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诞生:重探1920年代梁漱溟的心理观念之转变及其政治意涵

梁漱溟于1920年代中前期发生了一次关键的思想转变:他关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从“本能-理智”转变为“理性-本能-理智”。哲学上的这一转变也紧密联系着梁漱溟在政治思考上的推进:经由这一转变,“理性”、“民族精神”以及乡村建设理论等梁漱溟的核心思考得以最终生成。梁的这一转变来自当时思想论争、时代困局以及自身理论的内部矛盾的催迫;以“理性”为核心的新框架,为一系列难题与矛盾提出了解决方案,也使梁摆脱愁闷、走向乡村。梁的“理性”是一种“主体”哲学,也是一种包含着普遍性色彩的政治伦理——它不但针对“中国民族自救”,更包含着克服西方现代危机、再造未来新文明的意识。     

熊秉明书法美学思想中“理性”与“反理性”论

熊秉明先生是享誉海外的艺术家,也是艺术哲学家,他对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研究颇具中西比较的视角和方法,在书学界影响深远。通过撷取熊秉明书法美学思想中"理性"与"反理性"这组核心理论范畴,对其书学体系建构和阐释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分析。书法是"理性"与"反理性"相融合的艺术,在"理性"中寻找书法的秩序,在"反理性"中表达书家精神,在创作中以"反理性"为主导,反映书法美的核心是书家本心的回归。从熊氏的理论分析中可看到中西传统艺术间的某种共通性,对书法的美学生成有了新的阐释。熊秉明的书法美学研究显示出以书法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所迸发出的勃勃生机,以及在中西方艺术思想碰撞下中国书法所具世界话语的可能性。     

“以生产为中心”:土改后新解放区农村的发展之路

随着土改的完成,新解放区乡村社会经历了从革命到生产的艰难转向,体现了中共意欲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决心。为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国家除组织农民集体生产外,还通过适度提倡借贷、提供国家贷款、号召生产自救、引导斗争"果实"倾向生产等举措,试图恢复乡村社会农业生产的活力。以农业生产为中心方针的确立,既是中央政策变动的结果,也是乡村社会传统惯习的力量。经由乡村传统恢复与国家政策调适的合力推进,农业生产发展成效明显。只是在发展之路上,使用的仍是革命的手段和方式。     

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经济理性的扩张、困境与出路

农民的经济理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农民精神的现代化问题,主要包括农民经济动机、经济美德以及经济认知三个层面的转化问题。在生产经营结构的市场化变迁、"离土不离乡"的进城务工和"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等新兴经济活动的推动下,我国农民正处于从传统经济理性转向现代经济理性的发展转型期,突出血缘亲情伦理的传统经济理性正在淡化,注意市场科技伦理的现代经济理性正在形成,以血缘地缘弥补现代化缺陷的农民经济理性正在孕育。我国农民一方面要努力跟上现代化的步伐,积极倡导尊重契约规则的市场经济理性和追求量化计算的现代科技理性;另一方面要积极规避现代化的陷阱,大力弘扬有助于缓解"见物不见人"问题的血缘亲情理性和遏制过度掠夺自然倾向的地缘生态理性。     

乡村治理目标的伦理缺失与理性重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标指引。然而,在当前乡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宰制性地位导致乡村治理目标中经济指标的决定性、经济评价的优先性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等问题。在乡村治理的目标建构及实践中,应当以保障农民生存要求的"安全第一"原则作为底线伦理,以公平正义作为当前乡村治理最为迫切的现实要求,并以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旨归。     

阿玛蒂亚·森论“理性的同情”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只有明确地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的选择,才被认为是理性的选择。而为他人利益着想的心理或行为,如同情心理或行为,则因其与自利不相容而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森通过分析同情心理或行为中的利己主义因素,反驳了将理性仅限于自利心理或行为的狭隘认识,为经济学以及伦理学理论在利己与利他、经济理性与道德情感上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为弥合社会科学领域的"斯密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谁之乡村?何种发展?——以农民为本的乡村发展伦理探究

