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均衡,对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依宪而治)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     

现代化与国家治理

"治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讨论的热点概念,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国家治理"概念更成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以"现代化研究"为背景,引用国家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讨论"现代国家"的概念,试图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并从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出发,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国际政治意义上实现领土和治权统一的国家;二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确立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度的国家。中国在第一种意义上很早就成为了"现代国家",但在第二种意义上,仍然面临艰巨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第二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设,贯彻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均等化原则,着力于国家基础制度建设是必要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建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伦理秩序既是"生成"的,也是"建构"的。强化"伦理秩序"意在拓展和挖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和价值深意。建构或提供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发展相适应的、满足人民幸福生活需要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发挥蕴含于国家治理中的基本伦理关系、主流价值诉求及其善恶研判标准的伦理秩序功能,以聚合国家治理秩序的复线图景,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机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德治与法治的协同共治,以形成伦理秩序的价值共识,将成为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伦理秩序的方法论原则和践行性路径。     

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探析

马克思在对国家起源及其本质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现实批判,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发展问题等的论述中,集中阐发了有关国家治理的思想。马克思不仅界定了"政治统治"与"政治治理"的关系,而且还在批判资产阶级治理虚伪性的同时,对治理的"正当性""旨归性"等作了阐释,即治理应是属于人民的民主治理,未来社会治理应是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自治型治理"为目标。这对于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完善社会治理形式,坚持国家治理的人民性、正义性和方向性,具有重要意义。     

“拉斯巴”制度的新生——嘉绒藏区村组治理的案例研究

"拉斯巴"制度是嘉绒藏区乡村社会特有的地域传统。土司时期,由若干个村民轮流担任拉斯巴,负责组织村寨的集体活动,增强村民的合作性和认同感。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制度安排使拉斯巴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后,"拉斯巴"制度复兴,并拓展了拉斯巴在行政事务、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是村民喜闻乐见的公共事务运作方式。表明国家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可倡导多样化的治理形式。传统地域制度"拉斯巴"能够适应新形势并不断创新,首先源于藏民公共生活的需求;其次是现代乡村治理的需要及藏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所致;最后,国家宽松的政策环境是"拉斯巴"制度新生的基础条件。     

法治中国化、治理现代化与儒家治道

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治理秩序史和法治中国化两个领域。传统中国国宪、宋代司法传统和近代行政法史是我在第一个领域关注的话题,三者分别回应了华夏先贤如何通过发明和运用治理智慧为共同体实现宪法意义上的"安身立命",宋代治理者集团如何通过建章立制和断狱听讼因应"人心政俗之变"进而重建社会,民初平政院法政人如何通过裁决行政诉讼案件在"帝制走向共和"之际建构国家治理秩序等问题。我也通过对生育国家干预和夫妻财产制的历史、法理与伦理省思,初步切入了法治中国化的论域。基于这些研究,我提出"法治中国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论断。所谓"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被解释进而推动为"回向华夏治理正道,重述传统治理秩序"。作为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主要思想阵地之一,今后《原道》可以在坚持"中国"与"儒家"之立场与情怀的前提下,进一步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前述解释和推动。     

“依法治国”的信仰理解

<正>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一部好的《宪法》,能成为众法之首,维护人权、建立公义社会。但是,中国长达五千多年的传统和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得"个人或者一群人治理国家,而不是法律、法规等规章制度治理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17年     

韩国伦理委员会建制与功能及对我国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等制度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德治等资源力量,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思路。让各类伦理委员会成为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力量,是当今较发达国家比较多见的做法。韩国伦理委员会的建制与效果经验,值得评介与借鉴。伦理委员会是韩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机构组成部分。它是国家各部门领域依法行使权力的一种组织形式,又是依法维护行业伦理规范,成为促进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接受民众监督和投诉的直接渠道,是维系行业、民众、政府三者关系的重要媒介和通道。"伦理委员会"作为韩国政府机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专业性、伦理性和权威性等效能,韩国各类伦理委员会,在提高政府及行业决策和执行中的"应然"秩序和效率,增强政治公信力,促进行业及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升社会文明与公民道德素质程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用。如何使我国治理资源和力量多元整合,多维治理,实现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韩国及世界他国的伦理委员会建制可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方式。     

以德治国:路径·功能·框架

一、路径开新: 统治、治理、善治将“统治、治理、善治”的治理演进形态作为现代德治的开新路径, 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基本价值判断: 一是中国社会治理发展对于德治的需要程度; 二是人们对于德治价值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三是德治本身以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成果之于中国治理的满足程度。选择治理理论解读“以德治国”, 旨在强调德治并非与法治分庭抗礼, 更不存在任何弱化法治权威的意味, 而只不过是要表明或更好地表明现代治理的多元事实或者说社会控制的多元格局。政治国家、民族地域作为一个实体, 其强大与否, 并不仅仅得益于某种单轨的治理主体…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宗教治理法治化路径探析

