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艺与德性中的实践智慧——基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当代伦理学自然主义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在其古典伦理学中讨论了作为制作活动的技艺与作为实践活动的德性以及二者所依赖的实践智慧的联系与区别。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及当代认知科学,这一类比研究延续到当代自然主义伦理学及其反思中。自然主义伦理学主张技艺与德性及其实践智慧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同关系,源于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辩护者则主张技艺行为与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在诸多方面存在区别。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技艺行为和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应当有效地整合,即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可能使人们对整体生活目标的反思更为正确,同时,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也同时应当遵从基于"好的人类生活"的更高规范标准。     

情感与政治慎思——评玛莎·纳斯鲍姆的情感论

纳斯鲍姆不只是一般性地关心情感的本质构成,同时也希望表明情感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她新近出版的两部著作《政治情感:爱为何对于正义很重要》和《愤怒与宽恕:憎恨、慷慨、正义》无疑深化了我们对情感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解,但这两部作品都搁置或遗忘了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情感与政治慎思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散见于《善的脆弱性》中,其中纳斯鲍姆通过阐发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慎思观,为情感在实践慎思中展现自身力量打开了空间。由于没有严格区分个人的和公共的慎思,她并未就政治慎思中的情感问题展开专门讨论。尽管关于《阿伽门农》的分析间接呈现出她对情感与政治慎思之关系的部分理解,但其理论价值明显逊色于马库斯等人所展开的政治心理学研究。纳斯鲍姆也曾在哲学—心理学层面对情感展开分析,并发展了一种认知主义的情感论。但由于过分关注情感的评价性判断,忽视意向性感受的地位,此种分析对于论证情感在慎思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显得并不充分。     

实践智慧(phronesis)与"技艺"(techne)之喻——由亚里士多德引发的现代思考

亚里士多德虽然将目的在己还是在他作为区分实践智慧与技艺的重要标准,但是由于受“技艺”之喻此种潜在思想图式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智慧与技艺的划界并非无懈可击,为后代思想家们的进一步思考留下伏笔。马克思提升生产劳动为目的价值,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状态;海德格尔则对实践智慧与技艺的区分作了存在论的解读,以此对应人类自身本真-非本真的生存状态;阿伦特则更加注重和强调行动/实践智慧的政治涵义,以此对抗政治上的极权主义。     

论一门哲学伦理学的可能性

作为实践哲学的哲学伦理学与作为应用的“实践”伦理学的严格区分,是随着近代以来“理论”和“实践”的二元对立兴起的,在古代的哲学中不仅不存在这种区分,而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一种最高的生活方式。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区分使得哲学伦理学本身变得可疑,事实上也陷入了困境,而要走出这种困境,在哲学伦理学内部可以看出有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条是康德的形式主义路线,一条是亚里士多德的道路。但两者都不能独立解决这一困境,而要互补为一门伦理学可能的部分才是可行的。     

普遍主义的女性主义何以可能——评玛莎·纳斯鲍姆《女性与人类发展》

纳斯鲍姆的《女性与人类发展——能力进路的研究》是一部女性主义哲学著作,也是她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成熟版本的能力进路的著作.纳斯鲍姆认为,能力进路是一种特殊的普遍主义,它既能为女性主义讨论提供统一的基础,也能安置差异性思想.与功利主义进路和罗尔斯的实质性善的进路相比,能力进路呈现出明显的理论优势.在宗教和家庭这两个容易引发棘手的女性问题的领域,这种理论也具备良好的应用性.尽管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但是它对女性和人类发展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庸的”无神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政治学》关于神及神事的论述初探

亚里士多德谈论哲学、幸福、智慧、美德,分析运动、灵魂、原因等诸观念时无不涉及“神”这一概念。不过,这个明显不同于奥林珀斯山众神的“神”,在自然哲人那里未曾有明确定义,亚里士多德却以哲学的方式将之确立起来。这个“神”既是哲学的最高原则,也是无形之中否弃传统诸神的利器。因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神”更接近无神论,或者说更有可能颠覆传统的诸神信仰。然而,透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对神与神事的论述,我们却发现亚里士多德在实践层面对传统诸神信仰的维护和建构。本文试图探究亚里士多德在这些作品中如何论及神与神事,并尝试理解其意图。     

快乐的本性及其在好生活中的位置——从德性伦理学的视域看

西方伦理学中的快乐主义虽然把快乐作为第一原则,但并未令人满意地界定快乐的本性,由此也带来理论与实践中的重重困境.亚里士多德通过“意见”剥离的方法层层推进,最终得出“快乐是德性活动的必然伴随,且加强着此种活动”.这种对快乐本性的根本厘清一方面纠正了快乐主义的偏颇,另一方面也把快乐放在“好生活”的恰当位置上.     

威廉姆斯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颠破”

伯纳德·威廉姆斯是20世纪哲学伦理学领域颇具建树的人物.他以“我应该如何生活”的古老传统命题为切入点,质疑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主张伦理学的不可法典性,“颠破”传统规范伦理学中的见解,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他的这种“颠破”具体体现在他对结果主义(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批判,以及试图利用“内在理由”和“实践必然性”等概念来重申伦理生活的本质和复杂性上.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性接纳——论《物理学》卷1章1中的一个“普遍”疑难

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卷1章1中提出了他著名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即从对我们而言清晰明白的事物出发逐渐进入到就其自身而言清晰明白的事物。在阐发这一研究进路的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探索原因的科学研究都从某种“普遍之物”出发逐渐进入到个别的事物。这种观念将读者带入某种“普遍”疑难，因为它既不符合我们对科学研究以“普遍”为旨归的常识性认知，也无法与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其他文本中对“普遍”的相关论述相调和。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的批判读者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此处对“普遍”的不寻常运用也许有其柏拉图的根源：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意义上分离的、作为某种普遍之物的理念理解为是对事物实存的某种确认，并把它作为不可分离的属■或者本质属性■接纳到自己的体系中来，并视其为某种科学研究的起点。     

