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何种精神哲学形态?何种“中国气派”?

伦理道德的本性是"精神","精神"是伦理型文化与宗教型文化的共同话语,由此可以建立起文明对话的话语平台。"‘精’—‘神’"的二元构造使其概念地内在理想与现实、普遍性与民族性相矛盾,于是建立一种关于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寻找其"中国气派"便必须而必然。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是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与法哲学的统一。黑格尔所建立的"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伦理道德的"精神现象学",揭示了伦理道德的形上真理,然而它只是西方精神史的历史哲学表达,并在法哲学层面"头足倒置"。伦理世界中的中国话语是"国—家"伦理实体,"中国气派"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精神哲学规律所造就的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或"教化世界"的中国话语是"内圣外王"的权力伦理与"义利合一"的财富伦理,"中国气派"是对国家权力"为政以德"的道德诉求和对财富"为富不仁"的伦理批判,呈现为对生活世界的道德警惕和伦理紧张;道德世界的话语体系是"义利—理欲—公私","中国气派"是"求诸己"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超越。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的警惕与紧张、道德世界的超越,三者构成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和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气质"和"中国气派"就是:伦理乐观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     

走向伦理精神

在精神哲学意义上,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遭遇三大问题:道德僭越伦理,理性僭越精神,道德理性僭越伦理精神;相应存在三大病症:无伦理,没精神,道德理性泛滥;必须进行三大回归:伦理回归,精神回归,伦理精神回归。三大回归必须探讨三个前沿性课题:在人的精神发展和精神世界中,到底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伦理道德到底期待理性还是期待精神?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到底是"道德理性"形态还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是人类的家园和"安宅",精神是回归家园的达道。伦理与精神既是中国基因和中国传统,也是中国话语,"走向伦理精神"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之路,它期待两个哲学觉悟或哲学革命:由"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意识向"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意识的革命;由只是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意识论"向主体建构的"精神论"的革命;简言之,"伦理"革命,"精神"革命。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植根中国传统、针对现代问题、追求伦理理想和伦理信念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形态,是伦理道德发展的现代中国精神哲学形态。     

伦理道德,为何“精神”?

杨国荣、潘小慧、孙春晨三位教授提出的讨论,集中指向一个形上问题:伦理道德,为何"精神"?具体展开为三大关系的哲学追究:马克思、康德、黑格尔三大理论资源、中国与西方两大文明传统的关系;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的关系;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关系。马克思的"社会意识"、康德的"实践理性"、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是关于伦理道德"精神"本性的三大理论资源,必须基于中国传统对它们进行创造性整合与超越。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的三位一体,是伦理道德的精神体系的形上基础,其中"体"是伦理道德的"精神"本性,"一"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统一,是伦理道德的"精神"本性及其精神哲学体系的现实性与历史性。民族—伦理—精神的概念同一性,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冲动形态伦理"的法哲学结构是其现实性和历史性展现的三个哲学维度。     

“伦理”与“精神”的诗意邂逅——樊浩学术自传之下部:“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正>如果要对三十年左右的伦理学研究做反思性概括,我最强调的是两个概念:一是"伦理",一是"精神",其集中表达和标志性话语就是二者同一所生成的"伦理精神"。在问题意识方面,"伦理"相对于"道德","精神"相对于"理性","伦理精神"相对于"道德理性"或所谓"实践理性"。在相当程度上,它们是在宗教型文化与伦理型文化两大文明的宏观视域下,试图发掘伦理型中国文化的独特资源优势,建构当代伦理道德的中国话语与中国理论所做的努力,也是试图为中国学术所做出的     

从“后伦理时代”到“伦理精神时代”——《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思想进路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用精神哲学方法探讨伦理道德的历史、理论和现实形态,回应现代伦理道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现伦理道德向精神家园、精神哲学体系和精神哲学形态的回归,借以把握中国伦理型文化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该书基于对时代精神的清醒判断,直击当代文明缺失之质性和根源所在,试图通过精神哲学独特运思方式,将主导现代道德哲学的"我应该如何生活"句式转换成精神哲学的"我们如何在一起"句式,架起个体之"我"通达整全之"我们"的伦理纽带,推动人类伦理共同体的建构,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该书视角独特,结构宏大,创新之处颇多,理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述论

宋代士大夫不但有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建构,更渴望在实践层面重建社会的伦理秩序,提出并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把"得君行道"、"共治天下"作为一种外王事业,凸显了立功层面的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既是对儒家"仁以为己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陶铸和砥砺着士大夫鼎新政治、敦睦风气、激扬学术,并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视为一种道义担当和人生使命,开创了宋代道德生活史的崭新篇章。     

大地哲学的两个向度——论海德格尔与“土地伦理”

