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诠释与秩序重建——董仲舒如何借《春秋》诠释重建政治秩序

在传统社会,政治和思想体系的构建常常要借助于经典诠释。经典的精微奥义在不断和不同的诠释中延伸、变幻,彰显出鲜活的生命力和不朽的魅力。对《春秋》的诠释,更是因为构建政治新秩序的功用和需要而被置于政治变革的理论前沿。秦汉君主政治体制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对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的诠释。公羊学大儒董仲舒在这一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首先以"《春秋》当新王"开启了"为汉制法"的制度建设路径,其后又借助对"大一统""天人感应""通三统""五行之义"和"大复仇"的创新性诠释,呼应当下社会,在贵族政治崩溃之后,参与创造性地重建新的君主政治秩序和思想体系。在需要创新的时代,很好地完成了政治和思想创新的历史使命。     

“后单位时代”的“社会基础秩序”重建

社会基础秩序,指的是基本的社会联结机制,包括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问题关联的方式、制度与文化。以单位体制的确立为坐标,晚清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及"后单位社会"三种不同形态。与此相应,社会基础秩序也在不断演进。社会基础秩序的形成,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的产物,亦对社会运行的其他方面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后单位时代"中国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值得警惕的"社会原子化"现象,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事务缺乏关联的管道,社会领域出现无序互动和失范频仍的乱象。究其实质,在于"后单位时代"社会基础秩序尚不稳固。是故,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建,乃是当下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职业分层·伦理分殊·秩序构建——论先秦儒家“四民”说的政治伦理意蕴

先秦儒家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之职业分工,四者之间的序列层次表征了一种以等级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模式。先秦儒家以四民职分之等级分殊作为这种秩序模式的内在价值支撑,这就使四民说具有了浓重的政治伦理意蕴。四民之伦理分殊中隐含了一条共同的伦理义务:尽分守职,对这一伦理义务的认同与遵奉不但可以使四民之伦理殊分殊得以强化,更可进一步对政治秩序构建达成支持。     

由碰撞到融合:论魏晋经学与佛学的关系

魏晋时期,经学化的儒学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首先面临着与儒学的碰撞与融合问题。佛教僧团、信徒的膨胀对儒家推崇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模式的无形解构,佛教构建的"方外"世界的宗教秩序对儒家推崇的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秩序的无形解构,构成了儒释的尖锐冲突。然而,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努力追求与本土文化的视界融合——接受儒家话语方式,寻求与儒学表达范式上的贯通;完善佛教戒律,寻求与儒学名教秩序上的贯通;深化佛教理论,寻求与儒学思想体系上的贯通,则使儒释由碰撞逐步走向融合。     

国家治理宗教的三种模式及其反思

宗教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及其治理问题一直是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围绕国家如何治理宗教这一核心问题,本文总结了宗教治理的三种模式:自由竞争模式倡导政府与宗教划界,不同宗教在宗教市场竞争中"自治";整合嵌入模式强调政府积极干预,将宗教组织吸纳至体制内加以有效治理;而互动平衡模式则将宗教间关系视为一种宗教生态,政府仅在必要时刻出手维护宗教生态的"平衡"。以上三种模式为思考国家治理宗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不同治理模式运行背后所隐含的条件性约束及治理盲点限制了其推广和复制的空间。综合既有模式的优势及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对具有中国特色宗教治理模式的探索需要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框架基础上,构建"一核领导,多元共治"的中国宗教治理模式,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推动宗教治理的法治化。     

