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正义间的良性循环可能吗——论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中民主与正义的关系

在早期著作中,哈贝马斯已经触及了民主与正义之间关系失衡的问题,但是直到后期著作中,他才将这一问题主题化。凭借基于交往理性的理想语境——自由民主的法治国——的设定,哈贝马斯将民主与正义引入程序主义的循环论证中,认为民主程序为正义提供合法性,而正义为民主程序提供社会基础和价值目标,试图在民主与正义间建构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然而,哈贝马斯对这种"良性循环"的论证脱离了当下晚期资本主义的实际社会关系,注定成为乌托邦的空中楼阁。     

从商谈伦理到商议民主之困境 ——基于哈贝马斯的思想

哈贝马斯式商议民主理论存在着理念与实践之间难以克服的张力。于是,对基于商谈伦理思想的商议民主理论的批评,依赖于对哈贝马斯的政治伦理背景及普遍交往条件的内在逻辑进行反思,这是一种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的评判性思考。     

协商民主的路径——公共权力制约的民主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以沟通、交往的理性实践观来实现公民主体与权力主体的平等交流,强调通过讨论、交流、对话等方式培养交往主体的公共理性精神,实现政治民主.协商民主以理性对话的柔性机制,创新了对公共权力制约的民主形式,符合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需要,可以作为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要路径.     

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差别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二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植根于大相径庭的思想文化土壤和政治实践基础之中;二者赖以支撑的制度保障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得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多层制度保障,而西方协商民主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制约,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二者的协商主体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具有政党、民族、社会团体、基层组织、公民等多层次主体,而西方协商民主着重强调公民个体的主体地位,缺乏政党之间、社会团体之间的有效协商;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协商民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协商体系,而西方协商民主则主要表现为个体协商。     

马克思社会整合理论的新诠释——从帕森斯、洛克伍德到哈贝马斯

"社会如何整合"一直以来是备受关注的主题,帕森斯、洛克伍德与哈贝马斯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整合理论。帕森斯把整个社会理解为行动系统,基于行动者的能动作用-系统的双重视角关注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均衡。洛克伍德区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指责帕森斯过于重视社会系统的均衡,忽视了社会整合在系统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哈贝马斯重构洛克伍德对两种整合的区分,主张以"生活世界-系统"的二元社会结构观补充帕森斯的社会整合理论,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依据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情境寻求社会整合的主导机制。作为马克思社会整合理论的改版,他们在借鉴马克思丰富的社会整合资源的同时,逐渐与马克思拉开了距离,分析他们的理论主张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法治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北大改革与商议性民主

中国正处于从咨询政治走向商议性民主的政治转型期,北大的教师制度改革因为交流方式的变化以及联网的广泛运用,成为一个在公共讨论中发生、发展的事件。虽然具有偶发性特征,但北大改革提供了一个商议性民主参与的例证。     

共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伦理诉求

当今中国兴起了"协商民主"研究热,但人们过多地拘泥于"选举"与"协商"的手段之争,忽视了现代社会推动民主化进程所要实现的伦理目标。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是多样的,但无论哪种形式的民主最终是要保证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话语建构,必须以实现共同善为基本的规范性导向。     

选举制度设计与民主发展——第三波民主国家选举非比例代表性的量化分析

选举制度设计是现代代议制民主的要件之一.本文通过大量样本分析,计算全球新兴民主国家中不同选举制度下的非比例代表性.数据表明,比例代表制相对多数制的确能有效降低选举中的非比例代表性.理论上,选举制度能通过影响选民的民主满意度、体制的稳定性以及选民的政治参与最终影响民主发展程度.文中的回归分析表明,高程度的非比例代表性是阻碍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     

书讯

<正>中山大学王晓升教授新作《商谈道德与商议民主:哈贝马斯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于2009年7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共9章30余万字。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在后传统社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人们非暴力地整合起来?道德、法律与民主政治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是不是存在着共同     

论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德性之维

自由主义强调私人的自主权利,主张通过公民选举精英的民主模式来治理国家。在对个人自由的看护上,它寄希望于精英们的德性。相反,共和主义把民主视为一种整合社会的政治性组织,这种组织以全体公民的道德和伦理自觉为基础。哈贝马斯指出,自由主义赋予民主的规范性意义太弱,而共和主义赋予民主的规范性意义则太强,不具有事实上的生命力。据此,他提出了商谈民主概念。商谈民主是一种中立性的民主,它既对自由主义的私人自主权利保持开放,同时也积极吸纳共和主义的公民道德和伦理主张。这种中立的德性姿态,使商谈民主有效地调和了存在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民主中的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     

民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者遇到了双重任务:1、面对资本主义者的反对,为捍卫社会主义而斗争;2、以将能发挥社会主义民主之潜力的方式完成此项工作.谁若以为第一项任务很容易完成,那他一定是对当代历史一无所知.资本主义者摆脱了财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的束缚,但却又受到(有碍意义重大的慈善事业的)竞争所带来的压力,他们确信,资本主义需要借助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才能运行.这样一种体制必定会使过多的人的抱负受挫,以致于无法指望每     