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使"大地自然"的哲学意义重又凸显出来,并且主要形成了存在论和"土地伦理"两种思想进路。在海德格尔看来,大地具有承载、争执、庇护、居住、隐匿等不同的"品格",近代以来"大地自然"遭受了"荒漠化"的厄运,"拯救大地"成为守护"存在之真理"的一个重要维度。20世纪初兴起的"土地伦理"思想则从"整体论"立场出发,论证了荒野与人类精神、情感等各方面的深层相关性,完成了人类伦理思想的"荒野走向"。从科学事实出发的"土地伦理"和存在论的"大地哲学"虽然思考的进路不同,但在"精神气质"上高度契合,他们都体现了对生命"内在价值"的认可、对大地自然的敬畏。二者都认为人类应该改变功利主义的单纯计算,去守护"真理","虔敬"地对待大地,如此,人类才能本真地"诗意栖居"。     

“知性”、“无意识”与“一般智力”——在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重新发现索恩-雷特尔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在当下的西方激进话语中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关注的主要焦点,是他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书中提出的"现实抽象"概念。围绕"现实抽象"问题,建构索恩-雷特尔的思想史谱系,可以发现:破除商品交换形式背后的"超越论原则","商品形式中的无意识"即"意识形态现象的第三大陆"的发现,"后福特主义"中"一般智力"的剖析,构成了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现实抽象"概念的三大作用域,同时也折射了西方激进思想发现索恩-雷特尔的三种类型,或三个阶段。     

“形态论”视野下的生态主义伦理世界

在经济现代化与价值多元化的当今时代,理性主义盛行与"精神"缺位成为难以化解的时代困惑。完整真切地把握生态主义理论思想的"精神"内核,必须突破"学派""流派"与"思潮"的研究理念,以"出入流派"的伦理学研究方法进行生态主义理论"形态"的研究。历经人类文明初年生态主义的"伦理"形态、近代以来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对峙与冲突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与"生态双赢"的学术期待下,生态主义伦理思想在生态演化史上应当继续向前拓展,即向"伦理与道德一体"并辩证互动的形态演化,进而构建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与生态伦理的"中国形态",这是特殊的民族精神气质,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     

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范式与中国话语

中国精神哲学传统一以贯之演绎的是伦理与道德"相濡以沫"的文化正剧,而拒绝向"相忘江湖"的道德自由方向发展。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哲学形态的"中国范式"就是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如果进行话语转换,与黑格尔"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西方范式"相比,"礼——克己——仁"的"中国范式"最重要的"中国风情"便是"克己"。"中国范式"在现代以文化坚守与问题共识两种方式呈现,一方面表现为对伦理型文化的坚守,以及"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转型轨迹,另一方面是在关于分配不公和官员腐败两大问题诊断的高度共识中所表现的伦理忧患意识。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话语,就是"伦——理——道——德——得"的精神哲学过程和精神哲学体系。     

道德之“民”的诞生

"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及其生成的"公民道德",有待由"发生"到"诞生"的理念革命。"公民"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公民道德"的真谛是通过道德生命的生长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之"民"或"道德之‘民’"。道德之"民"的诞生经历了"伦理上的造诣"—"道德世界观"—"道德主体"的辩证过程,展现为"伦理人"—"道德人"—"成人"的有机生命进程。"德"或道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伦理是人类的家园,伦理家园的守望迎来"精神"的日出。伦理造诣—伦理家园—伦理精神是"伦理人"诞生的三部曲。"道德世界观"是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以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即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义与利、理与欲、归根结底公与私的对立及其自觉为前提;但是道德世界观的本质是二者之间"被预定的和谐",关键在于必须透过道德行动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现实中对立—信念中预定和谐—通过行动实现和谐,是"道德人"诞生的生命节律。"道德人"的发展,是道德主体的生成。道德主体经过"良心—善—道德世界"的诞生过程,良心扬弃道德世界观的"二律背反",但内在"一个人的心"与"所有人的心"的矛盾;"善"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但具有抽象性;道德主体扬弃良心与善中的矛盾与分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追求并达到"成人"境界。"公民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既是"公民"与"道德"同一的道德主体的创造,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的人的世界的创造。     

中国式乌托邦“大同世界”与西方“乌托邦”特质差异论

乌托邦在中西文化体系中,具有各自的特质和内涵。作为中国式乌托邦的"大同世界"与西方的"乌托邦"符号起源是不同的,一个是伦理道德化指向的"世界",一个是理性与法理构建的"城邦",由此,我们发现了四个对立的差异特质:一是政治性与宗教性;二是道德化与理念化;三是人格化与神学化;四是此在性与彼岸性。这些差异让我们对中西乌托邦思想话语体系有了更准确的认识。     

“生命道教”哲学建构的三重张力

以"生命道教"为话语主题建构现代道教知识体系,理应以"生命道教"研究的哲学自觉为思想前提。"生命道教"的哲学建构是人文道教与时代哲学碰撞、汇通的结果,思想史意义上"生命道教"现代诠释的历史张力、元哲学视域下"生命道教"范式转换的理论张力和现实关怀下"生命道教"的实践张力,是"生命道教"哲学研究的三重张力。在此三重张力作用下,"生命道教"哲学观的建构,需以"通晓中西方哲学史"为前提,在历史向度、理论向度和实践向度的统一中为之。     