农民是乡村的主体。乡村是身处其中的农民之乡村,乡村发展始终应当是体现居于其中的农民主体性的发展。探讨乡村发展问题,应当首先确立以农民为本的发展伦理,并在价值目标、伦理根基和道德评价三个层面给予体现。农民的"美好生活",是确定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指引;农民的主体性及其发挥,是实现乡村发展的伦理根基;农民的全面发展,则是对乡村发展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原则。只有构建以农民为本的乡村发展伦理,才能保证作为乡村主体的全体农民在共建共享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而真正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和乡村社会的不断进步。     

信仰理性·认知理性·反思理性--理性"天然合法性"的根据何在

人类文明的发展,经过了"信仰理性"、"认知理性"的支配阶段后,将进入一个"人性自主一反思理性"的时代.在已往的历史中,理性并没有真正握有自主权,它更多地充当了一种工具化的角色.信仰理性是"本性在外"的理解方式,理智理性是"本性对外"的理解方式,二者均未达到人性的自主.反思理性作为理性的自我反省,是向生成自身的那个人性根基的回归.理性的"天然合法性"的根据即在理性自身.反思理性使"理性自洁"的功能得以发挥,它一定能够解决理性自身造成的问题."反思理性"将成为新世纪人类文明的主导理性.     

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

<正>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理性"始终是一个核心的概念。然而,为什么康德会提出"理性恨"(Misologie)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康德的语境中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黑     

主体理性与理性批判——论现代性图景下的哲学话语

现代性本身是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体,它从产生起便预示着自身的两难结局。面对现代性的两难困境,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从包容理性的角度重构理性,反思现代性的困境;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从非理性的角度进行激进的理性批判,并借助"理性的他者"解构现代性,克服现代性困境。但他们始终都是在意识哲学范式内兜圈子,不可能为从根本上走出现代性的困境提供路径。意识哲学范式是现代性难题的症候。转换思维范式,重构理性是解决现代性难题的根本和基础。     

由昆剧《景阳钟变》论戏曲历史剧的理性编创

以昆剧《景阳钟变》为代表的新编戏曲历史剧,在现代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观照下获得了全方位的发展。剧作家在"记录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发掘新的创作平衡点,从而站在人性和理性的高度重新认识历史和历史剧。借用现代美学原理鉴古融今,剧作家卓越的才思娴熟地游走于史与剧之间,推陈出新,给戏曲的新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资本逻辑与理性的自我分裂

对于现代性的矛盾,西方许多思想家都把其根源归结为理性的自我分裂。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把握现代性的理性分裂,重要的一点,是透过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逻辑来审视理性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成与蜕变。启蒙理性从自我解放、自我实现走向自我逆转、自我毁灭的辩证法根植于资本的矛盾逻辑。资本逻辑在推动理性化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理性自我分裂的种子,诱发了理性化进程的全面逆转。在资本逻辑的要求下,理性发生自我分裂,片面发展为"工具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并进一步逆转为"反理性",最终蜕变为对人类自身进行支配的"权力"。由此,理性的自我分裂便构成了现代性矛盾的重要因素。     

“文化失调”与“礼俗”重构——梁漱溟论“教化”“礼俗”“自力”与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涉及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但从梁先生肯定"教化"、"礼俗"、"自力"传统,强调乡村"新礼俗"建设来看,梁先生思考中国乡村建设,实是他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思考。梁先生曾说:"乡村运动是一个社会运动","亦可名为文化运动"。梁先生将"乡村运动"理解为"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是因为梁先生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理解为文化落后,并将中国近代文化落后的原因归于中西文化的矛盾。在梁先生看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崩溃,只不过是中国文化落后的一个缩影。因此,中国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实为振兴中国文化。同时,梁先生认为,中国这个国家,"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要振兴中国文化,只有"从乡村作工夫",通过在乡村建设中恢复"教化"、"礼俗"、"自力"的文化传统,"伸张、发挥、开启""理性",重视"自力",发挥中国人的"主体力量",重构乡村的"社会构造",恢复乡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够在整体上达成"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的目标"。     

