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传》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与天人合一的理论架构

<易传>是现存系统解释<周易>古经的最早典籍,对后世历代学人诠解<周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周易>古经由卦爻符号和卦爻辞组成,卦爻符号与卦爻辞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后世<周易>研究的关键问题.在<易传>作者看来,<周易>的卦爻辞是由圣人"观象"而来,圣人通过"观象系辞"来揭示易道.换句话说,<周易>所阐发的义理乃以象数为基础,象数蕴含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效,二者如水乳之交融而不可分.而<易传>象数与义理合一的模式是以"三才之道"为其理论架构的.开天道以立人道,法天文以立人文,成为<易传>立论的理论支撑.     

论《苏氏易传》的"卦合爻别"说

苏轼站在义理易的立场,从卦爻结构的角度直接阐明了其解易宗旨.他在解卦中多以"卦合而言之"、"爻别而观之"以启文端.这就是<苏氏易传>在解卦实践中提出的"卦合爻别"说.我们可以从苏轼易学的立场、苏轼对易学史上卦爻结构观的考察以及对"卦合爻别"方法的实际运用,来理解苏轼在卦爻结构观上的"卦合爻别"说.     

王弼“卦主说”探微——对《易传》以来“卦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卦主说”是发端于《易传》并经由京房、郑玄等易学家发展的一种解易体例,在王弼那里达到了新的高峰。王弼“卦主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爻为主说”、“内外二体说”和“卦名、卦辞以定卦义说”。从其“卦主说”这一侧面分析,王弼的易学具有义理象数兼用、易玄结合两个基本特征,其理论的最终落脚点是人事道德、社会政治。     

胡煦之"体卦主爻说"及对"卦变说"与"错综说"之批评

胡煦是清初一位有独到见解的易学家,他考镜源流,参以心得,深契易理.胡煦根据<周易>建立的一套很精深的生成论哲学,不仅具有解经的意义,更含有哲学的意味.他提出的"体卦主爻说"比较严密地说明了卦爻的生成与变化,对<周易>中"内外往来,上下终始"的解释更为合理,更为贯通,从根本上纠正了"卦变说"与"错综说"之误,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尚秉和之"阴阳相须"易理思想辨析

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解易有返归汉学的倾向,着重于象数的阐发,其阴阳相须的"易理"思想,有别于易学史中义理派之"义理".尚先生认为"易理"是存在于<周易>自身的本然之理,"同性相敌,异性相感"的阴阳之理乃"易理"的具体的内涵,进而指出在<周易>经传文中屡次出现的"敌"、"类"、"朋"等概念,正是针对"易理"之中的"同性相敌,异性相感"的阴阳关系而产生的.其中,阳与阳或阴与阴同性相遇为"敌",阴与阳异性相遇则为"类"、为"朋(友)".对比帛书<周易>中的"敌"、"类"、"朋"的相关论述,发现尚氏所谓的反映阴阳关系的"敌"、"类"、"朋"并没有在帛书<周易>中展现出"<周易>根本定例"的特征.尚先生的"易理"虽然讲求阴阳之理,但落实到经文的注解,却成为一种反映<周易>六十四卦阴阳爻位关系的体例,从根本上并没有摆脱象数的内涵.而帛书<易传>对于经文的阐释更注重人文思想的挖掘,即对"义理"的阐发,展现出与尚氏易不同的诠释风格与路数.尚秉和先生提出"易理"的概念虽成一家之言,但考之帛书<易传>,我们仍可发现其"易理"思想中存在的偏颇.     

卦主说刍议

卦主说是易学发展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解易体例,其通过对《周易》经传的解构所蕴含的易学思想也是历代易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卦主说发端于《易传》。后经西汉京房、魏王弼、清李光地等的阐述及运用,卦主说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虽然历代易学家所站的角度不同,认定卦主的标准也不尽一致,但他们之间毕竟存在着一定的承传关系。通过卦主说,他们阐明了一定的易学思想,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易学中的两大流派

易学是对《周易》经传所作的种种解释,并通过其解释,发展为一套知识系统或理论体系。它是古代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凡汉朝以来经学家和哲学家对《周易》经传的解说和注疏,都属于易学的领域。易学作为一门学问,是通过《易传》占筮体例的解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对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从战国时期的《易传》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体例,一种是取象说,一种是取义说,以此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的逻辑联系。取象说是以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易经》中的卦爻象和卦爻辞。取义说是以八卦和六十四     

卦象说初探

象是象数易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爻象、卦象是解易的重要工具之一.卦象不仅是理解<周易>卦爻辞的根本,也是春秋筮法占断的主要依据.从春秋时期<左传>、<国语>简单的卦象,到战国时期<易传>稍具形态的卦象说,再到汉代繁杂的逸象说,卦象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在不同时期对易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王弼易学解经体例探源

易学是<周易>诞生之后对<周易>经传进行阐释的研究学科,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解易观,即解释<周易>的指导思想;二是解易体例,即历代易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来解经,以其解易方式的积累来显示某种系统的原则,故将其称为解易体例.这两个部分如同硬币的正反面不能分开存在一样,解易观均溶入在解易体例部分,解易体例体现解易观.研究某个易学家应将它们澄清条理化,先分析其解经体例的条目如何,然后再分析其解易观如何,而后可明显看出他的易学在易学史上占据怎样的地位.尤其是在研究王弼时更应如此,因为他的解易观,既有古文经学派的义理与象数的因素,也有玄学的因素,不能一概而论,而如此的两种解易观均自然体现于其<周易注>特有的各种解易体例中.尽管如此,迄今研究王弼易学,由于拘泥于王弼是义理易学的创始者的成见,很少有人探讨其来源如何,而只是偏重于王弼易学内容如何.探讨王弼解易体例来源如何,能明显得出其易学与前代易学的关系,从而判别‘创始者'的称号之妥当与否.本文将对<周易注>提出的体例中哪个是继承前代的,哪个是自己创新的问题,作一粗略分析.     

