心性,人试图荣耀自身而不是那最高存在者.由于自我中心性,人的存在趋于虚无,人性开始陷入一连串的衰败之中,从而产生了人的各种阴暗的欲望,并失去了节制这些欲望的力量,权力欲正是这些阴暗的欲望之一.由于人的这一本性的败坏,人的救赎必须依赖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