论香港提名委员会制度的民主属性

提名委员会是以民意为基础、进行实质性提名、传递特定群体利益、以政治过程行使权力的机构。广泛代表性是其结构民主性的主要基础。它提出代表广泛利益的候选人,也是各方能接受的候选人,同时决定了温和的政策路线与和平理性的竞选过程,影响当选人的管治模式。提名过程可以区分为提名启动程序和实质性提名程序。提名启动条件可以引入公民联署以缓解其压力。实质性提名纳入民意机制,采用分阶段多次民意调查和按民主程序提名相结合的模式。在提名过程中引入外部民意能够支持其民主性。通过明确提名权的行使标准、强化规范性控制来补强其民主性,也让"爱国爱港"之要求进一步正当化。新选举制度促成新民主模式,香港发展麦迪逊式民主具有天然的优势和积极效果,这也从结果上强化了提名委员会的民主性。     

马克思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批判与超越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实际上都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为了挽救或缓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政治的危机而提供的理论"修正和护航"。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政治危机的理论反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主张彻底变革和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以共产主义取而代之。在如何对待财产权的问题上,自由主义主张的是保持私有制的"财产的平等化",而马克思主张的是废除私有制的"财产的社会化";在如何对待社会共同体的问题上,社群主义建构的"完善论国家"是"虚假的共同体",而马克思建构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真实的共同体";在如何对待民主的问题上,共和主义追求的是形式化的"程序的民主",而马克思追求的是实质性的"革命的民主"。     

激进的民主:合理的重建

激进的民主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它废除一切现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关系,并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为个人和群体的充分自决创造条件.现存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都声称它们具有历史的合法性或者说合法的历史地位,因为它们创造出一种加速的工业化,而且达到了一种比在传统资本主义的框架中可能有的更高水平的社会公正.但是,无论在哪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中,都还不具备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实力.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已使其社会制度适应了所处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并学习如何解决社会问题..     

转型期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悖论”

“民主”是个让人神往、令人振奋的词 ,同时也是使人迷惘、无从着手的词 ,正如俞可平先生所说 :“政治哲学中最古老而又最新颖的话题无疑是民主 ,谈论最多分歧最大的话题无疑也是民主 ,最令人神往而又最使人迷惑的话题还是民主。”① 现代“民主”概念源于古希腊 ,诸多的定义与理解使之歧义重重。熊彼特认为 ,“民主的方法是为了做出政治决定而做的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制度下 ,想获得决策权的人要在人民的选举中通过竞争而产生。”② 亨廷顿也认为 ,“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 ,在…     

承认与蔑视——霍耐特的社会批判理论评析

在诊断和批判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方面,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和社会性,难以适应时代变化和解释西方社会一些新运动的产生及其承认问题的实践需求,因而日趋走向保守和无力。面对这个困境,哈贝马斯的后继者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Honneth)重新回到黑格尔的主体间性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为承认而斗争”的社会道德冲突模式,力图实现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     

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比较的视野——以第一波民主化进程为例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资本主义被作为民主的推动因素和前提条件嵌入到各种民主理论之中,民主化被看作是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三化运动向全世界推广。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内含的平等诉求被压到最低程度,从而使第三波民主化呈现出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核心特征,造成了民主与大众利益的分离。与第三波民主化不同,第一波民主化进程无论是民主运动的推动者、民主内含的价值倾向和民主化的结果都表现出了遏制资本主义的特征。在第一波民主化进程中,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交织,民主化改变了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力量对比,致使资本主义不断在社会主义的威慑下进行着内部改良,民主得以从政治领域突破到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进而对财富再分配产生影响,改变了发达国家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资本强势和贫富分化是当今时代的核心特征,民主若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力量,重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具有重大意义。     

民主的外在限制

我们被邀请来探讨的主题,即民主需要被再造,使人联想到包括自由选举、权力交替、多党执政、言论自由等经典形式的代议制民主现在也许是相当过时,且亟需更新的东西。但这种印象可能是错误的。需要再造的并不是作为一种理想模式的民主本身,也不是作为阻碍这一模式实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普遍现实。只有世界新的现实情况也被改造——以一种可以使民主恰当发挥作用的方式——民主才可能适应世界新的现实。     

“工具化的理性”概念与解读——试论法兰克福学派论域转向的一个契机

"工具理性批判"来源于哈贝马斯对霍克海默"工具化的理性"概念的误读,这段思想史公案对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实际上,霍克海默并不希望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工具,"理性被工具化"强调的是理性概念随着人类支配自然的活动而变化的一个历史过程。而哈贝马斯从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角度来理解工具理性,两者表面上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工具化的理性"概念的澄清,有助于理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从历史批判哲学到社会理论的蜕变,以及这种变化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验和教训。     

香港特区功能界别选举制度的价值功能分析

功能界别选举方式是香港特区所特有的选举模式,它具有独特的民主价值和政制功用。它实为多数民主的一种矫正机制,以法团主义为其政治哲学基础,符合现代多元主义、社群主义发展的趋势,在香港特区有效运行多年后、经改良后的功能界别选举制度可以实现多元的共识民主、各种团体或界别的均衡参与,它与直选代议制相结合,借以保障香港特区政制机制的有效运行。与此同时,该选举制度对香港特区的"行政主导制"有切实的保障力,即便是在未来"双普选"时代到来之时,作为香港《基本法》规范体系中的法构造,它依然有其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有效性,在可见的一定历史时期内也将因其依然维系着香港特区的独特政制架构之运行,而不能轻言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