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对立以及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兼论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路径

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本质上是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的争论。罗尔斯从正义原则是独立于人们的各种善观念、善目的的角度论证正义优先于和决定人们的善观念、共同善目的,而桑德尔则通过批评罗尔斯所预设的自我观的个人主义性质,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双方的理论代表了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两种基本路径。对人类社会中的理性、利益、规律的一般关系和历史运动进行深入分析,是正确研究正义与善之间关系的更加合理的思路,这也正是对双方理论进行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所在,因而也是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基本路径。     

个人权利与共同善:公共卫生政策中的伦理冲突及其解决

个人权利与共同善在公共卫生中的冲突有四个方面:预防免疫、强制隔离、知情同意和信息公开。个人权利优先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所谓的共同善之名来干预个人权利;而共同善的优先论认为,以共同善之名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或干预能够得到伦理辩护。但是"优先论"不是解决伦理冲突的有效方式,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情景主义的思路,运用反思的平衡法进行伦理辩护,提供公共卫生措施的可辩护性条件。公共卫生以共同善为基本价值导向,但同时必须谨慎对待个人权利,防止公权力的无限扩大而有损个人利益。     

论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一个根本区分:正当与善何者优先

道义论与功利论是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两种基本理论形态.两者的区分可以以正当与善何者优先来界定.一般来说,强调正当优先于善,并不以善来界定正当的理论是道义论理论,而以善优先于正当,并以善来规定正当的理论是功利论理论.     

西方治理理论的缺陷与马克思治理思想的超越

当前治理理论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状态。最早提出"治理"概念的西方治理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正面临着民主批判的两面性、国家定位的模糊以及对治理和治理理论可能性的怀疑三方面问题。这些冲突根植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个人-共同体"和"国家-社会"两个维度的矛盾。作为治理理论兴起背景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已经解体,治理理论发展需要新的政治哲学基础。马克思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结构关系的批判性观点,提供了超越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思想依托,与中国的治理实践共同拓展了治理理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华人与西方的组织忠诚的现状研究

本文介绍了中、西方组织忠诚的理论框架、组织忠诚的内涵以及组织忠诚的对象。比较了中、西方对组织忠诚在定义、特征以及文化渊源上的不同,并在文化上进行了探讨。中国在集体主义文化之下,强调以国家、家族为中心,忠于君主和家长,中华民族对权威的很敏感、崇拜和依赖,忽略自身的需求,强调集体主义高于个人。而西方的组织忠诚首先是强调忠诚于组织本身,再拓展到忠诚与组织中的具体对象。西方人强调的是个人的追求,自我价值和目标的满足,个人目标高于一切。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理论主张及论争启示

以物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情感增强为主的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 ET)对人的深度“干预”使“人”陷入“深度技术化”状态从而引发了激烈论争,形成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对立阵营。双方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关于什么是“人”的形而上学问题;认知进化与退化、道德工具化与趋同化、情感真实性与同质化等人的社会属性问题;自主性与自主权、公平与公正、健康与安全等增强技术使用问题。双方论争角度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且各自在自身的理论框架下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论争双方的对立,有的是利益分歧,有的是价值或文化冲突,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较低,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均衡,保持“必要的张力”,共同推动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良性发展。     

"权利优先于善"的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

"权利优先于善"是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的价值立场.自由主义者都从个人自由及其权利出发来考量国家权力的来源和性质,规范"国家道德中立"的行为准则和制度安排.以个人自由为政治伦理的思维原点,导致自由主义理论上的悖论和道德上的虚无化,造成自由主义内部的严重分歧并遭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多维批判.     

唯物史观变革和演进中价值取向的形成和变迁

唯物史观在历史观上的变革既体现在科学认识上也体现在价值取向上,从使唯物史观成为完整严密的社会历史观的意义上说,价值取向方面的理论来源与科学认识方面的理论来源同等重要。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在东方和西方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唯物史观解读范式,一种是强调唯物史观科学认识的解读范式,另一种是强调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解读范式。对唯物史观变革和演变中价值取向的分析启示我们,唯物史观理论的当代建构应当自觉吸收人类的优秀价值成果,应当遵循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双重建构的路径,应当注重两种维度的相互促进,以科学认识支撑价值取向,以价值取向引领科学认识。     

论食品安全权的伦理之善

食品安全权集公民个人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权利诉求与国家社会对公民个人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维护保障于一身,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伦理要义。食品安全权是对公民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价值认同和权利确证,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生命权利的维护和对饮食健康或无害的保障。食品安全权具有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自然善（存在）、追求健康和美好生活的自我善（发展）、为他人的食品安全之善生成共在的伦理世界（完善）等多重伦理深蕴,是自然善、自我善、他人善和社会善的有机统一,构成人们道德生活中其他善的始基和源头。     

善的多元论与合理性

当代西方伦理学家布兰特和罗尔斯,一个注重现实的伦理道德规范,一个深究善的合理性之所在,都是既诉诸现实的人类理性、又关注社会生活实际,但分别独特地阐明了善恶规则的多元性与道德善的合理性,并致力于解答个人与社会、功利与道德、情感与理性、个人的自由平等与社会公平正义等的矛盾统一.他们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理论极富启发意义,而缺乏历史观的共同缺陷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     

