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逻辑与问题意识:马克思的国家观革命

黑格尔在批判地继承了契约主义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只有代表特殊利益的市民社会上升为代表普遍利益的政治国家才能克服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早期马克思停留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分离的语境中,并借用费尔巴哈的思想提出了对黑格尔方案的批判,但仍没有找到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裂的现实道路。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所揭示的"政治国家复归于社会"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裂的难题,实现了国家观的革命。     

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在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表征现代社会的两个概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为特征的思想,从两个方面对现代社会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一方面,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立,使现代人分裂为双重身份并处于双重组织之中,而政治国家也随之陷入双重悖论;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具有一致性,即政治国家沦为维护市民社会的私利的附属物,其结果是市民社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逐渐宗教化。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突破现代社会困境的“和解方案”并初步建构了其未来社会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民主制”,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以“社会力量”替代它。就超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以实现人的类本质而言,“社会力量”与“真正的民主制”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两者的差异在于,后者的核心要义为市民社会通过不受限制的普选制“变体”为政治社会,而前者则强调无产阶级通过变革市民社会、消除私有财产的方式走向人类社会。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在其思想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效应：一是使马克思切入近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开创了新的政治哲学传统;二是促使马克思...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批判及其理论效应——自由主义批判视域下的重理与检视

晚近以来西方学界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自由主义定位,使得我们有理由重理和检视马克思有关黑格尔国家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效应。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批判,展开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主义的双重批判,进而确定了唯物史观及其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对市民社会及其有限性的历史批判,使得无产阶级被抽象和规定为世界历史主体,而市民社会的质料方面,则被规定为历史生产的首要的和决定性的方面,由此建构起唯物史观。但是,自由主义视域下的黑格尔国家法哲学解读,则完全无视这一历史视界。马克思对国家主义的批判集中于揭露王权及其基督教国家的封建主义本质,并导向人民民主,由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的政治解放以及政治革命,转向社会解放与社会革命,由此,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同无政府主义及其民粹主义区分开来。但是,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自由主义定位,依然只是将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看成左翼激进主义,从而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主义传统。     

马克思社会革命的理论前提及其当代价值——以《论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作为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理论的超越,蕴含着超越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该理论前提得到充分提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有其自身固有的限度及其特殊性,这种限度和特殊性阻碍了人的真正解放;社会革命则致力于超越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在普遍性的高度上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这既是马克思社会革命的理论前提与实践原则,也应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针与行动指南。因此,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蕴与现实内涵。     

市民社会批判: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市民社会批判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种批判体现为对政治经济学原则的反思,力图达到对以个体劳动与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体系的改造,以实现个体发展与社会总体发展的一致,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使马克思意识到必须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这既需要对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加以反思,又需要对产生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进行批判。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的根本点在于面对市民社会的态度: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的国家可以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这是一种"修正"式的市民社会批判;而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解决自身的矛盾,因此必须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     

葛兰西与市民社会观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内涵既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马克思:其"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当他提及黑格尔时,想到的是鼎盛期的市民社会,是规范经济关系的体制。葛兰西认为,国家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构成。市民社会是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环节,意识形态是新历史的设计者。列宁强调政治领导权,葛兰西强调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当政治社会被重新吸收到市民社会中时,国家就会消亡。     

葛兰西与市民社会观北大核心CSSCI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内涵既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马克思:其"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当他提及黑格尔时,想到的是鼎盛期的市民社会,是规范经济关系的体制。葛兰西认为,国家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构成。市民社会是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环节,意识形态是新历史的设计者。列宁强调政治领导权,葛兰西强调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当政治社会被重新吸收到市民社会中时,国家就会消亡。     

“市民社会理论”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一、“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分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即俗称的所谓《184 3年手稿》对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形成有极重要的作用 ,它标志着马克思从此开始摆脱黑格尔的决定性的影响 ,而走上独立的理论探索之路。《184 3年手稿》的中心问题是 ,在黑格尔那里 ,市民社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成政治国家的 ,以及在说明方式上黑格尔犯了怎样的错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 ,扬弃市民社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分离的根本办法和最终归宿 ,在于由市民社会进展到伦理国家。马克思在手稿中着力批判了这一点 ,他认为黑格尔所表现的正是把主权理解为国家的…     

青年马克思社会政治批判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

青年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遭遇了现代世界的基本问题——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由此分享了黑格尔的问题意识。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给出了十分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解决方案。黑格尔试图通过构建中项来解决,并把这种表面的解决当作事情的本质。马克思则认为,这种解决思路的灵魂是由思辨唯心主义所提供的,最终仍然难免是神秘主义的。通过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问题的深入思考,马克思意识到,这种分离根源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分离和对抗,因此不可能在不打破现代世界框架的前提下通过思辨的调和来克服,相反,只有借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真正加以克服。激进民主、人类解放、共产主义都可以视作是这种克服在理论上的表现。     

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和马克思的批判——两种政治哲学观念的交锋

本文把黑格尔对法权制度的历史经验阐述从辩证逻辑体系中抽象出来,展开了黑格尔对现代社会国家合理性的哲学论证,并为理解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笔记准备条件。本文分析出马克思的笔记中逻辑学批判、政治批判和经验批判的三重要素,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冲突集中于"中介"是否能够调和矛盾的问题。本文在强调马克思对革命民主主义论证的同时,也分析了他当时不成熟的思想带来的误解,并指出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最终发现了私有制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基础,由此开始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无产阶级”概念的反思性研究