《周易·艮卦》释义

本文通过对<周易·艮卦>的解释,说明其中静、观、止三义.然后略述宋儒沿袭<易传>而来的对于艮卦的阐说及其有别于佛老之处.最后本文试图立足于现象学,对艮卦所敞显的生存意义作一说明.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提出《易》之本义为卜筮的见解,由此对程颐易学和义理学派提出批评。朱熹主张区分《周易》经传,提出易学发展阶段说。通过比较《周易本义》和《周易程氏传》,可见两者之异同。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把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统一起来,从而发展了宋代易学。     

焦循的易学诠释学

此文论述了焦循诠释<周易>的主张及方法.焦循主张,诠释以前,诠释者要泛观博览,汇通析辨百家之学,形成"己之性灵",即先有自己的思想、义理.其诠释方法是必须从分析<周易>语言文字入手,运用"六书"中"假借"去诠释<周易>经、传文,并根据上下文因声求义;以"实测"之法,即全面核对<周易>经、传文、句,诠释<周易>爻象变化规则;以"参伍错综"之法,从整体上对<周易>进行诠释;"依经文而用己之意",采取"或直断,或婉述"等多种诠释方法,对<周易>作出自己的新解释.     

帛书《昭力》易学观初探

帛书《易传》中的《昭力》篇虽然字效较少,但其结构完备,内涵清晰,属于帛书《易传》中十分具有特色的一篇释文。然而由于其篇末的字数标记,许多学者认为《昭力》与《缪和》属于一篇文章。亦有的学者认为《昭力》中论及“卿大夫”与“国君”,乃以《易》论政,属于政治论的范畴,不属于解《易》范畴。笔者通过研究《昭力》对卦爻辞的解读,认为《昭力》恰恰是一篇独立成章的解《易》文章,而且其所体现的是与帛书《易传》其他篇章不尽相同的解《易》理念,其“六经注我”的解释学理念也是我国典籍中出现较早的。《昭力》篇的研读对于我们认识孔子的政治论点与易学观念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王弼"得意忘象"解《易》方法辨析

对王弼解《易》的传统理解,学者多认为是"扫象"说。结合王弼《周易略例》和《周易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种看法明显偏颇。诚然,在解《易》的方法上,王弼主张"得意忘象",但他在解《易》过程中意在强调"象"的工具性和"意"的目的性。王弼此种解《易》路数并未"尽黜象数"。实际上,王弼对汉代以来之象数既有所扫,又有所保留。与其说王弼解《易》是"尽黜象数",不如说是"扫象阐理"。王弼"得意忘象"这一解《易》方法,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对经典的解读思路,不但开义理解《易》之先河,也发宋明义理易学之先声。本文通过分析王弼解《易》的这一方法论内容与特点,进一步揭示其在中国哲学史与易学史上的理论意义。     

王弼解《易》之道阐释

王弼注《易》有返归《易传》的强烈企图。从他的《周易略例》对解《易》的原则说明中,可以知道他特别重视《明象》及《明彖》,并把问题的讨论集中在阴阳符号的卦爻结构的启发上。王弼综论卦爻之义的背后则是他对天道的基本认识。由于王弼视天道为一系列的展开,所以其“意象言”之说与之成一类比的对应,由这一类比而产生了王弼在言说时独特的论述文法。在《老子注》中,“言、象、意”可以被代换成“名言、称为、无称无名”,这不但是作为一种论述的方法,而且可视为道在名言世界的一种实践。王弼既然在《周易略例》中提出“言象意”说,那么他的《周易注》是否也依此一方法而成?其次,王弼注《易》的方法,究竟使读者对《易》产生什么新的认识?凡此二点即为本文所关心之重点。     

朱熹对邵雍先天象数学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从探究《易》之本义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邵雍的先天象数学,提出了《周易》本来是卜筮之书的思想,主张“三圣易”和经传相分,探析了河图、洛书及其关系,进而对伏羲画卦的内在机制以及大衍之数五十的来源做了阐释,从而不仅为象数易学增添了新内容,而且为学人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易》方法。     

张惠言的词学与易学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的开派领袖,但更是深通易学尤其是虞氏易的古文经学家,这一特殊身份决定着他的词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易学的印记。他释词为“意内言外”来自汉代易学家孟喜对易之卦爻辞的解释,对唐宋词的解读注重探究其中的微言大义,则是虞氏“发挥旁通”、“贯穿比附”说易方法的直接运用,而他概括词的特征为“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也是明显地受《易·系辞》对《周易》文本特征描述的启发。从现代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说词过于偏重作者原意的搜寻,只看到文学作品中形象与寓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形象与寓意之间不只是简单的比附关系而应该是相融无间无法拆解的,所以常州派的传人周济特别重视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创造,将“意内言外”之意由张氏所指向的作者之意转换为读者之意,在文学批评活动中重视读者对文本的阐释,较之张氏所论更为符合艺术鉴赏的审美规律。     

《周易·需卦》管窥

对于<周易>的解读,诸家各执一辞,令人莫知所从.本文参考古今诸家论著,并对其中"需于沙","自我致寇","出于穴","入于穴"等分岐较多的疑点进行了深入辨析.力图探求<需卦>的微言大义,以兹引起世人对<周易>当中蕴含的伟大人文哲学思想和科学精蕴的全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