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中的道德能力

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具有与治理复杂公共事务相应的治理能力,而道德能力则是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后工业社会复杂性的日益增长以及服务关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内在地要求唤醒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这就需要公共管理者在处理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时,要有相应的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及道德行动能力。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必须通过制度重构来实现,这即是说,通过道德的制度设置使得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及道德感得以唤醒,并成为其普遍的行动范式,这就要通过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改变其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而制度重构对公共管理者来说是一个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同构的过程。     

新加坡道德治理概述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领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必须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治理。道德治理承担着"扬善"和"抑恶"两个方面的社会职能,发挥着调整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社会作用。新加坡在道德治理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做法,通过对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公共秩序三个方面道德治理经验的总结,可以为我国整治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提供他山之石的借鉴与参考。     

道德恐慌:媒介符号的自我生产、消费及其治理理路

在道德恐慌现象发生的过程中,作为事件的"生产者""传播者"以及"利益诉求者"的大众媒介起到关键作用。恐慌事件被媒介"生产"成"符号",为道德恐慌的形成提供了认同基础。在受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过程中,恐慌事件最终被社会公众所"消费"。治理道德恐慌,需要厘清媒介与社会道德恐慌之间的关系,构建政府、社会和民众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机制。     

我国道德治理的现实背景及实施原则

党和政府对道德问题深重关切,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宏大背景下,将道德问题的整治纳入治国理政的范畴,进而提出了"道德治理"的理念。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互动协作的治理理论为道德建设提供了总体性方法论,为走出道德教育实效低迷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实施上,道德治理应立足于我国的现实,把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作为基石,把公德治理作为核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为指导原则。     

正义: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

道德治理是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发挥道德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治理社会的活动。如果说中国古代道德治理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仁政和道德教化的推崇,那么,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则在于对制度正义的追寻。     

论道德偶然性

道德是偶然的吗?道德偶然性理论何以可能?回答它们需要回应"道德的偶然性""道德内偶然性"与"道德间偶然性"三个基本问题。"道德的偶然性"通过对道德与偶然性关系的历史梳理,呈现人类道德认识中的偶然性谱系,揭示道德偶然性世界观的出场;"道德内偶然性",在道德偶然性世界观中,阐释道德偶在、道德偶性与道德偶然的道德哲学范畴,探究道德偶然性理论话语体系;"道德间偶然性",说明道德成为偶然之后,个体的道德行动与社会的伦理准则如何可能,回答道德偶然性的实践问题。道德偶然性理论将为后现代语境中的道德认知、道德行动与道德治理敞开全新的理论视域。     

试论道德治理的三个阶段

道德治理是一种具有独特运行机制的国家治理方式,其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道德治理目标的层级性和道德治理手段的多样性,决定着道德治理的初级阶段应以外在道德规范的治理为主,主要从外部对伦理关系中的主体进行治理;中级阶段应注重从外在道德规范的治理走向内在道德自觉的治理转化,从而保证道德治理的时效性与针对性;高级阶段应侧重培植内部调节机制,真正使治理主体具有自觉意识和内在约束,使道德治理从社会主体的内在道德自觉走向外在道德行为,促进主体的全面发展与日臻完善。     

论家庭政策的道德价值

家庭政策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家庭发展和社会稳定,内含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主要体现为家庭政策促使社会道德具体化和现实化,提供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促进社会治理,厚植道德建设的民生基础;增强执政合法性,夯实道德建设的政治基础;加强家庭教育功能,奠定道德建设的主体基础。家庭政策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才能实现其道德价值。     

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乡村文化具有凝聚村民价值共识、化解乡村社会矛盾、规范村民行为、构建村民精神家园等道德治理功能。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正在弱化,表现在民间信仰的衰落、家族宗族影响的弱化、村规民约的失范和乡贤人才的流失等。必须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积极传播当代价值观念,培育现代公民;打造有价值的乡村文化品牌,努力展示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乡村文化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加快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从而促进乡村社会治理走向善治。     

道德有限性的道德分析

在现实生活场态中,"道德"既最受待见,也最不受待见,因为前者,道德被捧为万能,导致"道德绑架一切";后者却表现为凡事拒斥道德,形成"道德被绑架"。这两种取向从正反两个方面推动道德无限度。道德无限度的直接后果,是使道德"引导人心向善"和"行为边界约束"的功能丧失,推动了社会异化。改变这种状况的道德方式,是恢复道德的有限性。道德的有限性,既是人性对道德的存在论规定,也是道德主体对道德的性质规定,更是法律和美德对道德的功能界定。恢复道德的有限性,首先是道德不能僭越法律而行治理职能;其次是不能将美德降格为道德,也不能将道德升格为美德,这是使道德保持有限性的基本要求。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重建

