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说真话”——“直言”的自我、他人与现代伦理

福柯批判了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对"启蒙"意义的阐释,但他同时也肯定并拓展了康德在自我批判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福柯发展出一套自我关怀与治理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直言"的实践形式。"直言"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它具有坦率、危险、真理、批判、责任的特征,并与"关照自己"产生密切联系,这种实践技艺致力于处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进而指导个人步入政治领域而治理他人。福柯运用"直言"这一古代形式来回应当下现实,让知识分子说出真话,关心他人与这个时代。     

新自由主义的幸存与金融化生命政治批判——一个福柯式的分析框架

在福柯生命政治的框架中,后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的幸存依赖于其所塑造的主体性形式。福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自我企业家在经济金融化中被进一步构建为以金融市场和金融信贷投资去调节和管理全部社会生活的金融化主体。这一主体以责任归属的内在化、风险偏好的个体化与环境行为的安全化,增强了新自由主义危机治理能力,延续与再生产新自由主义体制。     

不带引号的马克思——福柯、规治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即使人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消亡,但它将来某一天肯定会复活。我所希望做的……不完全是为一种真正的马克思平反昭雪,但肯定是为了把马克思从党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并还其本来面目,因为这种教条长期以来打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幌子而将其禁锢并僵化”(1994a,第457页)。福柯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①,但必须承认,福柯在自己的著作中真正谈论马克思的地方并不多。即使在这些著作中,对马克思的评论也是轻描淡写。事实上,福柯对自己与马克思的关系描写得最精彩的部分位于他在面对采访或在论坛中对所提出的问题的反应中。另外,福柯的某…     

关于“自我修身”观念的反思

福柯晚年对如下观点给予了特别关注:古代哲学可描述为一种生活方式;现代哲学何以变成了彻底的理论话语;基督教接续了古代的修身实践方式。然而,福柯的诠释有两点值得批判和反思:第一,他详述了斯多葛派所推崇的"自我实践",并视之为一种"自我技艺",过度强调了某种特定的"自我"观念,从而忽视了其所依据的宇宙理性;第二,他研究了"书写"的精神治疗价值,表明"书写"的目的是为了建构自我,但实际上并非"书写"建构自我,而是"书写"改变自我并使之上达普遍理性。总之,在"自我修身"的实践中,并不存在如福柯所言的单纯"自我关系",自我和宇宙始终是相合为一的。     

城市、空间与生态:福柯空间批判的启示与意义

权力和资本的干涉打破了城市空间中社会关系的平衡。反思权力逻辑是为了找到主体反抗权力的可能性和突破口。福柯发现权力通过介入不同的空间去界定领土、规训身体、调控人口,因此与权力相关的空间既有生产性又有规训性。福柯对权力的空间反思,启示我们塑造一种道德主体意识和生态治理理念,并通过技术与价值结合的治理方法将乌托邦和异托邦共存的治理原则应用于城市空间之中。只有面向实践的理论才能在现实的诉求中激发活力,并为现实困境提供解决的方法,这也正是我们在当代解读福柯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公共辩护理念

公共辩护理念是理解罗尔斯整个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从根本上说,公共辩护可以看作是自由平等公民间就他们在公共生活中采纳何种"相待之道"而进行的理由交换和论辩,它主要诉诸公民的实践理性,是公民彼此间要求理由和给出理由的一种实践。因此,政治领域的根本原则获得公共辩护的标准,不可能存在于某些理性无法理解的、未"祛魅"的实体那里;也不能等同于理论理性领域里的正确的逻辑推演或因果推导。这种检验标准只能是:在满足实践理性所有相关要求的条件下,它是自由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人们彼此都可以合理接受的原则。这个标准里蕴含着政治自由主义公共辩护事业的双重目标或双重要求:它试图为政治权威行使的正当性提供好的规范理由,但这些理由又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们可以合理接受的。     

生命政治: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

生命政治概念是福柯首先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讲中提出来的,与之相关的生命权力概念是建立在于"使人死或让人活"的主权权力概念的对立基础上提出来的。生命权力旨在"使人活和让人死",随着生命政治的诞生,人口统计学、优生学、卫生防疫学成为政治干预的主要领域。之后在《安全、领土和人口》中,福柯进一步提出了与生命政治相对应的安全机制,并认为这是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的主要特征。在福柯之后,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都承袭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并分别用赤裸生命概念和免疫体概念来重释福柯的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历史主义探究

"主体""历史"和"国家"是福柯思想中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论题。福柯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决定了其采取政治历史主义立场。此种政治历史主义不仅实施"区域批判",构建"反科学"和"反历史",以拯救"边缘知识"和"被征服的知识",还依据战争图式来探索历史-政治场域内权力关系的运作,阐发了以布兰维里耶为代表的、不同于以往哲学-法律话语的历史-政治话语,勾勒了西方生命权力形式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近现代演变史,展现了福柯政治历史主义之反普遍主义、反主体主义、反柏拉图主义、反霍布斯主义、反卢梭主义和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理论实质和思想创新。现代性批判的重点主要因福柯的思想工作而从19世纪的经济关系转移到20世纪的权力关系。     

契约观念与正当性——一个政治哲学史的视角

作为政治学的重要范畴,契约观念与政治生活中的正当性问题紧紧交织在一起。这一范畴有特定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背景,并在不同时代语境之中有其不同的内涵和特质。在西方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契约观念分别与政治服从的必要性、政治权威合法性和政府行为的范围与限度等问题密切相关。契约政治观念体现了人类实现自我治理的理想。     

