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法天·法术——先秦法制模式及其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 中国就有丰富的法学资源。儒家、墨家乃至道家都有自己对法的独特理解, 法家思想更是源远流长, 在先秦时期即与儒家、道家和墨家分庭抗礼。通过对它们的比较、研究和分析,可以加深领悟各家的思想特色。一、礼法·法天·法术———先秦的法制模式先秦诸子对法的理解各不相同,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归纳起来, 先秦的法制思想主要有三种模式:1. 儒家的礼法模式对于刑与德两种治国方略的效果, 孔子做了如是比较: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这就是说: 其一, 孔子…     

“为政以德”—孔子的政治伦理学说

孔子在同生徒们谈论学问的时侯,以及同王侯们谈论国事的时候,始终是把伦理思想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其鲜明标志,就是他所讲的“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为了把孔子“为政以德”这句话的具体内容了解得比较透彻,有必要首先把这句话中的“政”和“德”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含义作一番深入的探讨。     

论传统道德及其现代承转

一、从“为政以德”思想到“以德治国”方略 (一)为政以德思想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把道德教化比做是众星环绕的核心北极星,这是儒家对德治思想的形象比喻。按照《论语疏义》的解释:“明明德以亲民,本仁心以施仁政,保民而王,非自求尊荣与富贵也,是谓为政以德。”这里“为政以德”要义有三:一     

矛盾、妥协与进取——孔子尊圣与孟子的道统建构

德、位乖离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理解孟子道统论的切入点。面对德与位的现实矛盾,孟子相较于孔子表现出更多的妥协,其表现就是以“仁政”代替孔子的“德治”主张,在承认道统与政统背离的现实无法改变的状况下,希望政统接受道统的裁制与指导。然而这就必须提高道统的地位,确立其独立性与至上性。孟子采取的方法是构建系统化的道统理论,这种构建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一,通过以孔子之道对政治的指导性价值代替实然的历史功业,弥合孔子有德无位与上古圣王德位双全的差异,将孔子确立为传道之圣人,以确定道统相对于政统的独立性;其二,以道统传承的严整的时间形式,表明道统具有天命性质,以确定其至上性。     

论“为政以德”与“王霸之辨”

"为政以德"是孔子以至整个儒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本义指统治者修德而安人安百姓,但它还有另一含义,即将道德作为政治手段。前者是孔子"义利之辨"与道德自律的要求,后者是由其民本主义立场所逼显。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的源头正是孔子的"为政以德",他们分别将它向重德性的"为政以仁"与重规范的"为政以礼"发展。孟子除收紧在统治者的道德存心上论"王霸异质"外,还坚持霸道能向王道转进的观点,这与"为政以德"的两层含义及其关系有关。荀子的王道理想重视外在合法性的礼,却忽视了"为政以德"的本义。"为政以德"虽为孔、孟、荀所共倡,但它实际上无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真正充分展开。     

孔子的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的心理思想探讨

德育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始终认为,人“无德不贵”,换言之,人之所以可贵则在于“德”。有德,不仅能使“天下亲之”,而且又可以“化育万物”.他说:圣人之为人所仰慕就因为他“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礼记·四代》),能够“以德服人”.所以他提出,政治家要“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以下引语,凡出此书者只注篇名),教育家要“道(导)之以德”,各行各业的人都要“树德”(《韩非子·外储》).这又是因为人对人所称道的不是“力”而是“德”,所谓“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所以说,道德教育不论在学校或在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那末,如何才能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呢?在这方面,孔子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撮其要者有二:(一)道德意志的训练。对于这种品质的培     