佩雷尔曼的理性观

在对价值判断理性基础的探寻过程中,佩雷尔曼意识到传统理性概念的局限,进而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理性":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佩雷尔曼对传统理性概念的批判,不仅限制了在很长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唯理性的适用范围,也为合情理性的可能性与合法性提供了辩护。在法律论证中,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之间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唯理性所依据的逻辑一致性与不合情理的结论之间存在冲突,另一方面,唯理性与合情理性彼此相互支持。在本文看来,以合情理性为基础的佩氏理性观不仅构成新修辞学论证理论的哲学基础,而且对于将包括非形式逻辑在内的论证理论置于更为健全的哲学基础之上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米勒乡村题材作品中“农民形象”图像学分析

当"黑暗"的中世纪过去,文艺复兴开始时,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人类自身身上。人们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世俗化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底层劳动人民中"农民形象"非常具有代表性。提到农民,大多数人肯定第一反应就是农民在地里耕种的样子,所以让·弗朗索瓦·米勒在自己的创作中描绘了大量的农民在地里耕种的形象。文章通过利用图像学的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图像学阐释三个方面分析米勒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以及画面,深度剖析米勒执着乡村题材绘画的缘由,借此将人们的目光拉回乡村题材绘画上。     

如何理解“理性”与“资本”的关系?——基于“现代性逻辑”界定的考察

资本逻辑与理性逻辑作为两种界定现代性逻辑的方式,长期呈二元对立状态。之所以造成这种格局,是因为人们要么执着于理性的观念性,要么执着于资本的客体性。理性和资本应该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在资本逻辑的发展过程中被证明是可能的。这种统一是包含差别的统一:"资本"涉及现实的实践批判,"理性"涉及理论的形而上学反思;同时,"资本"蕴含着"理性"的逻辑,"理性"蕴含着"资本"的内容。只有把资本与理性看作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才能精确把握"资本逻辑"的要义,进而准确批判现代性的本质。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毛泽东农民文化现代化思想探析

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毛泽东从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培育农民的现代文化性格两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中国农民文化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实现路径,并进行了可贵的实践探索。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实践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要使农民文化在现代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地位;既要传承和发展农耕文明,又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错误倾向;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心骨。     

“伦理”与“精神”的诗意邂逅——樊浩学术自传之下部:“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正>如果要对三十年左右的伦理学研究做反思性概括,我最强调的是两个概念:一是"伦理",一是"精神",其集中表达和标志性话语就是二者同一所生成的"伦理精神"。在问题意识方面,"伦理"相对于"道德","精神"相对于"理性","伦理精神"相对于"道德理性"或所谓"实践理性"。在相当程度上,它们是在宗教型文化与伦理型文化两大文明的宏观视域下,试图发掘伦理型中国文化的独特资源优势,建构当代伦理道德的中国话语与中国理论所做的努力,也是试图为中国学术所做出的     

康德纯粹理性概念“演绎”初探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纯粹知性概念的演绎分为形而上学演绎和先验演绎,从而实现了对"真理的逻辑"的论述。与此相应,康德在对纯粹理性概念所进行的演绎也隐含了这一演绎结构,即纯粹理性概念的演绎同样分为形而上学演绎和先验演绎两部分。其中,形而上学演绎旨在分析理性自身的能力,以便从中探寻纯粹理性概念的起源;而先验演绎的目的在于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把握和使用纯粹理性概念,以免陷入"先验幻相"中。在康德看来,通过对纯粹理性概念所进行的演绎,不仅能够阐明"幻相的逻辑",也能够揭示人类理性的最终意图,同时又标志着纯粹理性批判的完成。因此可以说,对纯粹理性概念所进行的演绎不仅是康德知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关系到他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