中国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至今,变化巨大,但也在发展中出现了诸多社会道德问题,有些问题已相当严重.如何评估当前的道德状况?造成社会道德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根治或如何重建?带着这些社会上下都广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基地于2011年12月17日至18日组织召开了"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重建"专项研讨会.本次会议邀请的学者覆盖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专业领域,周孝正、竹立家、刘光明、杨义芹、张海涛、张傅等一批在各个专业领域各有建树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伦理学基地的葛晨虹、龚群、肖群忠、李茂森、曹刚、郭清香、杨伟清、张霄等研究员,部分杂志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也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旨在汇聚各方相关专家,切实"会诊"社会道德问题,集思广益,诊断病根,开出具有建设性的社会道德问题治理"药方".会议讨论热烈而深入,主要围绕下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道德治理:道德发展进步的历史逻辑

道德治理是党中央应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所提出的一项新举措。从道德的源发动力和历史进程来看,"抑恶"是道德治理之所以必要的逻辑基础,"扬善"是道德治理之所以可能的逻辑保证,"奖善惩恶"是道德治理之所以可行的逻辑依据。在必要、可能及可行的逻辑推演中,道德治理既是道德发展进步的逻辑要求,也是道德发展进步的历史要求。     

道德物化 ——技术物道德“调解”解析

传统技术伦理学的外在进路影响了其实践有效性的发挥,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物化"的思想,认为在具体情境中技术物与人共同构成复合的道德行动者,技术物也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向性和自由,能够承担起道德调解的作用,因此主张对技术物进行负载伦理价值的设计,使技术物在道德实践中发挥"行动者"的作用,对使用者的行为产生道德引导和规范作用。"道德物化"可以通过设计者的道德想象、扩展建构性技术评估和情境法得以实现。"道德物化"思想的提出超越了传统技术伦理学的二元分析框架,由外在进路转向内在进路,在技术的发展、使用及其社会嵌入过程中发挥了建构作用。     

社会治理创新的伦理学解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并提出了"强化道德约束"、发挥伦理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重要举措。发挥伦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当前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时代命题,是实现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关键,也是我国长期社会管理实践得出的必然结论。伦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一是确立社会治理的正确价值导向;二是强化人的内在约束;三是调节利益关系;四是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伦理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党组织与政府、社区与社会组织、广大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不同作用来实现的。伦理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好作用必须与制度相互支持、相互作用,这表现在伦理与制度在内容上相互吸收,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在实施过程中相互凭借。     

道德主体意识的哲学反思

道德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其有效性的获得依靠社会成员在道德认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认同感与责任感,而这种感性认同与理性认知均诉诸于道德主体意识的建构和完善。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道德主体意识也处于动态的历史生成与发展过程之中。现实境遇促使我们从主体意识与道德意识相互作用的角度反思当下道德主体意识的时代局限,重塑其应然状态,这不仅是道德治理有效性获得的理论基础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人的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道德韧性:道德创伤中的承接要素

以道德创伤为出发点考察道德韧性概念,超越传统文献中的"能力"定义,通过系统梳理现有对韧性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以及道德韧性的特质及表现等内容,认为道德韧性本质上是大脑对道德创伤事件能动地、良好地应答处置的反映,道德韧性形成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个体的道德创伤过程中,"道德韧性"与"韧性整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通过整体和解构两大层次、解构分析的三个主要分支(心理、道德、社会),协同承接道德创伤的发生。     

论道德激励

道德激励既是一个伦理学基础理论问题,也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实践课题。道德激励,是指激励主体在一定价值目标引导下,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手段去激发道德行为或抑止不道德行为发生的过程,包括道德正激励、道德负激励和道德反激励三个完整的向度。道德激励的主、客体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道德激励机制可分为个体心理反应机制和社会运行机制两个方面。道德激励具有道德价值引领功能、道德生态维护功能和道德治理功能。     

荀子的道德治理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道德治理"概念近几年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而道德治理的理论资源在荀子那儿就已经非常丰富了。本文试图从人性恶是道德治理的逻辑起点、以礼养欲是道德问题治理的现实基石、隆礼重法是道德治理的两条进路、成为君子是道德治理的价值目标等四个方面发掘荀子的道德治理思想,希望为道德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道德重建及其历史作用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道德危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从核心价值观、道德规范体系、理想人格、伦理关系和道德治理等方面进行道德重建,从而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新的凝聚力和精神动力,铸就了党和革命队伍的先进性与革命性,并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道德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道德评判与制度设计

“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的争论不应聚焦于国人道德是否滑坡的评判,其展现出的正面意义——法治的深入和理性的彰显——正是社会进步的坚强基石.对于道德追求和道德要求的混同让我们在道德问题上陷入了困境.问题在于:道德本身是无法从根本上拯救自己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表明,道德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律制度.“扶还是不扶”的道德困境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加以解决.如果制度安排真正做到了人性化、科学化,那么,必将有效地推动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反之,如果法律制度得不到贯彻实施,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就无从谈起.当前,促进法律义务的忠实履行,正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