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大义章》中慧远法身思想探析

鸠摩罗什入关后《大智度论》的译出,使中国学僧首次接触到了较为详细的印度佛身理论。庐山慧远正值此时,较早学习了《大智度论》,并就佛身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法身”存在的诸多疑问求教罗什。在两人的书信集《大乘大义章》中,慧远将法身理解为有形有相的实体。与罗什交流后,慧远对法身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纠正,但法身实有思想仍未改观,这为晋宋之际佛教义学的转向发挥了重要的理论铺垫作用。因此,探讨东晋庐山慧远的法身思想,有助于凸显其在中国佛学思潮转向中的理论意义。     

慧远佛学思想的内在矛盾与展开

慧远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代表性人物,其佛学思想丰富而复杂,从而构成了自身的内在矛盾性.这种矛盾性集中体现在"本无"与"神我"、"性空"与"法性"、"禅修"与"净土"等三个方面.本文通过对慧远佛学思想内在矛盾与展开的分析,力图理清慧远思想的特质,从而从一个侧面,窥测中国佛学发展的路向.     

释“《易》以感为体”——兼论六朝易学诠释中的玄佛融合

《世说新语·文学》中殷仲堪与慧远关于"《易》以感为体"的对话,可以称为一个典型的思想史事件。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玄学与佛学的交涉,而且通过分析殷仲堪和慧远各自对《易》与"感应"的理解,并追溯"感应"的诠释史,可以看到中国思想中这个十分关键的概念是如何丰富起来的。慧远释"感应"有三层含义:作为因果报应的感,作为神识应物的感,以及圣佛度化众人的感。这三种感应都可以在易学中找到相应的资源,而他的阐发也丰富了易学的内涵,进而启发了理学家的思考。     

五台山研究2007年总目录

宗教研究关于宗教的社会功能与构建和谐社会匡永琼(2.3)佛教哲学与德里达解构主义郭延成(2.8)佛学研究《金刚经》研究述评杜正乾(1.10)佛教哲学中的“是”林晓辉(1.15)中国佛教戒律及其伦理意义袁升祺(2.12)赵朴初是中国佛教现代化历程的开拓者李霞(2.16)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佛名考辨曹彦玲(2.22)庐山慧远的佛教发展策略梁民政(3.3)皈依佛教的精神超越之旅——宗炳的佛学活动及其对晋宋之际佛学思想的诠释杨遇青(3.9)如来藏本有与空性之关系略述聂伟荣(4.3)试论佛教戒律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竹音(4.9)宗宝本《六祖坛经》“止恶行善”论析…     

净影慧远生平小考

(净影)慧远,是隋代著名义学高僧。考证慧远的出家年代、受戒之师以及其住持初建的寺庙,对于研究《涅槃经》等大乘经典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性”、“法身”与“神”——庐山慧远“法性”思想析论

本文从法性是己性、法性是无性之性、法性与法身、神等三个方面阐述慧远法性论思想。法性是己性,说明法性是超越以虚假为本性的现象的实在本质,其外延表现为真实的多;法性是无性之性是慧远在中观般若学的接触对法性是己性观念的批判性成果,它说明法性是万法万相的共同本质——空性,其外延是真实不变的一。在法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变化中,始终保持不变的,是法性的超越性与实在性,及其与涅槃境界的内在联系。这使法性与慧远佛学体系中法身、神等重要概念获得逻辑上的融通。在鸠摩罗什所传中观般若学扫一切相的思潮下,慧远坚持从修行觉悟的主体方面去论证法性实在的本体论,并令法性本体与主体的本质建立内在的必然联系,从而为《大般涅槃经》传入后中国佛教涅槃学的转向做好了理论准备。     

清凉三考

一、慧远故里考慧远故里的记载,早见于南朝梁慧皎撰的《高僧传》。其卷六《释慧远》中记叙:“释慧远,本姓贾氏,雁门娄烦人也。”娄烦,历史上也称楼烦。关于雁门楼烦的具体位置,后世名家注释多不一致。《辞海》与《宗教词典》的《慧远》条目中,均将雁门楼烦注释为“今山西宁武附近”。而由中国     

