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西地区疫灾流行的特征、类型及原因

通过探讨清代江西地区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疫病类型及诱发原因,研究发现,清代江西疫灾频度为41.04%,且长期波动上升,并以夏、秋季流行为主;清代不同时期,江西疫灾流行渐趋严重,疫灾重心具有“一路向北”的迁移轨迹,疫灾分布受制于人口分布重心和自然灾害多发地的空间格局;清代江西疫病类型由单一向多样转变,传统疫病的影响开始让位于新型疫病,其中霍乱影响最大;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战争动乱是诱发清代江西疫灾流行的主要因素,且表现出“多-少-多”的变化路径。

     

康熙年间疫灾流行的特征与应对

康熙年间疫灾频度为96.72%,形成持续上升(1662年~1680年)、持续下降(1681年~1687年)、波动上升(1688年~1708年) 和再次回落(1709年~1722年)4个阶段,并以夏、秋季为疫灾流行的主要时节。康熙年间疫灾的空间分布呈现内地多于边疆、南方多于北方、东部多于中西部的特征,其中江苏是疫灾流行最严重的省份。康熙年间疫灾流行的应对方式整体上停留于体现康熙帝意志的中央政令,官方延医赠药、施棺瘗尸、刊刻医书,民间逃疫避疫、封建迷信等传统应对阶段,但由于帝王的格外关注,特别是在特定疫病如天花、疟疾等的应对上也出现一些新变化。

     

灾疫伦理学:当代应用伦理研究新领域

灾疫伦理学诞生并构成应用伦理新领域,既因为当代灾疫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因为灾害学、灾害伦理学、生态学、环境哲学、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等新学科迅速发展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学科背景和肥沃的学科土壤,还在于生态理性哲学为其提供了本体论思想和认知论方法。灾疫伦理学的最高使命是为创建生态文明架通实践理性桥梁;其基本目标是引导人类进行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其首要任务是围绕"自然、生命、人"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而引导人类重建存在信念和生存方式;其基本工作有二:一是构建其承载和表达如上三者的学科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二是探索灾疫防治的国际行动方案和国家平台,从宏观与微观维度展开灾疫防治伦理方案及实施措施的设计。     

灾疫境遇中医务人员道德韧性的厘定与建构研究

灾疫境遇下,个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同时,还时刻身处道德逆境,面临着道德上的拷问,极易产生道德创伤。道德韧性作为抵御道德创伤的关键,体现在我国军医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灾疫救援中,具有坚毅信念与积极情感的"组合"、攻坚克难与抵御诱惑的"互补"和无悔抉择与令出行随的"协同"三大特点。以历次重大灾疫救援事件和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救援行动为契机,提出提高道德认知、设置韧性培塑情境和组成命运共同体来培塑医务工作者个体的道德韧性。     

纵横生死与武汉同在 一座武汉寺院的战“疫”手记

2019年12月初,农历乙亥年十一月。一年辛苦的武汉人,做好了一切放松的准备,就要欢度春节——这是每个岁末年初,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憧憬。不曾料想,这个春节并不能如期,一场疫灾悄然而至!那时,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刚刚圆满结束,市民们不仅预料不到疫情,甚至即使起初知道疫情开始,也转不过弯来接受现实。     

两宋瘟疫灾害考述

两宋时期爆发的瘟疫次数比较多,在时间上,不是呈平均之势,而是不规则,无周期的;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南方比北方多,东部比西部多的特征.由于瘟疫造成的危害比较大,当时人们在和瘟疫的多次斗争中摸索出一些防治措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两宋瘟疫灾害考述

两宋时期爆发的瘟疫次数比较多,在时间上,不是呈平均之势,而是不规则,无周期的;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南方比北方多,东部比西部多的特征。由于瘟疫造成的危害比较大,当时人们在和瘟疫的多次斗争中摸索出一些防治措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元代理学家许衡关于"一切都要以修身作根本"的伦理思想初探

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至今几乎是一个空白,其实元代理学伦理思想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理学之北传而后传布于全国,普及中华各民族居住区域是在元代实现的。另外,宋代理学走出书斋而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并由此变为通俗化和普遍化的理学也是在元代实现的。许衡为元代伦理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典型的贡献,他的很多遗作都对理学伦理思想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发。在许衡的理学伦理思想中,特别对儒家的"修身"提出了二个颇具特色的重要思想。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宋元时期部分医学著作析疑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颇具代表性的工具书《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辑录了宋元时期涌现的医学著作,指明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大都附注参考资料出处。但笔者发现该工具书中关于部分著作的评述与当时的史实并不相符,遂查找原始医学著作及其不同版本,还有相关二手研究文献,辨析考订其在医书内容、作者以及成书年代等方面出现的疑误之处,包括文字形近而误、音同而讹等。建议编撰时应细致翻检医学古籍的不同版本,关注相关内容在行文上存在的文字异同,另一方面,对于著作的成书年代,也应尽力参考各学科专家的学术观点。

     

援儒习医：关于元代儒士习医的多面向考察

儒医作为一个亦儒亦医的群体,赋予了中医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儒医的养成,则是历史与现实、制度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元代儒医群体的扩大既植根于身处乱世而力求保全家族的历史背景,也与济世救人、不仕新朝这样的个人情操有关。部分儒士选择习医则是为了保身孝亲,抑或因至亲死于庸医之手而决心专研医学。而科考废罢入仕不能,加之“良医良相”说的引导以及儒士对于中医文化的认同与接受则促使广大儒士纷纷选择以医行道。总的看来,元代儒士习医的多种面向正体现了儒医复杂且深厚的历史底蕴,而这些因素也为当代的儒医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参考依据。

     

《元韵谱》音学思想与明末易学哲学思潮

易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汉语音韵学的发展,特别是韵书韵图的编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末乔中和《元韵谱》所构建的音学体系与易学思想关系密切,甚至是以易学思想作为它的理论支点。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深入考察《元韵谱》与易学的关系,并结合时代背景,揭示易学对明代韵书韵图编纂所产生的影响,探索易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影响、渗透和运用。     

疫病与外交：清末民初华洋互动视域下的瘟疫防治

瘟疫贯穿人类历史发展始终。近代以降,由于列强势力深入中国各地,围绕瘟疫防治而产生的华洋互动日趋频繁。一方面,外侨主导的防疫事业引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回防疫主权的外交诉求;另一方面,列强以防疫之名行侵略之实的行为使得华洋之间围绕国权展开了艰难博弈。在此过程之中,近代中国政府通过完善其行政能力,更有力地介入到防疫领域的管理中,推动了防疫事业的制度化发展,并以外交的方式维护公共卫生领域的国权,从而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逐步走向成熟。

     

阳明学与袁宗道的“四书”诠释

公安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袁宗道诠释“四书” ,显示了学宗阳明的取向 ,具有与儒林学人论学不尽相同的特色。袁宗道诠释“四书”与王门主意派形似而与王门现成派实同。宗道诠释“四书”是公安派中惟一系统解说儒家经典的著作。宗道通过提升意念 ,为公安派自然抒写性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凭。     

中国古代辟疫思想的当代启示

通过对以未病先防为主导的中国古代主要辟疫思想及方法的回顾与思考,探讨了其对今天传染病预防的参考价值。认识到在当代传染病预防工作中,借鉴中国古代医学的思想与实践之精粹或许可为当代新发传染病的防治另辟新径,以期能对现代传染病的预治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