探寻利维坦的行动逻辑——国家中心范式的研究进路与分析框架

国家中心范式通过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展开学术批评,重新将"国家"这一被遗忘的"主角"从政治知识传统中找回来,并作出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论证的科学性事实分析。该范式认为"国家"是处于内外之间的利维坦,这一特定位置决定了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依循"政治的逻辑"和"安全的逻辑"来建构秩序和塑造安全。进而,从研究进路对国家的行动逻辑做出理论抽象:其一,凸显国家作为自主能动之行动主体的"韦伯—欣策式进路";其二,呈现国家作为制度结构之运作逻辑的"托克维尔式进路"。国家中心范式以政治科学之事实分析的方式回应了"利维坦何以必要"和"利维坦如何运作"的基本命题,这为我们构建以国家为中心变量的因果框架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基础,为理解诠释国家理论的知识建构进路并拓展深化国家实践的政治科学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老问题、新视野:信访研究回顾与再出发

信访问题是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信访研究因此也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学术领域。本文是一个关于信访研究的研究。它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信访问题作为一个学术议程而兴起的历史过程、内在逻辑及其形成的信访行动、信访工作和信访改革等三大研究主题。本文认为,信访问题之所以复杂难解,原因在于它涉及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秩序化。据此,必须开创新的研究议程,即把信访问题置于"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秩序"这一宏大的理论和历史主题中去思考。该议程能够很好地整合以往信访研究的成果,拓展信访研究的视野,扩大信访研究的格局,同时切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康德与萨德”:导向真实伦理学

黑格尔曾提出无限判断的说法,无限判断就是把两个极端差异的概念联系起来。类似地,在康德和萨德这两个极端差异的思想家那里,存在着"康德即萨德"的说法。"康德与萨德"问题,最早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此后这一问题被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重新提出,并被拉康理论的卓绝阐释者齐泽克持续思考。康德提出"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律令,和萨德的"为欲望而欲望"的彻底之恶原则,具有同样的形式主义特征。由此,康德的道德律令呈现出拓扑学上的莫比乌斯带现象,即颠倒为萨德式的彻底之恶的伦理原则。康德伦理学的萨德式悲剧揭示了道德形式主义的局限,呈现了主体的生存悖论。象征秩序(大他者),造就了主体性,但也造就了短缺主体。对此,主体只有采取象征性自杀的方式,敢于直面创伤性的真实界,以行动来对抗他者,才能获得自由和重生。由此,"康德与萨德"问题,在拉康和齐泽克的真实伦理学和行动理论中得以解答。     

文明和宗教视域中的亚洲主义及其省思

本文主要讨论19世纪末到二战前后亚洲主义思潮在文明、文化意义上的总体现象和内在逻辑。不同于作为军事、政治的侵略策略的"大东亚主义",亚洲主义曾经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和"启蒙与救亡"模式相抗衡的"文明论"和"文明国家"的叙事脉络,融合吸收了儒、释、道等东方传统的"虚静""空性"精神,试图逆反"文明/野蛮"的价值判断。本文认为,必须深入剖析部分亚洲主义者在政治选择和文化选择之间的关联,特别是通过章太炎等"亚洲和亲会"的宗旨、京都学派的"绝对无哲学",官崎滔天等人的"亚洲—中国革命"思路,以及周作人、三岛由纪夫、胡兰成等人在宗教、文明和国家之间设置的"亚洲主义转喻链",才能回答以"东方文明自身的现代选择"为旗帜的"亚洲主义"思想,如何会被"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吸收乃至利用的问题。     

选举与国家认同——西欧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

西欧国家投票权扩大的历史背景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前者产生了国家认同危机,后者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民族国家构建中通过战争等方式并入的新的群体,以及在社会结构变化中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打着民主的口号要求本来属于贵族特权的投票权平等化,从而在民族国家内部形成了对抗和紧张关系。而国家所采取的积极性回应——逐步开放投票权,则缓和了民族国家的这种对抗和紧张关系。西欧国家投票权开放的典型模式主要有三种:以英国为代表的渐进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激进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竞争模式。尽管存在着道路上的差别,但它们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都实现了投票权的平等化。投票权的平等化除了暂时缓和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既得利益阶级与利益边缘阶级之间的冲突之外,还有着更加长远的积极意义,它以民主的名义把社会不同阶层、团体和族群整合到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行动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认同——民主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