论康德的启蒙观对福柯哲学的影响

康德对"何为启蒙?"的回答在西方思想史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把启蒙视为批判性的"出口",并将其置于人类通过自身努力迈向成熟理性的历史进程之中。福柯承继这种历史批判态度,从伦理与政治两个面向对康德的启蒙观加以解读,进而把启蒙视为一种关联于"现实性"的反身态度和"不被如此统治"的批判艺术,并以此为基础确立起启蒙的新任务:在"治理自己"与"治理他人"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以确保我们既能自主地使用理性,又能为理性的政治权力划界。     

契约观念与正当性——一个政治哲学史的视角政治与伦理

作为政治学的重要范畴,契约观念与政治生活中的正当性问题紧紧交织在一起。这一范畴有特定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背景,并在不同时代语境之中有其不同的内涵和特质。在西方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契约观念分别与政治服从的必要性、政治权威合法性和政府行为的范围与限度等问题密切相关。契约政治观念体现了人类实现自我治理的理想。     

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Ⅱ——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84

该著为福柯1984年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演讲,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治理”的续篇。在书中,福柯开始重新严肃面对主体建构的伦理问题,通过对直言的分析,将说真话模式、治理术和自我实践三者衔接了起来,进而实现了从知识主题到说真话主题,从统治主题到治理主题,从个人主题到自我实现主题的转换,由此才能理解真相、权力与主体的关系。     

福柯如何对待马克思?——一项环视学的尝试性探索

福柯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我们的问题是:福柯如何对待马克思?作为一位西方思想的叛逆者和创造者,他努力把马克思从当时法国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文章主要以《监视与惩罚》为例阐述福柯如何扩展了《资本论》关于"协作"的思想,借此发展战术、战略、权力、革命、治理术等概念,从而形成其自己的学说。与此同时,我们尝试性运用基于边沁环视监狱的环视观分析这些概念。环视观可能从建筑空间、社会空间过渡到理论空间。这意味着一种"理论环视学"是可能的。     

施米特的议会制论议

施米特通过确定加世纪20年代现实中议会制已经背离了其原则,揭示了议会制的危机.施米特的议会制论议背后体现了他对时代政治趋势的把握.这一趋势即是:随着大众政治的兴起,自由主义与民主二者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非理性主义的直接行动理论使持相对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议会理想与持绝对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专政理论均受挑战.探讨施米特在议会制问题上的有关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施米特早期政治思想,乃至西方议会制理论与实践,均具重要意义.     

试探自由主义和自由研究的指导

虽然自由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是目前国内介绍和探讨的自由主义种类似乎主要倾向于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包括文学自由主义)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对自由的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此外,目前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共时性方法和历时性方法,二者对自由的研究似乎都有一定的局限。自由主义的发展正向新的时期过渡,正向更多的领域扩张,也正在吸收、融化其它各种思潮从而不断的改变其理论内涵。对自由主义和自由的研究都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为本,求真务实,与时俱进。     

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政治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中最活跃和引人注目的领域 ,近几十年来 ,著名的思想家和重要的论著不断涌现。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翻译、介绍工作相当积极、多产 ,尽管如此 ,由于起步很晚 ,不少重要篇章至今尚未译 ,本栏目将择要选介 ,以期研究者和读者能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脉络和进展有一全面、深入了解。哈贝马斯访华 ,进一步激起了对他的思想的关注 ;当代政治哲学中 ,平等问题和正义问题一样处于中心地位。本栏目的介绍工作从这两个话题做起。     

实践智慧(phronesis)与"技艺"(techne)之喻——由亚里士多德引发的现代思考

亚里士多德虽然将目的在己还是在他作为区分实践智慧与技艺的重要标准,但是由于受“技艺”之喻此种潜在思想图式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智慧与技艺的划界并非无懈可击,为后代思想家们的进一步思考留下伏笔。马克思提升生产劳动为目的价值,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状态;海德格尔则对实践智慧与技艺的区分作了存在论的解读,以此对应人类自身本真-非本真的生存状态;阿伦特则更加注重和强调行动/实践智慧的政治涵义,以此对抗政治上的极权主义。     

西方治理理论的缺陷与马克思治理思想的超越

当前治理理论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状态。最早提出"治理"概念的西方治理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正面临着民主批判的两面性、国家定位的模糊以及对治理和治理理论可能性的怀疑三方面问题。这些冲突根植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个人-共同体"和"国家-社会"两个维度的矛盾。作为治理理论兴起背景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已经解体,治理理论发展需要新的政治哲学基础。马克思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结构关系的批判性观点,提供了超越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思想依托,与中国的治理实践共同拓展了治理理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自由主义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困境与危机

如何理解"宗教"与"宗教信仰自由"?前提是需要重新分析和审视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和道德伦理赋予"宗教"、"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西方历史与语境下的含义,并成为这一含义的理论基础。而在全球化时代,自由主义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解释不再无懈可击。本文意在区分我们所身处的时代与此前时代,自不同的维度理解既有概念,视"宗教信仰自由"为一个探寻的概念,丰富与发展"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以增强其适应性。     

从皮埃尔·阿多的批评看福柯晚期的主体观念

阿多在《关于〈关怀自身〉的反思》中批评福柯混淆了斯多葛派快乐和喜悦的概念,并过多地关注了自我。福柯晚期思想受到西方古典哲学家阿多的深刻影响,但他是带着自己的视角,有选择性地误读斯多葛派哲学。福柯悬置了斯多葛哲学的超越层面,集中论述斯多葛派哲学家对个体行动性的坚持,从而引导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思考自我。福柯的观点反映了他对多元的坚持,对个体价值的捍卫。