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治理法治化应当按照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要求,把宗教治理放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去衡量,即宗教治理要在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针的引领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完善法制建设,引导宗教组织依法自治,加强法治培训,强化执法联动的制度保障等宗教治理实践,推进宗教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和宗教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推动宗教从"管得住"向"管得好"转变。     

“国家治理与现代伦理丛书”出版

<正>2018年11月,"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当代湖湘伦理学文库·国家治理与现代伦理丛书"在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包括《国家治理与政治伦理》(李建华著)、《国家治理与经济伦理》(向玉乔,周琳著)、《国家治理与文化伦理》(彭继红,向汉庆著)、《国家治理与生态伦理》(廖小平,孙欢著)、《国家治理与社会伦理》(周谨平著)和《国家治理与网络伦理》(李伦著)共6册。丛书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当代中国的宏大主题,紧扣国家治理的主要方面和重大伦理需求,深入分析国家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及在转型中遇到的主要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文化伦理、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与网络伦理问题,全景呈现了国家治理的伦理图式。     

风险社会与行政国家再造:一个行政学的阐释框架

通过对风险社会以及古典行政学相关理论的分析,同时结合发达国家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本文认为风险社会所诱发的行政国家的适应性激变,对传统行政国家的三大基础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推动了风险国家的形成。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类型,风险国家在国家的角色职能、国家能力、制度范式以及行政文化等方面,都与传统行政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各类风险的叠加效应,同时中国的国家建设面临着建设现代行政国家和融入风险国家的双重任务。本文认为只有采用"1+1"的综合融入式建构策略,中国才能有效地应对不同风险的叠加挑战,并将风险治理有机地融入到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礼治”背景下的中华“软法”

<正>20世纪末,欧洲法学界提出"软法(Sofl Law)"的概念,认为是可以补充"硬法"(国家法)之不足而存在于民间的某些规范。近年,罗豪才先生将"软法"概念引入当代中国的公共治理领域,倡言"在建设法治国家特别是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法治的实现既要依靠国家来推动,更要夯实社会共同体自律互律的基础,依靠多样化的法律规范来保证社会既有序发展、又充满活力"1,读之令人耳目一新。迄今为止,有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法学界,尚未引起史学界的关注。本文试图将"软法"放到中国传统"礼治"的背     

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的十个创新性贡献(下)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北大核心

六、凸显法治化治理思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和能力。宗教事务作为社会治理重要内容,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之一。     

新时代推进我国宗教治理法治化发展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了时代所趋，这就要求把宗教治理纳入法治轨道，推进宗教治理法治化发展，从而更好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新时代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宗教治理工作，就需要加强党对宗教事务依法治理的领导，依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新时代推进宗教治理法治化发展，需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不断优化完善宗教政策法规体系，加强宗教治理法治化宣传教育，树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法治意识，从而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     

我国宗教事务管理制度调整优化刍议

互联网及现代通讯技术支持下形成的开放社会,给"未经政府登记注册"的宗教组织及个人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空间,使之能够游离于政府宗教管理制度之外。政府管理"盲区"由此显现;对此,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应转变治理理念,即从管控理念转变为法治理念,并强化法治手段及司法机关处理相关问题的参与机制,优化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及其职能,以提升宗教治理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我国宗教事务管理制度的调整优化工作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绩效,是检验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罗国杰法治德治思想探析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罗国杰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域。笔者认为,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思想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重要参考。在此文中,笔者从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思想的内涵界定、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论述、关于如何落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国方略及其重要意义的思考三个方面,对其法治与德治思想进行探析。     

略论“专车”监管的法治化

专车服务业是兼具创新型产业特征和共享经济特征的互联网新兴行业。交通部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基本照搬了传统出租车的监管模式,使专车丧失了共享经济内核以及互联网特性,显现出在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方式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具体监管活动与法治价值的脱节。本文认为,专车监管的法治化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寻求各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协调互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法治的价值引领,从尊重市场规律、强化社会监管、拥抱技术革命等契合深化改革的维度,去探索符合法治的专车监管模式。     

城市社区邻里纠纷化解的治理逻辑——基于H市S社区居委会调解的实践分析

基于H市S社区居委会邻里调解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邻里纠纷化解过程与治理逻辑。居委会借助对社区情理和国家权力的策略性运作,尽力说服纠纷双方达成邻里和解,是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交错的实践过程。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交错、治理逻辑与政治逻辑互构以及社区与国家的策略性合作构成了社区邻里纠纷化解的真实逻辑。社区邻里纠纷化解过程中所呈现的国家治理的简约意愿与社会治理的复杂实践同构,是对黄宗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做了实践性拓展。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