荀子的政制设计与学派归属

以往学者判断荀子的学派归属,或基于其心性论,或基于其道德观;而单从心性论或者道德观,似不足以对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做出评价。为此,本文引入政治体制的维度,从其政治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出发,重新审视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本文认为,荀子号称"审周道"以建制,但它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并非周制而是秦制。荀子考察秦国之后,对其治道赞赏有加,对其"无儒"深表遗憾,试图通过"治人"将儒家道德植入秦国的"治法"之上。但是,由于他的礼义过度政治化、外在化和形式化,导致荀学中的礼演变为与法相类似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儒家道德发生异变,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蜕变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可见,荀学中"治人"与"治法"的矛盾,是法家政制与儒家道德矛盾的外化,最后不是儒家的治人驯服了法家的治法,而是法家的治法扭曲了儒家的治人。因此,从道德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来看,荀子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受儒家影响的法家即"儒法"。荀学的出现,适应了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模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必须超越荀学的"卡夫丁峡谷"。     

“为政以德”与古代官僚政体建构

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命题,并不是简单的从政道德教化,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此命题是春秋时期中国官僚体制转变趋势的先声。春秋时期,夏商周以来传统的血缘宗法体制已呈崩解之势,孔子“为政以德”命题的提出,对鲁国政治活动的切身参与,以及投身“私学”教育对专门政治人才的培养,为新官僚体制下士人之以德参政进行了重要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在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史上,“为政以德”命题具有标志性意义,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也具有现实价值。     

孔子论周公之德——从孔子对周公“使骄且吝”的评价谈起CSSCI

孔子向往周公之治,而周公治政以德为先,因此孔子需要直面周公之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周公之德只有"使骄且吝"的评价。通过分析发现,"骄且吝"有其特殊指向和政治目的,这说明周公之德主要是一种政治之德。孔子采用否定性的评价方式,表明了对周公之德的高度重视。孔子对周公的重德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它落实在君子人格的养成上,更为重视表现在伦常日用之中的修身之德。总之,周公之德体现为工具理性,而孔子之德则体现为价值理性。     

孔子论周公之德——从孔子对周公“使骄且吝”的评价谈起

孔子向往周公之治,而周公治政以德为先,因此孔子需要直面周公之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周公之德只有"使骄且吝"的评价。通过分析发现,"骄且吝"有其特殊指向和政治目的,这说明周公之德主要是一种政治之德。孔子采用否定性的评价方式,表明了对周公之德的高度重视。孔子对周公的重德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它落实在君子人格的养成上,更为重视表现在伦常日用之中的修身之德。总之,周公之德体现为工具理性,而孔子之德则体现为价值理性。     

“清华简”《保训》与“文武之政”

在孔子心目中,“文武之政”可谓理想的政治样板.孔子时代,周朝“方策”典章一定还有不少存留,新近问世的“清华简”可以旁证,“清华简”《保训》篇对认识“周政”和儒家思想意义重大,该篇关于“中”的论述,印证了儒家中道思想的源流及其对“周政”的极大影响,说明孔子儒家思想与“文武之政”的确一脉相承.     

荀子"刑、德"思想探析

荀子“刑”、“德”思想自有其独特的学术品格,但溯其源流,大抵远绍周公“明德慎罚”思想,近承孔子“为政以德”、“先教后诛”思想,下启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诸多思想与表述甚至直接袭用《尚书》等书、引证孔子等语录事迹,在先秦儒家刑德思想发展系统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稷下儒家流派的政治理论

在以往《管子》的研究中,言稷下黄老学派者有之,论齐法家者亦有之,唯不见稷下儒家。本文试从政治思想方面对《管子》中稷下儒家流派作一番探讨。一、行德政——“顺民心”的思想路线行“德政”、“顺民心”是儒家的基本思想路线。孔子讲“德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轲讲“仁政”:“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德政”、“仁政”     

论“殷周之变”与早期人文主义的缘起

一般认为,商周天命观之变革在于周人以道德之天、伦理之天取代殷商的命定之天与前伦理之天,从而确立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德治传统,表现出“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或者“道德人文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以德受命”“为政以德”可能是源自殷商的一贯传统,而非周人的创造。周人的贡献在于,否定任何氏族、王朝与天“有亲”的观念,将“德”作为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周人的天命观总体上呈现如上倾向,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理性精神的高歌猛进与绝对胜利:一方面,道德性成为天命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西周的天命观仍带有“不完全理性”的成分,与天道“有亲”的观念通过其变形依然得以留存,甚至对春秋末期孔子的天命思想犹有影响。     