无产阶级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看到黑格尔法哲学中包含的中介性要素无力消解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反而加剧二者的对立。面对这一矛盾,马克思一直寻找解决市民社会矛盾的普遍性的力量,哲学的探索使他在无产阶级中找到希望。因此,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概念,无产阶级作为实践的主体具有普遍性,能够超越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解放,担负起自我解放甚至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历史解放的任务,一方面是由于自身遭受的普遍苦难以及其所处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决定无产阶级必将作为普遍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要想实现革命的成功和人的自由就必须要求普遍性,这一要求决定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身,更要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的普遍性体现出马克思追求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人文关怀。     

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逻辑进路的伦理向度——以精神现象学的嵌入为视角

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呈现出从《莱茵报》时期对彰显特殊自由的市民社会与昭示普遍自由的政治国家间的对立所产生的“苦恼疑问”,到《德法年鉴》时期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造成的手段与目的的颠倒而感到的“困惑不解”,再到《巴黎手稿》时期对因资产阶级私有制而造成的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个体生活与类生活之间的斗争而提出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发展的清晰的逻辑路线图。精神现象学揭示了自我意识的伦理性对苦恼性的超越历程,即从自我意识环节的苦恼意识,发展到理性环节的自我意识的颠倒(自由的普遍性与个体性的意识错乱),再到精神环节的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否定性(自由的普遍性被个体性僭越),最后到绝对精神环节经绝对宗教概念的发展实现了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和解,最终以绝对知识所理解的意识与自我意识统一中的纯粹的绝对自由而终结。它嵌入在马克思早期对政治哲学的逻辑把握中。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在对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关系的追问中彰显出鲜明的伦理向度。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新思考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新思考王兆良（安徽医科大学社科部２３００３２）市民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个基本范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也首先是从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剖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开始的。笔者以为以往学术界将马恩的“市民社会”诠释为...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发端,经由批判政治国家、批判市民社会以及扬弃市民社会这三个主要理论发展阶段,逐步成为奠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从《莱茵报》时期到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早期马克思是一位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支持者,使用的是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而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人的解放"思想构建了一个对市民社会批判的一元框架,并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市民社会将会被真正的共同体所扬弃的观点,完成了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建构。     

理性国家的辩证想象:黑格尔国家观的创制逻辑与批判

《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逻辑学方法在政治领域的实际运用与具体展开,在其中绝对精神先验地预设与构造了政治国家。黑格尔先后进行了三重论证:主权等于君权、普遍性即是个体性、义务与权利相同一。三重论证的方法是黑格尔逻辑学方法的逐层展开,而中介逻辑的介入是黑格尔创制国家观的关键。通过引入"各等级要素"与"官僚政治",黑格尔机智地调和君王与市民、王权与立法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极对立。但黑格尔国家观实质是主词与谓词、逻辑与历史以及中介作用本身的三重倒置,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试图用中介逻辑来掩盖同一性哲学背后的二元论问题之后,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了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与超越。     

浅析马克思法哲学的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并对其进行了合理改造,从而超越了黑格尔辩证法。通过颠倒黑格尔逻辑中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强调历史辩证法遵循的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通过对民主制的论述,马克思指出人民在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作用;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考察,马克思发现私有财产对立法权所起的决定作用,从而将法的本质确立为社会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     

马克思究竟如何超越黑格尔？——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点问题”

作为市民社会的典型意识形态,黑格尔哲学有两重意境,一般唯心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这使它成为显性的概念拜物教与隐性的资本拜物教的形而上学耦合体.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不能只在一重意境中进行,必须同时反对一般唯心主义与物化意识,既要反对概念拜物教,又要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是全面、深刻、总体性的超越.既要超越哲学,又要超越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特质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与变革逻辑

马克思政治哲学具有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及其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所间离的思想特质和理论建构。从古希腊"人是政治动物"的启示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在卢梭对私有制的批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概念阐明工人的解放包含人的普遍解放;与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市民社会的论战中,马克思论证了古代公社的政治价值;在对空想主义体系的批判上,马克思以巴黎公社的经验为基础,确立了未来社会组织形式即现代公社的原则和方法,走出一条可实践的人的解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辩证法的批判

市民社会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体系中最"唯物主义"的部分,它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劳动概念是黑格尔市民社会辩证法的建构性因素,同时也是一个解构性因素。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根本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而这种消极方面正是其市民社会辩证法中逻辑链条的断裂点。籍此,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重新勘定了劳动的消极方面在市民社会结构及进程中的真切意义,在扬弃劳动消极方面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市民社会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在黑格尔只是"意识"到了问题的地方发现了新天地。     

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似乎有着十分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主张,正义概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行,作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律令。罗尔斯则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的法则可能被所有这样的人所认可:他们公正、合理地商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划分彼此之间在社会合作中的负担和利益。尽管体现在马克思和罗尔斯立场之间的种种重要不同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正义观上显然不同的立场,是能够调和的。尽管受到黑格尔和康德的不同影响,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观点还是能显示出一致之处。在提出明确的正义政治概念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在社会体制中能够实行的。这导致他的“康德式构成主义”,向黑格尔的观点靠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奠定了他对普遍的、社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拒斥。笔者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所追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何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过,其间仍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马克思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超越休谟和罗尔斯所谓“正义环境”的社会,而对罗尔斯(2001,P177)来说,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则是乌托邦。其次,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市场关系应该被超越,因为这些市场关系天然地包含着生产者与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虽然在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里,市场的消亡也许可能,罗尔斯却宣称,在要求必须公正解决竞争的任何社会里,市场消亡均不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将马克思对市场的拒绝,看作是从根本上拒绝“商品拜物教”,那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就能调和。笔者的结论是,除了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外,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观上,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相当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