慧远与鸠摩罗什法身观新论——以善巧方便沟通证法与教法为视角

东晋时期慧远与鸠摩罗什的书信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佛教的“法身”。确立“法身”是“有”，对于慧远，是中土思维的角度确立信仰目标的基础，但也因此与佛教经典的表述冲突，产生了困惑，从而向鸠摩罗什请教。佛法有证法和教法两个方面，慧远从教法上感受到的理解困难需要在证法意义上消解。鸠摩罗什则通过中观系统的教法以善巧方便沟通证法来解决慧远以及普通信众当下的理解困境，只是这种义理的澄清在知识结构上不同于玄学思维的体用、有无、形神等二元对立的模式，文章依照《大乘大义章》前两章内容分别解析慧远和鸠摩罗什的法身观，由此进一步推论汉传佛教在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上，中印佛学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以经典和修证互动的方式推动着人间佛教的发展。同时也辅证了善巧方便对于全面理解佛法本义的重要性。     

慧远大师与白人岩

慧远(334—416年),东晋名僧,俗姓贾,雁门楼烦人,即今山西省原平市大芳乡茹岳村人,至今村中仍有楼烦寺。依照慧远传记资料记载,慧远一生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334年至354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慧远主要是四处求学。他早年博综六经,阅读儒道典籍,尤其对《庄》、《老》,颇有心得。这为其日后广行教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时局动荡,慧远萌发隐居之志。从354年至382年是慧远追随道安,辅助弘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慧远偕弟慧持于太行恒山(河北曲阳西北)听道安讲《般若经》,颇有领悟,感叹“儒道九流皆糠秕”,遂与弟俱投道安座下,剃度出家。从…     

慧远研究三题

一、慧远大师的籍贯《高僧传》记载慧远大师的籍贯是“雁门楼烦人”,但是有关“雁门楼烦”在哪里却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在关于慧远大师的种种著作和文章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陈述:“今山西宁武人”①、“今山西代县人”②、“今山西原平县东北人”③、“今山西原平县崞阳镇东人”④等说法。本人于2002年在东林寺纪念堂中慧远胞弟慧持简介中将其籍贯写成是“宁武人”。为此,笔者撰文《慧远大师籍贯考》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三期上,考证慧远大师的籍贯是今山西省原平县大芳乡茹岳村人,认为《魏书地形志》有关记载正是大师在世时籍贯…     

“净影寺慧远大师与东亚佛教学术研讨会”在焦作举行

正本刊讯10月1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焦作市净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净影寺慧远大师与东亚佛教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焦作净影寺召开,来自海内外20余家学术研究机构的近50位知名学者出席研讨会。会议旨在总结近代以来关于净影寺慧远的研究成果,深入探究净影寺慧远的佛学思想,增进理解东亚佛教史的发展与演变,为东     

《大乘大义章》析略

《大乘大义章》析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杜继文鸠摩罗什与慧远的友情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佳话。陆澄撰《法论目录》,列二人就佛教义理的问答１８项,后人略作调整,辑为《大乘大义章》①一般认为,这是罗什与慧远辨析名相、证解微义之作,不能由此显示佛法...     

简述慧远的因果报应理论

道安曾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高僧传·慧远传》)慧远继承了他老师道安的衣钵,“以大法为已任”(同上),以一生的精力从事对佛教基本理论的传播,宏扬佛法。慧远为了引导人们超脱尘世,体认本体,达到佛教的最高境界,着重宣扬了他的神不灭思想和佛教因果报应理论。其中困果报应理论是慧远佛教思想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部分。     

慧远的“法身”思想及意义——以《大乘大义章》为中心

东晋时期,长安和庐山是我国两大佛教中心,鸠摩罗什和慧远分别是当时我国北方和南方的佛教巨子。慧远和鸠摩罗什保持联系十多年,使南北两地佛教学术频繁交流,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当时佛教的流传,而且对于尔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学派和宗派的形成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大乘大义章》正是鸠摩罗什和慧远这两位大师关于大乘要义的多次书面讨论的结集,而其中慧远和罗什关于"法身"问题讨论几乎占了全文的一半篇幅。     