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Phronesis)的存在论诠释

海德格尔在早期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进行了独特的存在论的诠释.他的基础存在论是这一诠释的重要成果.其中,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实践智慧的诠释居于中心地位.海德格尔把实践智慧诠释为此在揭示真理的根本方式.实践智慧是促使人进行本真的决断的"良知",因此它是人本真的个体化存在的前提.而在决断中,体现出一种特别的时机性.正是从亚里士多德描述的人的行动的时机性概念中,海德格尔揭示出了源始的时间性--融将来、过去和现在于一体的绽出的当下.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朋友观之比较

本文首先考察了朋友概念的历史变化,然后比较了友爱和仁两个基本概念,这些是全文的铺垫。本文主要从“信”和“乐”两个方面比较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朋友观。“信”为友道之基,这是《论语》强调“信”的原因所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类型的朋友“信”的情况不同,有的无“信”可言,有的靠法律来保证,有的靠道德来保证,有的则是朋友本身应有之义。朋友为人类生活带来快乐,孔子认为这种快乐是“仁道之乐”;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理性之乐”。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两位大师的伦理、政治以及哲学思想。     

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思想及其复兴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概念是其阐释实践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西方实践哲学发展的重要基点.这个概念在经过了N.马基雅维利和F.培根的改造之后其本真的内涵却被遮蔽了,甚至退化为计算与权术的代名词.但是,进入到现代之后,亚氏的实践智慧概念开始复兴.这实际上已经标识出实践智慧的普遍意义,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已关系到对整个传统哲学的理解以及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理性重建.本文以此为基点,在厘清亚氏实践智慧的本真内涵及其重要意义的同时,也进一步阐明现代哲学在此理路上所应具有的样态.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重视脆弱性的老龄关怀

伦理学关注如何过一种好的生活,自然包括如何过一种好的老年生活。西方主流伦理学缺乏讨论该问题的资源,因为它们预设了理性、自足的道德主体,忽视了人的脆弱性。关怀伦理学对人的脆弱性有清醒的认识,关怀涉及人类不可避免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它是一种以满足他人的基本需求、促进他人的发展、帮助他们避免伤害和减少痛苦为目标的实践。从关怀伦理的视角出发,可以借鉴能力理论的方法,探讨维护人类尊严的老龄关怀方案。重视脆弱性的老龄关怀,向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伦理要求,强调通过有利的社会条件来支持具体层面的关怀活动的展开。这带来了一种老龄文明的转型,它不再将老龄化视为人口结构的负面事实,而是将其作为社会文明形态的建构因素来思考一个和谐正义的社会能够为老龄化提供何种支持条件,它从老年人的需求和能力出发重构了什么是好生活的完整答案。     

依赖性、社会契约论与能力进路——以残障的正义问题为讨论域

依赖性是一种人类生存状况,在人的生命历程中不可逃避,因此,应该考虑把依赖性作为正义的起点。社会契约理论的两个显著特征,即契约主体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和所有公民以互惠互利为目标,是阻碍其解决残障问题的主要原因。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契约论,由于对"大致平等""互惠互利"和"基本益品"理念的社会契约式信奉,也无助于解决这一正义理论的当代难题。针对这一问题,纳斯鲍姆提出了能力进路,并基于核心人类能力、人类尊严和关怀,为解决残疾人问题提供了一种富有洞见的正义路径。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

"德性"与"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阐释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阐述得不甚清楚,在中西方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实践智慧与德性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是德性伦理学同时也是实践哲学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伊斯兰教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积极作用

环顾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形形色色的生物以及不同种族的人类以不同的方式生存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由于人类生活环境的不同、所处区域国度的不同,其生活的观念和方式也就各不相同,于是人类就用各自的不同生活方式创造出了许多光辉灿烂的不同文化。宗教文化也是如此。纵观人类发展史,古希腊有亚里士多德,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孟,阿拉伯半岛自古多圣贤,曾有阿丹、努哈、伊卜拉欣、穆萨、尔萨、穆罕默德等很多的圣贤。数千年来,这些圣贤所倡导传播的不同思想焕发出的智慧光芒,给人类的生活以各种不同的指导。     

"我不知道怎样发现'适度'"——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理论的批判和改造

霍布斯批判中道学说的要点包括:(1)在指导实践方面,中道学说——更一般地,是指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是空洞的;(2)这种空洞性源于,尽管亚里士多德确立了道德哲学的正确基础,即欲望服从理性的人类灵魂自然秩序观念,然而他未能以规则的形式揭露理性本身的规定性.据此,在霍布斯这里,道德辩护的问题转化为通过理性的自我批判,为诸道德规则寻找理性基础的问题.     

论深生态学的伦理实践意蕴

深生态学作为当代最富魅力的“绿色”哲学思潮,明确主张生态整体主义的实践智慧,在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浅生态运动的“深度追问”和批判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丰富而深刻的伦理实践意蕴,形成了“尊重自然”的资源保护观、“敬畏自然”的科学技术观、“倡导俭朴”的生活消费观和“关怀生命”的生态教育观.     

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当代反思

研究怎样的生活是好生活是古代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被认为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是最高的善。因此研究什么是幸福,研究如何获得幸福就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首要问题。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论证,可分为目的性论证和功能性论证,其中存在个体、社群、人类共性的本质三重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