孔子"轻法"的伦理辨析

孔子毕生以创建“仁学”伦理文化、丰富和发展传统周礼为己任 ,未将思考和阐发当时的法和“法制”问题作为自己主要的人生目标。政法不分的专制统治模式使他的“为政以德”主张合乎逻辑地具有“为政以法”(“为政以刑”)的特质 ,“为政以德”也合乎逻辑地含有“为法以德”的思想。从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特性和《论语》看 ,孔子不仅不“轻法”,而且对法和“法制”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简评孔子的仁学

孔子的“仁学”,既是他的政治思想,又是他的伦理学说。孔子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作为他的伦理思想的总纲。他所说的“道”,有“天道”与“人道”的区别,作为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当然是指“人道”,是做人必须遵循的总原则、总目标,所以叫“志于道”。“道”见之于具体行动就是“德”,“德”是一切行动的根据,而“仁”是“德”的根本,“德”从属于并依赖于“仁”,符合于“仁”的才是道德行为。至于“艺”,包括     

儒家的政治思想与美德政治观

儒家政治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政治思考的主要部分,自孔子以来就提出了德与政的一系列讨论,孔子以为政者的“自正”转变了西周春秋政治“政以正民”的方向,孟子则引入“他正”的“批评政治”,并被朱子继承。以美德政治为古代中国政治特色,就刻画传统中国政治而言是不充分的,必须同时强调批评政治,才能反映古代中国政治与传统的实际。儒家与西方人文主义的政治观相接近,而与立宪主义有较大区别。     

孔子治政思想在元代张养浩从政实践中的应用

一、绪论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治国治政思想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部分。孔子的治国治政思想可以概括为三点：（1）强调治政者要具贤人人格;（2）要求治政者以德治国;（3）期望治政者采取的治民措施要符合道德的要求。孔子治政思想的特征也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即强调君臣正名分,主张上下关系隶属,不主张并列;强调上下左右关系协调,不主张相互关系对立;强调治政者自身修养,不主张外部实行监督;强调君臣治民,不主张民众有什么权力。孔子的治政思想在我国影响巨大。我国古代有许多精通孔子治政思想的政治家和官员。元代张养…     

孔子与陈王

把孔子和陈涉联系在一起,自司马迁始,且与“汤武革命”相联,说明秦汉之时,孔子、陈涉在历史上的地位提高了。孔子后裔孔甲收拾礼器诗书、投身陈涉起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孔子“兴周道于东方”的理想。这也正是孔子与陈王的内在历史关系与政治思想关系。在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的情况下,想应公山弗扰之召而去费,后未成而去鲁,就是为了“兴周道”。孔子由季氏授权而取得在鲁专权“当国”,说明孔子一贯关心自己的出仕,以图实现理想。而孔甲等人的投奔陈王,正是遵孔子之遗教。陈涉首事而其所立各地将师竟亡秦,故司马迁以陈涉、项羽为受命之主,与刘邦合而为三,上比汤武、孔子,非为偶然。古代中国同世界各地古典文明时代一样,有许多改革家与独裁者相结合的历史人物,孔子与陈涉皆是。这样的历史人物,在条件成熟时就成功为伟大的革命家,陈涉、项羽、刘邦当之。     

茗山法师的荣辱观

一、耻感与佛教荣辱观不论在古代中国、印度,还是欧洲,耻感的生成都以人从其他生命形态中分离出来,并对此有了自觉认识而发端。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1]即人的耻辱感源于道德上的向善开导,习俗制度上的划一规范,由此人有了耻辱感才能自律。孟子更自觉地发掘其根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者乃禽兽也。“羞恶之心,人皆有之。”[2]荀子则有论《荣辱》的专文,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更从当时与后世“人相食”,乃至衣冠禽兽“食人”的现实中,由反思而抉择出“行己有耻”自觉的个人行为准则,“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处、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