论伦理理解

多元主义时代,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不同主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当代世界,"伦理理解"的文化症候不断涌现,现实、历史与哲学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期待"伦理理解"。伦理理解,包括理解"伦理"与"伦理"理解,二者构成了伦理理解的基本范型。理解"伦理",以伦理学基本问题(义利、名实、群己)的辩证统一,完成对于生活世界、语言世界和实践世界的辩证循环理解;"伦理"理解,以"伦理"理解世界,试图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我们"与"他者"的相互理解。走向当下现实的"伦理理解",从主体性视角就是"类本质"意识的觉醒与自觉而生成的"类主体",从伦理共同体视角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与实践建构。     

论牟宗三哲学中的“实践”观念

牟宗三将"实践"观念作为其对传统儒学诠释和阐发的核心内容,不仅着重揭示了"实践"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将这一观念作为儒学超越康德哲学的重要标志。在牟氏自身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道德实践"赋予"本心"活动性内涵,确证了"智的直觉"必然呈现。从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牟宗三哲学继承并发挥了传统儒家思想中道德实践观念的"超越向度",而对"现实向度"重视不足,因此造成了其实践观念的思辨化倾向。从儒学学术形态的现代演进来看,牟宗三哲学的理论旨趣、思想资源和话语方式都不同于传统儒学,这种对于"实践"观念思辨化的理解方式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孔子的“一贯之道”与心身秩序建构

本文论述孔子的"一贯之道",具体展开了二重维度:一是孔子对尧舜三代以来历史文明核心价值理念之传承的一贯性,二是孔子在其思想的完整结构之中对这一价值理念之贯彻的一贯性。此二重维度上的"一贯之道",作者认为实即是《论语》的"允执其中"。"中"即"皇极",即天道,即性,即"仁",是为"中体"。"忠"以"正心"为义,"恕"以"如心"为义。"忠"借内省过程使本在之"中体"得以自觉建立,是为内在精神活动意义上的"允执其中";"恕"借经验活动使"中体"得以展布流行,是为外向行为实践意义上的"允执其中"。以"仁"为中体,以"忠"、"恕"为中体得以内在建立与实践展开的二重维度,孔子不仅继承了三代以来的"一贯之道",而且切实地重建了个体的心身秩序。"仁"的哲学,即是"中"的哲学。     

伦理道德,如何才是发展

以何种理念对待伦理道德?"建设",还是"发展"?"建设"是被动态,是对"建设者"能动性的凸显;"发展"是主动态,是对伦理道德自身规律的尊重,必须以"发展"看待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发展能否测评?如何测评?基于伦理道德发展的哲学规律、中国传统、中国问题、时代精神要求四个维度,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测评可以展开为七大结构或七个"力":公民的道德自主力、家庭的伦理承载力、集团的伦理建构力、社会的伦理凝聚力、政府的伦理公信力、生态的伦理亲和力、文化的伦理兼容力。它们分别对应七大指标:公民的道德自觉自持指数,表征个体的道德自主度;家庭的伦理承载力指数,表征家庭的伦理强度;集团的伦理可靠性指数,表征集团的伦理浓度;社会的伦理凝聚力指数,表征社会的伦理温度;政府的伦理公信力指数,表征政府的伦理信度;生态的伦理亲和力指数,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安全度;文化的伦理魅力指数,表征文化的伦理兼容度。七个"力"、七大指数和七个"度"构成"个体—家庭—集团—社会—国家—生态—世界"一体贯通的伦理道德的发展体系和测评体系,标志着伦理道德发展水平的总体性话语就是:"道德美好度"和"伦理魅力度"。     

直以成人——《论语》中“直”的三重意蕴

《论语》中的"直",承继早期传统的一般内涵,又在仁学精神结构下获得新义,呈现出三重意蕴。直性为真,内外一如,是仁者的基本品德;直行好义,合理合情,趋向仁智统一;直道尚正,有立有恒,肯定并超越直性,仁道为归。从成就德性到伦理实践,以至普遍意义上的人格塑造,"直"是成己与成人的当然之义。     

“我们”的世界缺什么

“我们”的世界缺什么?这一问题的真义是:“我”成为“我们”的精神世界缺什么?缺“伦理”,缺“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的伦理!这一缺失历史地根源于对人类文明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的误解和误读,因而必须进行中西方民族精神发展的宏大叙事.苏格拉底之死是古希腊文明的集体记忆,作为一次伦理事件,其深远精神意义使它成为西方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制礼作乐”的西周维新是中华民族的原初经验,礼崩乐坏是中华民族的童年记忆.带着“伦”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中西方民族开启了各自的精神之旅.20世纪初,中西方哲人以不同的话语形态和问题指向诞生了同一个文明觉悟,这就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学会伦理地思考”的“伦理觉悟”.行至当代,中西方民族、中西人的精神世界“同是天涯沦落人”,面临同一个难题:伦理缺失,伦理家园失落.由此,“我们如何在一起”的道德追问,便演化为“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寻,最后演变为一场关于人类文明前途的信念危机:“我们能否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