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

慧远,山西代县人,生于公元334年(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卒于公元416年(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一生大体上和东晋同始终。慧远是东晋时继道安后的佛教领袖,他的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了恶劣的影响。因此,揭示慧远佛教思想的内幕,剖析其本质,从而肃清其影响,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试图就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作一初步的论述和批判。一、慧远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是东晋时代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同时也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在判析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以前,有必要先简述一下他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     

西方净土变的形成与发展

佛教的弥陀净土信仰在汉魏之际就传入中国内地,两晋开始流行。东晋东林寺僧慧远(334～416)原受学于名僧道安,太元六年(381)入庐山,“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释迦余化,于斯复兴。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慧远与谢灵运、宗炳、戴逵、刘遗民、雷次宗等相交论道,与鸠摩罗什亦书信往返,讨论佛学。元兴元年(402),慧远与学者名僧123人。     

论宋诗中僧人形象的两个侧面——以支遁、慧远为中心

东晋名僧支遁、慧远为中国佛教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仅在玄佛义理、诗歌创作上开风气之先,而且以高蹈出尘、不随流俗的名士风范显于当时、闻于后世,兼有名僧与名士的双重身份.正如孙昌武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将支遁称作"披着袈裟的名士",认为慧远的精神是"魏晋名士风流逸韵的尾闾"[1].随着支遁买山、放鹤养马,慧远结社、虎溪三笑等典故传说在唐宋之际流传定型,支遁、慧远在诗语中逐渐成为对僧人的敬称,与之相关的交游结社典故常用于类比士僧交往.在宋代的士僧交游、唱和诗,以及文人游寺诗、僧侣赠答诗中,支遁与慧远是经常出现的历史人物典故.据统计,《全宋诗》[2]中包含"支遁""慧远"用语的诗分别为257首与216首[3],数量相近.然而,具体到文人诗与僧诗的用典倾向,支遁、慧远在士僧笔下呈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僧人形象.因此,本文拟从文人诗与僧诗两方面分析支遁、慧远的用典情况,梳理宋诗对支遁典故的接受与慧远形象的演变,进而探究两种僧人形象所反映的宋代士僧共有的审美人格.     

论宋诗中僧人形象的两个侧面——以支遁、慧远为中心

东晋名僧支遁、慧远为中国佛教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仅在玄佛义理、诗歌创作上开风气之先,而且以高蹈出尘、不随流俗的名士风范显于当时、闻于后世,兼有名僧与名士的双重身份.正如孙昌武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将支遁称作"披着袈裟的名士",认为慧远的精神是"魏晋名士风流逸韵的尾闾"[1].随着支遁买山、放鹤养马,慧远结社、虎溪三笑等典故传说在唐宋之际流传定型,支遁、慧远在诗语中逐渐成为对僧人的敬称,与之相关的交游结社典故常用于类比士僧交往.在宋代的士僧交游、唱和诗,以及文人游寺诗、僧侣赠答诗中,支遁与慧远是经常出现的历史人物典故.据统计,《全宋诗》[2]中包含"支遁""慧远"用语的诗分别为257首与216首[3],数量相近.然而,具体到文人诗与僧诗的用典倾向,支遁、慧远在士僧笔下呈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僧人形象.因此,本文拟从文人诗与僧诗两方面分析支遁、慧远的用典情况,梳理宋诗对支遁典故的接受与慧远形象的演变,进而探究两种僧人形象所反映的宋代士僧共有的审美人格.     

净影慧远禅义思想初探

<正>慧远（523-592）,因长居长安净影寺,故称净影慧远。他将心识活动的三种基本特征视为论述修行的理论框架,以此会通了毗昙、成实、《起信论》的心数理论,进而归纳了三种基本的禅义关系,作为其论述修行法门与经论思想的理论基础。净影慧远所述禅义思想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需求。     

庐山慧远的戒律观及其实践

慧远是初期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学僧,并在庐山首创汉僧教团。虽然庐山教团的具体运作现已不详,但僧传所记慧远及其弟子的生平中,有涉及戒律的片段,由此可见慧远的戒律观及其实践;尤其慧远临终时为遵从戒条,拒服米汁蜜浆或续命,更是千古传诵。本文征引原来律典的说法,对这些事例加以分析,期望能对中国戒律学和僧团史的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