论“君子公民”的权利基础与道德边界

“君子公民”理论作为一种儒家现代化的“身份转型”方案,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需要厘清其权利基础和道德边界,亦即正确处理权利与道德的关系。一种可能的辩护是：君子公民是道德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双向互补,借鉴罗尔斯所刻画的两种道德能力,可以化解其双主体的内在冲突。一方面,君子公民的行动逻辑仍然基于权利主体,其基本行为规范与公民道德体系是相容的;另一方面,君子公民又是一个道德主体,他不局限于以权利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还追求个人的美德与群体的共同善,通过道德自律寻求内在超越,从而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     

西方心理学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超越

当代西方心理学中存在着现代主义取向和后现代主义取向的对立和冲突。冯特以来的西方心理学流派大多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现代主义的特征是：(1)重视科学的价值,强调科学的方法;(2)信奉经验主义;(3)个体的中心地位。后现代主义取向的核心是社会建构主义,其主要特征为：(1)批判的倾向,对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基础进行解构;(2)把社会建构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3)促进心理学实践的四个转变。尽管两种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但两者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方面,从而构成了超越两者的基础。两种取向的超越需要以科学实在论作为元理论的基础,并需要双方互补、合作和开放的态度。     

爱国主义的双重维度——基于公民共和主义的证成与辩护

在当代西方语境中,爱国主义遭到了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双重指控与消解,从而引发了政治理论界的激烈争论。本文从公民共和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构成,确认了爱国主义情感的天然自发性,同时强调了其作为政治责任和义务的维度。文章结合公民共和主义关于"公共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理论,认为爱国主义当前所遭到的质疑源于多种误解。爱国主义在当代需要面对和解决如何判定"公共善"、如何与民族主义区分以及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阶段塑造国家意识并获得认同等问题。     

共同体感与道德赋能——论共同善的情感基础与实践机制

共同善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但公共与私人、共同体与自我之间的冲突常常会导致现实中面对"共同善"时难以回避的道德两难困境。对共同体与个人何者优先的不同回答,会导致对"共同善"概念的不同理解。若把共同善建基于个体自我关切的互惠互利,则容易陷入"单元论"的谬误;而在交互主体性的视角中强调共同体之优先性,虽在概念上更为完备,但同样难以回应多元文化"不可通约性"的诘难。因此,要回应这一诘难并为共同善进行辩护,其中一个方案是论证"共同体感"的先天价值,为共同善建构稳固的道德情感基础。而在实践中,共同体感的先天存在无法避免共同善所遭受的冷遇及不同个体在实践中所呈现的特殊性,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共同善的道德实践机制,这为激发道德感知与规范情感的道德赋能概念创造了理论和实践空间。     

论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主张

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考证,在马克思之前出现了古典正义观和自由主义正义观两种大的类型的正义观。古典正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比如,古典正义观强调共同体高于个体,预设了一个神圣实体的存在,强调义务优先于权利,强调基于伦理的必然性的自由,强调一种普遍性的公共善和强调公正是城邦立法的第一美德;自由主义正义观则强调个体优先于共同体,强调权利     

麦金太尔的共同体:一种批评

我们可以把共同体当作一个透镜来解析麦金太尔的社群主义——自我理论、道德理论和正义理论。他的自我理论主张共同体优先于个人,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他的道德理论主张共同体的善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反对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于善";他的正义理论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坚持应得原则,反对自由主义的平等原则或权利原则。但是,麦金太尔的自我理论、道德理论和正义理论也都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在善与善之间: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及其批判

一、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理论。这种理论关注的焦点不是“善”与“恶”之间的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而是“善”与“善”之间的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伯林把它视为当代哲学的核心难题。这个难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本体论上如何揭示善的多样性、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二是在方法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罗尔斯以及由其引发的正义论思考是近代权利正义论的延伸。对亚里士多德古典正义论的追问和阐释,有助于深刻反省权利正义论的局限。不同于权利正义将政治法律与道德二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论以个人灵魂德性的"内在善"为基础,主张通过政体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制度方式实现共同体的"外在善",通过培育友爱的德性和公民教化实现公民和谐,以弥补政治正义作为制度疗法的短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思想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根本体现。     

儒家伦理美学如何可能CSSCI

在现代性美学视域下,作为中华美学精神显性形态的儒家美学因其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联,往往被当代美学研究者视作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美学。事实上,儒家美学对道德善的注重并不妨碍其成为一种可行性的当代美学观。在文艺观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内在价值存在于作品中的;在美感论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自然价值存在于审美情感中的;在形而上学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本体价值存在于审美境界中的。因此,儒家伦理美学实质是一种审美与道德价值内在结合的伦理美学,其不但具有当代美学的合法性,而且是有着美好价值担当的生活之道。     

儒家伦理美学如何可能

在现代性美学视域下,作为中华美学精神显性形态的儒家美学因其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联,往往被当代美学研究者视作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美学。事实上,儒家美学对道德善的注重并不妨碍其成为一种可行性的当代美学观。在文艺观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内在价值存在于作品中的;在美感论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自然价值存在于审美情感中的;在形而上学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本体价值存在于审美境界中的。因此,儒家伦理美学实质是一种审美与道德价值内在结合的伦理美学,其不但具有当代美学的合法性,而且是有着美好价值担当的生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